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5月26日，彭老总在洛川土基镇召开西野前委第二次扩大会议，总结不久之前的西府陇东战役。
尽管在会议上，彭老总就战事失利承担了责任，但也狠狠批评了时任四纵司令员的王世泰，认为在西府陇东战役中，王世泰率领的四纵擅自后撤，无组织无纪律，就是杀头也不过分。
当然，这句批评的分量无疑是很严重的。
不少人认为，王世泰后来之所以未参加授衔，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西府陇东战役失利。当然这种说法纯属猜测，因为授衔时王世泰已经被调到地方工作，原则上不参与授衔。
时隔多年后，王世泰还在回忆录中详细的写了西府陇东战役时四纵包括西野存在的问题，认为把战役失利的原因全部归咎于四纵很不合理。
值得一提的是，彭老总在西府陇东战役后，曾大面积的调整西野的干部，但王世泰仍任四纵司令员。
王世泰虽然没动，但从野司包括四纵司令部的领导组成则有了很大的变化。
原四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阎揆要上调任野战军参谋长，原野战军参谋长张文舟调四纵任参谋长，两人来了一个对调。
原四纵警三旅旅长黄罗斌调地方部队任职，任独立第二师政委。原警三旅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郭炳坤接替任旅长。
孙超群任4纵副司令，朱辉照任4纵副政委。
一从野战军参谋长调任纵队参谋长，张文舟可以说是此次战役中调整职务最大的人。
1955年9月，张文舟被授予少将军衔，很难说不是受此次战事失利导致。
不过，也不能如此绝对的去看待这件事。
相比于其他诸多开国将军，张文舟资历其实比较浅，他是山西人，1912年出生，早年考入冯玉祥部西北军陆军军官学校，后来一直在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中任排长。
当时，我党在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中从事兵运工作，张文舟也深受影响。
1932年，张文舟加入中国共产党。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张文舟受党组织委派到东北军中继续从事兵运工作。
1935年初，张文舟在陕北参加红军。
纵观张文舟将军一生不难看出，他在部队中任军事主官的时间比较少，多数时间在司令部作战科，分管作战工作，配合军事主官，加上他本身是科班出身（上过军校），因而上级根据他的能力，调他负责参谋工作。
抗战时期，张文舟留守陕甘宁根据地，负责保卫党中央。
1946年5月，全面内战爆发前，张文舟调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参谋长，协助联防军首长指挥下辖的五个旅以及军分区。
直至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中央决定成立西北野战兵团（不久后改称西北野战军），张文舟出任野战军参谋长。
也因为当时出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是彭老总，张宗逊任副司令员，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所以张文舟理所当然的被认为是野司首长中与彭老总比肩的将领。
这样的理解不能算错，但也需要细致的了解。
之前我们聊过西北野战军，也提到过中央对彭老总的任命。
事实上，彭老总出任西北野战军，是属于降任，毕竟彭老总那时是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指挥野战军作战，毛主席称他是“临危受命”。
也因为彭老总的身份地位太高，无形中拔高了西北野战军各级领导的构成。
不过，可以同样这样理解，张文舟当时作为野战军参谋长，在配合彭老总指挥西北野战军，也是劳心劳力，付出了很大的心血与精力。
二作为西北野战军参谋长，张文舟被认为是最了解胡宗南的人。
1947年2月，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当时西北野战军的兵力满打满算只有两万多人，如果正面硬拼，只会白白消耗自身实力，甚至还有可能全军覆没。
当时，毛主席建议彭老总采取“蘑菇”战术：
“我们两万多人要消灭二十多万敌军，就得有正确的作战方针。第一条就是采用蘑菇战术，靠你们作磨心，牵敌人，一磨敌人，让敌人围着打转。等它疲劳了，饿极了，就寻机会歼灭它，一个月歼灭他几个团，过不上一年光景，情况就会好转。”
不过，“蘑菇”战术想要顺利实现有个很大的前提，就是建立在对敌人非常了解的情况下。
这时候张文舟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他常年在参谋岗位上工作，又在西北工作多年，对西北的地理地势很了解。
胡宗南占领延安后，骄矜自满，一度认为我军撤离延安是溃退，除了将其指挥所从洛川迁至延安外，还计划出动大规模兵力寻求与我军主力决战。
