1948年3月21日，《东北日报》发出了一条消息，称：“冀察热辽五日电，“去年凌源起义的韩梅村将军所部民主救国军独立第一旅，顷扩编为冀热辽军区独立第6师，由韩梅村将军任该师师长。三月二十一日，该师在某处举行成立宣誓大会。”

同时报道了韩梅村的基本情况：“韩梅村将军现年四十二岁，湖南华容县人，自1926年起即历任国民党军嫡系部队各级指挥官及旅长、师参谋长等职。日寇投降后，出任蒋匪军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高级参谋兼保安第三支队司令，韩将军因反人民内战，乃于去年五月一日在凌源起义，所部即改为民主救国军独一旅，自任旅长。至七月间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时，令他的老上级、知己杜聿明感觉到疑惑不解的是，韩梅村是中央军的嫡系效仿，黄埔军校毕业生（实为学兵，后上了陆大军官学校），当时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形势，正是一片大好，不是什么兵临城下，迫不得已，可韩梅村怎么就“叛变”了自己呢？这使得杜聿明不得不考虑其他们之间的往事来。

二人真正相识于1930年，当时把唐生智的部队改编为教导第2师时，杜聿明任2旅6团1营中校营长，韩梅村任1旅2团机枪连少校连长为了作战需要，两支部队“同船渡海”，韩梅村对杜聿明的严谨治军留下深刻印象，杜聿明也对这位有智谋的黄埔三期学弟，印象颇佳。

1933年初，部队扩编为第25师时，杜聿明任第73旅旅长，韩梅村任其下属的146团团附，后来代理团长职务。在豫南剿匪时，韩梅村否定了第145团团长戴安澜休息一晚的决定，建议旅长杜聿明趁土匪崔邦杰部同样疲惫之机，穷追猛打，最终歼灭之。使得杜聿明对其更高看一眼。

同年3月，第25师驰援古北口，与日军作战，该师损失惨重，师长关麟征负伤后，由杜聿明升任副师长、代理师长职务，唯韩梅村率145团残部，坚守到最后关头。此役后，韩梅村升任第25师参谋处处长。

1934年秋冬及1935年春，第25师在北平开办青年学生培训班，由副师长杜聿明主持，做抗战宣传，韩梅村负责军事训练。期间，韩梅村因在北平接受进步人士思想，讲话做事无不流露出“左派”味道，杜聿明曾和他开玩笑说：“韩处长的鼻子向左歪了”。韩梅村自然不知，这时，师长关麟征已经对他动了杀机，是杜聿明保了他。

杜聿明离开第25军后，韩梅村的日子并不好过，曾一度遭受到第15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和第52军军长张耀明的排挤，1939年，还无缘无故地免了他的旅长职务，挂了个虚名的“师参谋长”，给了个降级处分及可笑的“记处死刑”，不是死缓，而是“记住，你已经被处以死刑了。”

失意的韩梅村于1941年到桂林休养，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接触到了中共地下党员肖漪萍、邓钧洪等人，思想有了很大转变。而老长官杜聿明也对其施以援手，三度邀请其到自己的部队工作。直到最后一次，韩梅村接受了他的邀请，出任杜聿明长官部的高参兼直属部队指挥官，具体谋划了云南昆明的事变，逼走了龙云。

韩梅村后随杜聿明到了东北，仍任长官部高参兼直属部队指挥官，后为保安三支队司令兼阜新市市长，杜聿明的意思是韩梅村家里孩子多，生活艰苦，让他发点“接收财”。可没想到，到了阜新的韩梅村立即和中共地下党组织打通了关系，对阜新一地实行了“二五减息”新政策，自己吃粗粮，不坐车，简直成了活脱脱的共产党，特务急忙把此事报告给了杜聿明，杜聿明还打圆场说，韩梅村清苦惯了，那是他的生活习性。不过还是对韩梅村加强了防备，尤其是在三支队军官的任用上。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韩梅村才在凌源毅然决定起义，在东北民主联军的接应之下，起义非常成功。因为当时的形势是国民党部队还占绝对优势，因而，韩梅村的起义影响很大。众人向杜聿明问及此事，杜聿明答，他是被八路军俘虏了。

数年之后，两位老人在南昌再见，韩梅村笑问：“我起义后给你写的信，说我对得起你，就对不起人民，为了对得起人民，也只有对不起你了。你收到了吗？”

杜聿明摇头不语。

韩梅村又问：“当初，你要是抓住我了，会不会要了我的命？”

杜聿明回答：“就是我想保你，老头子愿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