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5月，全军精简编制，原来的十一个大军区调整为七个大军区，原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张万年被平调到广州军区任副司令员。

到这一年，张万年已57岁。

人生已到六十岁大关，张万年此时也萌生了想要退下来的想法。

离开武汉前，张万年将军挥毫泼墨，写了一首诗：

离别黄鹤楼，

携眷赴广州。

再干几年头，

驻惠度春秋。

张万年诗句里表达的意思相当明显，就是到广州去，再干几年然后就休养，甚至准备把家也安在广州，就不来回搬迁了。

不过，让张万年也没有想到的是，在广州军区干了也不过才两个念头，到1987年11月，原广州军区司令员尤太忠调到了中央，出任中央军委纪委第二书记，他就顺理成章的接替出任了广州军区司令员。

据说尤太忠到北京后，邓小平出于尊重这位老将军，特意问他广州军区司令员人选的问题，尤太忠不假思索的说：

“以张万年同志的工作能力，完全可以接过广州军区的重担。”

张万年将军也是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一个老兵。

1928年，张万年出生于山东黄县一个贫苦的家庭，抗战时期在胶东参加八路军，194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参军后的张万年一路跟随部队南征北战，立下数次赫赫战功，解放战争时期，张万年担任部队首长警卫员，曾两次把负伤的首长背下火线，后来被传为一时佳话。

1949年3月25日，张万年作为英模功臣代表，在北平西苑机场接受了毛主席、朱老总的检阅。

张万年还开创过一个记录，就是以不到20人的兵力，俘虏了敌军1500人。

1949年4月，张万年跟随四野大军南下，参加衡宝战役，一路追击着桂系白崇禧的主力到了广西境内。1949年12月，41军在解放桂林后，一路势如破竹，123师因为动作太快，已经当先一步赶到了容县以西的罗秀圩，堵住了国民党军48军撤退的通道。

张万年所在的123师369团当时已经远远越过主力部队，甚至越过了国民党军残兵到了容县西南的兴业地区，距离罗秀圩90多公里，在123师主力在容县西南围住国民党军残兵后，被军部下令撤回，参与围歼这股溃兵。

369团接到命令后，立即动身往回赶，张万年作为369团通讯股股长，率领通信排当先一步出发，负责给全团做好通讯保障。

尽管全排战士们都很饥饿，但一想到已经堵住了一大坨敌人，每一个战士们的精神都很高涨。

张万年将路上抓过来的俘虏进行审问，得知前面石头圩有大约一个连的敌人，当即报告给了团长江海，江海火速下令：

“全团进军石头圩。”

事实上，等到江海率领张万年一行20几人赶到石头圩的时候，才发现山沟里躺着的根本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上千敌军，因为太困，此刻正挤在山沟里睡着。

团长江海考虑再三，决定缠住这股敌人：

“眼下敌人并不知道我们只有20几个人，我们马上对石头圩做出四面包围的架势，让他们投降。敌人如果不投降，我们就想办法缠住他们，不让他们逃跑，等我们的人上来以后再消灭他们。”

张万年深以为然，于是主动请缨，率领几个通信兵悄悄爬到前面，占领了有利地形。

几乎没费什么功夫，江海、张万年一行人就俘虏了这上千敌人，而且还是一个成建制的保安团，敌人一直到被俘了以后，才发现我军只有区区十几人，顿时懊悔不已。

新中国建立后，张万年先后担任陆军第41军123师369团司令部作战股股长、军司令部作战科参谋。

1968年6月，张万年升任43军127师师长，该师是有名的铁军师。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张万年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些许影响。

1971年9月25日，张万年接到军部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以一种急切的声音嘱咐他：

“稳住你的政委关光烈，千万看住他，不要让他跑了。”

张万年突然接到这个命令，心里一头雾水，但面对他的询问，电话那边并没有解释太多。

政委关光烈是他的搭档，两人之前关系一直很不错，但上级的命令不能违背，不久之后，张万年又接到命令，把关光烈带到郑州，为了稳住他，张万年以军委开会的名义，与关光烈一同乘坐火车到了郑州。

