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立煌是辽沈战役最大间谍？真相如何？毛主席多年后一语道破

1948年秋天，解放军发动辽沈战役前夕，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部总司令卫立煌的一系列指挥决策，至今仍然引发历史学界的激烈争论。他放弃救援锦州，固守沈阳的战略选择，究竟是军事判断的失误，还是另有深意？有人说他是无能，有人说他是故意，更有人认为他是内应。然而，毛泽东在多年后的一次谈话中，用寥寥数语道破了这段历史公案的真相。今天，让我们追溯历史的轨迹，从卫立煌的人生经历、军旅生涯和政治抉择中，寻找这位传奇将领在这场决定性战役中的真实角色。他究竟是一位被时代裹挟的军人，还是一位洞察历史走向的智者？或者，这其中另有隐情？

一、卫立煌的早期军旅生涯与成长轨迹

1896年，卫立煌出生在安徽合肥一个地主家庭。当时的合肥，作为皖系军阀的大本营，军事氛围浓厚。15岁那年，辛亥革命爆发，年少的卫立煌毅然剪去辫子，加入了安徽革命军。这个决定，让他与军旅生涯结下了不解之缘。

1912年春，卫立煌进入湖北陆军学兵营学习。在这里，他不仅系统地接受了军事训练，更重要的是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判断。当时北洋军阀势力如日中天，不少军校学员都争相投效，但卫立煌却选择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

1916年，他远赴广东，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在广州，卫立煌被任命为孙中山的警卫团排长。这段经历对他影响深远，使他亲身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政治变革。在警卫团期间，他与张发奎、叶挺、薛岳等后来的重要军事将领建立了深厚友谊。

1924年，孙中山逝世后，卫立煌面临着重要抉择。此时的广东军界派系林立，各方势力角逐激烈。卫立煌的直属上级许崇智逐渐被排挤，但他凭借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成功地加入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并被提拔为少将团长。

北伐战争爆发后，卫立煌在讨伐孙传芳的战役中崭露头角。在浙江金华之战中，他率部采取迂回包抄战术，一举突破敌军防线，为国民革命军攻占浙江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次战功为他赢得了蒋介石的赏识，被任命为第14师师长。

值得注意的是，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后，与卫立煌共事多年的叶挺选择了参加南昌起义，而张发奎和薛岳则因反对蒋介石而逐渐淡出军界核心。但卫立煌却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上，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智慧。他既没有公开支持＂清党＂，也没有激烈对抗，而是选择了相对中立的立场。

1928年，卫立煌在镇江与崇实女子学校校长朱韵珩结婚。朱韵珩与宋美龄交好，这门婚事某种程度上巩固了卫立煌在国民党内的地位。然而，卫立煌并没有因此沉溺于政治联姻带来的好处，而是继续在军事上追求进步。他率领部队参与了多次重要战役，在与地方军阀的战斗中屡建战功。

到1930年代初期，卫立煌已经成长为一位成熟的军事指挥官。在这个过程中，他始终保持着军人的本色，注重实战经验的积累，同时也善于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把握分寸。这些特质为他日后在更大的历史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从中央军嫡系到被边缘化的过程

1930年代初期，卫立煌在中央军中的地位看似稳固。他不仅是蒋介石倚重的将领之一，还通过与朱韵珩的婚姻建立了与宋美龄的间接联系。然而，随着黄埔系将领的逐步崛起，卫立煌的处境开始发生微妙变化。

1934年，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卫立煌担任中路军第六纵队指挥官。虽然他在金家寨战役中取得了重要胜利，但这次战役后，蒋介石对军队的整编开始向黄埔系倾斜。陈诚、胡宗南等黄埔将领逐渐成为军中新贵，而卫立煌这样的非黄埔出身的将领，即便战功显赫，也难以跻身最核心的圈子。

1936年的军事整编中出现了一个细节：卫立煌的第十四师被拆分重组，部分精锐部队被调配给了黄埔系将领。这种人事调整表面上是为了加强军队战斗力，实则暗含着蒋介石对军队系统的重新布局。在这次整编中，卫立煌虽然获得了晋升，但实际指挥权却有所削弱。

西安事变后，军队中的派系之争更加明显。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初期，卫立煌被任命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这个任命看似重要，但该集团军的部队构成复杂，既有中央军，也有地方部队，指挥协调难度很大。与此同时，以徐永昌、顾祝同为代表的浙江籍将领，以及以陈诚、胡宗南为代表的黄埔系将领，都获得了更为重要的战区指挥权。