当时，西北野战军以一小股兵力在安塞方向活动，吸引胡宗南注意，主力隐蔽在隐蔽集结在延安东北甘谷驿、青化砭等地。
1946年3月21日，胡宗南以主力整编第1、第90师共5个旅由延安向安塞方向急进，另外调整编27师31旅旅部率第92团由延安东南的临真镇前出青化砭，保障其主力翼侧安全。
21日夜，西北野战军截获胡宗南这一情报后，彭老总立即召集野司开会，决定在青化砭伏击敌军。
为了对地形有所了解，张文舟陪同彭老总等野司首长察看地形，就在众位首长研究作战办法时，张文舟已经将各个据点、地形了如指掌，并在内心估划了几个作战方案。
等到众人回到野司后，张文舟便立即将所思所想和盘托出，受到彭老总肯定。
后来西北野战军采用蘑菇战术，连续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取得胜利，初步稳定了西北战局。
首战即获得如此巨大成功，彭老总对张文舟刮目相看，在后来作战时，每次察看地形，总不忘记带张文舟。
张文舟自己从事参谋工作多年，也有一项特殊能力，他不仅仅是对西北的山川地理非常熟悉，而且对于勘察过的地形更是能熟记心头，哪怕是彭老总提到一个特别小的地名，张文舟也能在地图上指出来。
不仅如此，在彭老总正式拍板某一战役计划时，张文舟往往已经根据彭德怀之前的大致思路和敌我情况，拟定出几份作战方案。
因为西北战场严酷的环境，加上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央纵队坐镇陕北，张文舟心里都很清楚，他们不能够出现任何一丁点失误，所以在每到一地，住处尚未找到，张文舟便命令通信科迅速架设电台，同中央的电台保持联系，以便于随时接收中央指示。
也因为张文舟始终保持着这份高强度的责任感，西北野战军作战总是能够料敌先机，并取得沙家店战役、瓦子街战役等多次重大胜利。
三不过很遗憾，张文舟在西府陇东战役期间，还是出现了疏失。
综合来看，张文舟出现的最大的疏漏，就是没有预料到西府陇东战役中，马步芳、马继援的整编82师惠突然横插一杠子，甚至也没有预料到，此前一贯慢腾腾的裴昌会兵团会突然加快速度，以至于西北野战军遭到敌军两面夹攻。
当然，整个战事失利，并不能归咎于一人一事。
没有料敌于先，是张文舟身为参谋长疏漏的原因，而负责阻援的四纵擅自后撤而不经过野司，则是王世泰的责任。
西府陇东战役之前，西野整体存在轻敌的思想，这或许才是整个战事失利的重要原因。
以至于时隔多年以后，彭老总在回忆中在谈到这一战时，他并没有把失利的责任归咎于任何人，而是认为自己有责任：
“在宜瓦战役取得胜利之后，西北野战军应当紧缩兵力，进行休整，但当时陕北和晋绥干旱，粮食匮乏，于是产生了轻敌思想，想打下胡宗南的后勤基地宝鸡，既解决部队吃饭问题，又破坏了国民党军后方，一举缩短解放西北时间。结果胡宗南迅速从延安和河南调集重兵，勾结马继援向我夹击，我军不仅被迫早早撤出宝鸡，而且一路上被动挨打，部队搞得很疲劳。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在行动上是冒险主义。”
总而言之，西府陇东战役后，因承担战事失利的责任，张文舟受到了处分，降任四纵参谋长。
值得一提的是，彭老总并没有因为一场战事失利，就完全把张文舟弃之不用。
1949年2月，第一野战军成立后，张文舟任第四军参谋长，6月西第一野战军成立第二兵团，张文舟升任第二兵团参谋长。
1950年9月，中央决定以第二兵团机构为基础组建军委摩托装甲兵司令部。张文舟出任装甲兵参谋长，协助许光达建立装甲兵规章制度，开展各项业务工作。
1951年7月，原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参与板门店谈判，彭老总特意点名张文舟来朝鲜，出任志愿军代参谋长。
张文舟出任志愿军代参谋长后，虽然大规模的战役已经结束，但是前线仍然有零星小规模战斗，张文舟领导志司参谋工作，仍然沿袭以往的谨慎风格，并细化了野司参谋工作的规章制度，在后续的战役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不过有个很遗憾的事情是，1952年，张文舟被评为正军级，1955年9月，张文舟被授予了少将军衔。
有人认为，张文舟被授予少将，与西府陇东战役失利不无关系，可我认为，即便是有关系，那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
之前我们就聊过，张文舟的资历较浅，虽然说衡量一个人的功绩，资历只是其中之一，可也不能说不重要。
另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彭老总一直把张文舟视为自己的老部下。
彭老总一贯御下就很严格，亲侄子彭启超军衔就被硬生生压低了一级，对张文舟自然就不例外。据说当年张文舟名字确实在中将名单中，但彭老总看到后，基于上述考虑，认为授予张文舟少将比较合适。
张文舟将军一生兢兢业业，唯一不变的就是要求严格，他对身边的秘书要求就是不能错一个字，令许多在将军身边工作过的人印象很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