一直到到了郑州以后，张万年才明白事情的原委。

不过，也因为这件事情，张万年后来也被当成怀疑的对象，上级派人来铁军师闻讯，曾质问张万年：

“关光烈有问题，你就一点都没有察觉吗？他就一点没有跟你透露？”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张万年饱受压力，但他还要照常工作，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还特别鼓励他：

“你是师长，铁军师不能垮，否则，唯你是问。”

幸运的是，组织上就此事询问关光烈，关光烈据实回答称：

“张万年对毛主席的感情那么深，对党那么忠诚，如果我当时敢把那些事告诉他，他肯定一枪就把我给枪毙了。”

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对调，杨得志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当时对张万年的审查还没有结束。

一次铁军师开会，生性刚烈的张万年忍不住摔了手里的茶杯，事情直接惊动了军区。

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很爱惜人才，他带着人亲自到铁军师调查情况，还主持全师干部大会，并在会上讲话：

“铁军师不是林彪的部队，是党的部队，九一三事件只涉及关光烈一人，不涉及其他任何人，组织上对铁军师的干部是信任的，包括你们的师长张万年。”

一句话，彻底卸掉了张万年连续几年背负的包袱。

1978年年底，张万年接到中央命令，率领127师赶赴广西宁明县原峙浪乡爱店大队一带集结备战。

应该说张万年的出现，让对面的越军心惊胆战，对面驻守禄平县一带的越军更是公开打出口号——“消灭一二七，活捉张万年”。

张万年1968年出任铁军师师长之前，曾以广州军区作战部部长的身份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赴越南溪山学习组考察学习（名为学习，实为顾问），见识过越军的“三板斧”，因此越军就对张万年很是重视。

回国后，张万年出任127师师长，当时的127师空有“铁军师”的名号，但因为部队已经很多年没有打仗，战士们都是新兵，平素训练也抓的不够紧，导致战斗力下降了不少。

张万年上任伊始，便主抓127师的军事训练工作，仅用了半年的时间，便使得部队有了明显起色。

张万年带着部队到广西宁明县集结后，主要负担的任务是经禄平包抄谅山，然而当时越军在前沿修建了一连串葫芦型的阵地，并且在沿途各个制高点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我军想要进禄平，就必须一个阵地一个阵地的夺取。

“不行，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要取胜就必须要出其不意，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张万年集中了一支精锐的尖刀连，在我军正面掩护下迂回到敌人“葫芦”阵地的末端高地，切断了敌人禄平与支马间联系，127师各部也随即采取了迂回分割的战术，仅半天的时间，就突破了敌前沿各处阵地。

有意思的是，张万年带着127师打进禄平县，看到了随处张贴的标语，只是微微一笑说了一句：

“标语说明了一件事，他们是知道我张万年的，知道我们是‘铁军师’的。”

整个对越反击战，张万年的师指挥部一直处于靠前位置，据说越南当局还专门派出了一支精锐的特工小队“黑玫瑰女特工小分队”，意图刺杀张万年，结果走到半路，这支特工小分队就被127师侦察连派出的一个班给团灭了。

1979年3月3日19时，因正面担负进攻任务的部队尚未赶到指定地点，因此军区推迟了进攻时间，但当时127师2个营先期已经过河，如果不撤回来，一旦遭到敌军突袭，两个营损失太重。

广州军区的首长们当时倾向于撤回来，张万年当时考虑再三，最终拍板决定，不撤回来。

“以攻为守，指南打西，搞乱对方的神经，提前瓦解对方重兵可能对我过河部队的攻击行动。”