1938年的武汉会战中发生了一件耐人寻味的事。卫立煌提出的战术建议屡次被战区司令部否决，其中一些建议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这种被排斥的情况，与1937年淞沪会战时期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的卫立煌还能直接向蒋介石建言，并得到采纳。

中条山战役前后，卫立煌的边缘化趋势更加明显。1941年，他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这个位置表面上很重要，实则处于晋绥军、八路军等多方势力的复杂环境中，军事指挥自主权受到严重制约。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度明显下降，这从军令的发布频率和详细程度就能看出来。

更具戏剧性的是，1942年初，卫立煌主动请缨指挥中条山战役，但战前准备阶段，他提出的多项装备和兵力调配要求都未得到满足。这与同期胡宗南在华北战场得到的优厚支持形成了强烈反差。中条山战役的失利，进一步加剧了卫立煌在中央军中的困境。

到1943年，卫立煌虽然仍然保持着较高军衔，但在重要军事决策中的发言权已经大不如前。他的处境，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非黄埔系统将领在这一时期普遍面临的困境。这种边缘化过程，为他后来在东北战场上的重要抉择埋下了伏笔。

三、抗日战争中的特殊表现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卫立煌在第二战区的表现引人注目。作为战区司令长官，他采取了一系列不同于其他战区的特殊举措。在军事外交方面，卫立煌主动与驻华外国军事观察团建立联系，通过他们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1938年初，他更是破例允许美国记者白修德深入战区前线采访，这在当时的军事管制下是极为罕见的。

第二战区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其同时与八路军、晋绥军等多支抗日力量接壤。在处理与这些部队的关系时，卫立煌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灵活性。1939年春，他多次派员与八路军建立联系，协调作战行动。在一份解密的电报中显示，他曾向八路军提供过重要的情报信息，帮助其避免了日军的一次重大包围。

1940年，卫立煌在第二战区推行了一项特殊政策：允许地方游击队与正规军建立合作关系。这项政策虽然没有得到南京方面的正式批准，但实际上为当地的抗日力量提供了重要支持。同年夏天，他还暗中默许了八路军在战区内开展统战工作，这在其他战区是绝对禁止的。

中条山战役是卫立煌军事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1941年5月，日军发动进攻前，卫立煌就已经发现了敌军的调动迹象。他连续向最高统帅部发出警告，但未得到足够重视。战役开始后，卫立煌的部队在装备和补给都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了将近一个月。这场战役的失利表面上是军事失败，但背后却暗藏着更深的原因。

1942年，卫立煌被调任远征军总司令，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职务。在缅甸战场上，他面对的不仅是日军，还有复杂的国际关系。他与美军史迪威的合作，展现出了高超的外交手腕。在一次重要会议上，卫立煌提出了＂联合指挥＂的建议，这个建议得到了盟军的认可，成为后来中美军事合作的重要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在担任远征军总司令期间，卫立煌与多位民主人士保持着密切联系。他通过驻印军事机构，与当时在重庆的民主党派人士进行秘密通信。这些通信的内容，直到战后才逐渐被揭示。1944年初，他甚至安排了一些进步青年通过军方渠道前往印度，这些人后来都在抗战胜利后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第二次远征军入缅作战中，卫立煌采取了一系列创新性的战术。他改变了传统的指挥方式，赋予基层指挥官更多的战术决策权，这在当时的国民党军队中是很少见的。这种改革不仅提高了作战效率，也为部分军官接触新思想提供了机会。

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卫立煌在军中的声望达到顶峰。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却开始频繁与一些被视为＂异见人士＂的知识分子接触。这些接触虽然表面上是以军事研究为名，但实际内容却涉及到了更广泛的政治议题。

四、东北战局中的关键决策

1945年8月，随着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卫立煌被任命为东北行营主任。这一任命来得突然，当时他正在昆明整编远征军。9月3日，他抵达长春，立即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局势。苏军控制着主要城市和铁路枢纽，中共军队快速向东北渗透，而国民党在当地几乎没有可用之兵。

在东北初期，卫立煌采取了一系列非常规举措。首先，他打破惯例，不等南京方面的详细指示，就主动与苏军建立联系。9月中旬，他派出了由工程师和翻译组成的特别小组，与苏军就收复日占区的具体事宜进行谈判。这个举动在当时是极其大胆的，因为按照常规做法，这类外交接触需要通过外交部门进行。

