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情况可知,《三国志》没有裴松之的注文难以真实反映三国史

王哥说过去 2024-03-25 09:13:42

我国古代“二十四正史”之陈寿所著《三国志》,堪称纪传体史书中的杰作,后人对其评价颇高。不过,经裴松之为之作注后,通体简约爽洁、惜墨如金的《三国志》变得更加详实、耐读。

陈寿创作《三国志》一百三十余年后,熟读经史的南朝刘宋文帝刘义隆认为《三国志》“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故命中书侍郎、西乡侯裴松之(山西省闻喜县人)为《三国志》作注。

裴松之(画像)

随之,裴松之开始收集史料,践行皇命。公元429年(元嘉六年),引用了一百四十多种文献资料的《三国志注》完稿。

过程中,裴松之不但广引史料,大大地丰富了《三国志》的内容,还就原著的有关内容进行了相当精确地考证辨析。

下面,就跟大家聊一聊与之相关的几点情况。

一、增补已有。

陈寿的《三国志》对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过程、历史人物事迹的记载相对简略,叙述不够明确。裴松之广征博引,悉心增补,使读者能够比较详细、具体地知晓历史事实。

这一类的注文最多,也是《三国志注》最主要的部分。

如,《魏志•魏武帝纪注》借助曹魏史学家王沈与荀顗、阮籍编撰的《魏书》中的内容,补写了曹操于建安元年,在许昌开始“屯田自养”之事。

曹军“屯田”场景(画作)

《蜀志•诸葛亮专注》,引用东晋著名史学家习凿齿所著《汉晋春秋》,补叙蜀汉丞相诸葛亮于建兴九年,复出祁山,与曹魏军队交战的经过。

《吴志•孙权传注》引用西晋“儒学大师”虞溥之《江表传》所收录的,曹操于建安十三年的赤壁大战之前,给孙权的书信,以进一步明晰战前的态势。

在为《三国志》增补史料的过程中,裴松之还适时说明其补充的理由。

如,《魏志•王粲传附吴质传注》中,裴松之在引用了曹丕于建安二十三年所作的《与吴质书》之后,解释道:

“松之以本传虽略载太子此书,美辞多被删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备其文。”

《傅嘏传注》在引录西晋史学家司马彪之《战略》所记载的、傅嘏对讨伐东吴的意见时,补充说明道:

傅嘏(画像)

“司马彪《战略》载嘏此对,祥于本传,今悉载之,以尽其意。”

二、添加遗漏。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陈寿的《三国志》把三国时期的许多重要史实和有影响人物给遗漏了。为了使读者得到比较完备的历史知识,裴松之搜集资料,予以补充、添加。

如,《魏志•武帝纪注》通过《魏书》,补充了曹操于建安二十二年八月发布的“号令”;《魏志•明帝纪注》依据曹魏史学家鱼豢所著的《魏略》,添加了骑都尉孔桂的传记。

《魏志•王朗传附王肃传注》引用《魏略》,添加了曾为曹操军谋掾的贾洪等六人的传记;《魏志•杜夔传注》根据魏晋文学家、思想家傅玄之文,添加了古代著名机械发明家、曹魏时期的马钧的生平事迹。

机械发明家马钧(画作)

再如,《蜀志•杨戏传》的结尾部分,增添了《益部耆旧杂记》中所载的王嗣、常播、卫继三人的传记。这一内容,在现存的各种《三国志》版本中,都将其列为《三国志》的正文。清代学者钱大昕先生研究认为,其实是裴松之所补充的“注文”。

三、考辨讹误。

裴松之在为《三国志》补、添大量的历史材料的同时,还对原著的有关内容进行了讹误考辨。这一类的注文,可分为两种情况。

其一,是对《三国志》本身内容的考辨。

如《魏志•武帝纪》里说,建安五年,“官渡之战”以前,曹操“兵不满万”。

对此持怀疑态度的裴松之,通过搜罗到的数条证据,告诉读者,当时的曹军“未应如此之少”。他又根据《荀彧传》中荀彧所说的“十万之众”,进一步明确地得出结论:“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满万也’。”

官渡之战时的曹操(右)与袁绍(剧照)

《魏志•明帝纪》中说,魏明帝曹叡去世时,时年三十六岁。裴松之在注文中细加考证说,曹操在建安九年八月攻占邺城后,曹叡的生母甄氏才成为了曹丕的老婆,故而,曹叡应出生于建安十年。

据此推算:“计至次年正月,整三十四年耳;时改正朔,以故年十二月为今年正月,可强名三十五年,不得三十六也。”

此类讹误考辨中,裴松之有时也引用其他史家的考证,以说明《三国志》记载的错误。

如,《吴志•朱然传》中记载,赤乌五年,东吴大将朱然战败曹魏将领蒲忠与胡质。裴松之认为这一说法不准确,并在注文中引用东晋史学家孙盛之《异同评》,证明陈寿的记载是错误的:“误以吴嘉禾六年为赤乌五年耳。”

其二,是对其他史家记载的考辨。

如,《蜀志•诸葛亮专注》引用的鱼豢所著的《魏略》中记载,诸葛亮与刘备初次相见之事,是诸葛亮首先去求见刘备的。

诸葛亮在自己的《出师表》中却说,世事纷乱之际,皇叔刘备不仅没有小瞧身份“卑鄙”的他,而且降尊纡贵,亲自三次登门拜访他(“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向他请教安邦定国之策。

刘备(左)与诸葛亮(剧照)

通过分析研究,裴松之认为,在当时尚有知情人在世的情况下,诸葛亮不会撒谎。因而,裴松之断定:诸葛亮与刘备正式合作以前,“非亮先诣备”。

又如,《吴志•孙匡传注》引用了西晋“儒学大师”虞溥之著《江表传》。

其中记载的有关孙匡的事,裴松之考证认为:“《江表传》所表述的孙匡的作为,实际上是孙权’别生弟郎’的事,虞溥’误以为孙匡也’”。

综合上述种种可知,我们今天捧读《三国志》,研究三国时期的历史,必须高度重视裴松之的“注文”。否则,我们难以较全面、真实地了解、掌握魏蜀吴三国的历史。

主要参考文献:《裴注三国志》、《三国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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