更引人注目的是卫立煌对待原东北军和伪满军队的态度。10月初，他下达了一道特别命令，允许原东北军和伪满军队的基层军官保留职务。这份命令与南京方面要求严格甄别的政策明显不同。在实际操作中，他还特别关注这些部队中的技术人员，为他们安排了专门的安置方案。

1946年初，东北局势急转直下。1月，苏军开始陆续撤出，但在撤离过程中，大量军事装备被留给了中共军队。面对这一情况，卫立煌采取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行动：他下令部队不得阻拦苏军的撤离行动，同时暗中记录所有被转移的装备清单。这份详细的记录后来成为了重要的历史档案。

在处理东北民生问题上，卫立煌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关注。2月，他组建了＂东北善后救济委员会＂，这个机构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成员包括了各界代表，甚至有一些被认为是＂左倾＂的知识分子。委员会的工作重点不仅包括救济，还涉及到了工业恢复和教育重建等领域。

3月，随着战事扩大，卫立煌面临着是否全面接收东北的重大抉择。在一份给最高当局的报告中，他详细分析了东北的实际情况，特别指出了铁路运输和工业基础设施的严重损毁状况。这份报告实际上暗示了全面接收东北的困难性，但这个信息在当时并未得到充分重视。

4月，形势进一步恶化。在这个关键时刻，卫立煌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他将东北行营的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这使得一些城市能够相对独立地处理当地事务。这个决定在当时看来是违背中央集权原则的，但实际上为后来的局势发展留下了回旋余地。

到1946年6月，当东北战事已经明显对国民党不利时，卫立煌仍在坚持推行他的＂绥靖政策＂。他继续保持与地方实力派的联系，并试图通过经济手段来稳定局势。这些措施虽然收效有限，但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当地社会秩序的崩溃速度。最终，这些决策也为他后来的去向埋下了伏笔。

五、最终投诚与晚年生活

1948年9月，东北战局已成定局，卫立煌在沈阳做出了历史性的抉择。9月12日，他召集了东北行营的核心成员，进行了长达六小时的会议。会议结束后，他立即派出了三支秘密联络小组，分别与东北民主联军、地方实力派和驻外机构进行接触。这个举动显示出他早已开始为东北局势的转变做准备。

在此期间，卫立煌采取了一系列出人意料的行动。首先，他下令将东北行营的重要档案分类处理，其中大量涉及民生的文件被妥善保存，而一些敏感的军事文件则被销毁。同时，他还安排东北行营的工作人员分批撤离，优先考虑那些可能面临政治风险的人员。

10月初，一个关键性的事件发生了。卫立煌接到了一份来自南京的密电，要求他坚守沈阳直至最后一刻。然而，他并未按照指示行事。相反，他开始与当地的工商界人士密集接触，为沈阳的和平接管做准备。在这个过程中，他特别注意保护了一批重要的工业设施和文教机构。

11月1日，在形势已经完全明朗的情况下，卫立煌做出了最后的决定。他派出了最后一批联络人员，与解放军进行了直接接触。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安排了一系列和平交接的具体事宜，包括维持城市秩序、保护重要设施等。这些安排为沈阳的和平解放创造了条件。

投诚后的卫立煌并未立即获得重用。1949年初，他被安排在北京就任政协委员，开始了一段相对平静的生活。在这期间，他开始整理自己的军事经验，写下了大量关于抗日战争和东北战役的回忆材料。这些材料后来成为了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

1950年代初期，卫立煌的生活重心转向了教育和文化领域。他参与了多项军事史料的整理工作，并在相关会议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抗战历史的讲话。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些讲话中始终保持着客观的态度，既不回避自己的历史责任，也不刻意美化过去。

1954年，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出现了。他被邀请参与编写抗日战争史，这项工作使他能够系统地回顾和记录这段历史。在编写过程中，他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特别是关于中条山战役和远征军的一些内幕情况。

晚年的卫立煌过着简朴的生活。他的住所位于北京一处普通院落，每天的主要活动就是整理资料和会见一些老战友。有记载显示，他经常接待来访的历史研究者，为他们提供第一手的历史资料。1960年，他完成了最后一批战争回忆录的整理工作，这些材料后来被收入军事科学院的档案库。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卫立煌始终保持着对历史的关注。他特别关心年轻一代对抗战历史的认识，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准确记录历史的重要性。1955年，他在参加一次老战友聚会时，详细讲述了东北易帜前后的经过，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谈及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