一个晚上的时间，张万年连抽了七包烟，结果就是搞乱敌人行动的目的达成了，根本无暇顾及我军控制的渡口。

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张万年却差点出了事儿。

就在凌晨十分，张万年准备退回师前指所在的无名高地时，前指突然遭遇越军特工队的偷袭。

不久之后，张万年收到报告，称师前指遭到敌特工队偷袭，他所乘坐的汽车被打了16个弹洞，一名译电员不幸牺牲在战斗中。

就在这时，军长褚传禹打电话给127师前指，张万年接起电话，紧张的“喂、喂”了两声，不料电话那头满腹狐疑：

“你是不是张万年？你是不是张万年？”

张万年也纳闷，连声解释。对面褚传禹这才松了口气。

“人家电台正在广播，说他们的特工队把‘铁军师’师部消灭了，还活捉了师长张万年，正在押送途中！”

一听这话，张万年勃然大怒：

“胡说八道。”

褚传禹反复征询张万年，部队所在的位置，他所在的位置，张万年告诉军长：

“我就在河边上，离前沿只有100米。”

褚传禹担心他的安全，电话里头就发了火，让他依照安全条令退回安全的位置，张万年却回答道：

“军长，上战场打仗，还能带上条令？”

1979年3月5日，新华社发表声明，我军开始陆续撤军。

尽管铁军师在返程途中做了周密的计划，但越军时不时的挑衅，铁军师还是吃了一点亏，保障全师侧翼安全的391团九连五班郝修常等一个班的战士在执行搜索警戒任务时，突遭越军一个加强连200余人围攻，奋战之下不敌，全员壮烈牺牲。

消息传到师部后，张万年罕见的大发雷霆，立即下令全师暂停后撤，配合9连打响反击。

一个师气势汹汹的调转枪头，吓的越军后来再也不敢尾随追击我军。

余怒未消的张万年命令所有炮兵集中火力向越军集中地点开火：

“打了这么久，用炮火向他们告个别，警告他们，中国人民碰不得！‘铁军师’碰不得！”

回国后，张万年仔细思考了战场得失，写了一篇文章《杀鸡用牛刀——师长张万年谈集中兵力打歼灭战问题》，被刊登在1979年3月30日出版的《解放军报》上，这也是自对越反击战以后，《解放军报》首次刊登此类文章。

张万年的这篇文章，也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关注。

要知道到这年张万年也不过才51岁，正符合邓小平“干部年轻化”的用人标准。

1981年3月，张万年出任43军军长。

1982年9月，张万年作为中央军委挑选出来的优秀干部代表，出席了党的十二大，并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不到一个月，张万年升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

这一年，张万年也只有53岁。

许多从战争年代走来的老将军，诸如尤太忠、郑维山、王必成、张爱萍等将军，都向中央推荐了张万年。

只是张万年将军自己不知情。

1985年5月，全军十一个大军区调整为七个，保留北京、沈阳、济南、南京、广州、成都和兰州军区，撤并武汉、福州、昆明和乌鲁木齐军区。

武汉军区被撤销后，杨尚昆找到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周世忠将军，询问他今后的就职意愿，然而周世忠将军对中央说的话是：

“我考虑了很久，还是决定退吧，不过我想向您推荐一个人，他就是张万年，他很有能力，希望组织能重用。”

中央后来充分考虑了周世忠将军的意见，张万年调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

1987年11月，张万年将军接替尤太忠将军，出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是邓小平采纳了尤太忠的意见做出的决定。

张万年将军出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时，最初上门请示工作的人特别多，一开始张万年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但后来他发现了不对劲儿，军区司令部的一部分工作调整，特别是战略调整，有些与尤太忠将军在任是做法背道而驰。

张万年只是略一考虑，就明白了其中的关键，为此他特意召集军区主要领导干部，召开了一次临时沟通会议，会上张万年严肃强调：

“我们根本不需要“另起炉灶”，想必大家也明白我的意思了。”

在场有些人顿时羞得面红耳赤，因为他们知道，张万年将军是在对他们做不点名的批评。

1990年4月，张万年将军又调任济南军区司令员。

到济南军区赴任时，张万年将军年岁已经不轻，当时中央军委征询他的意见时，将军毫不犹豫的点头答应，却提了一个要求：

“我今年快63岁了，到济南再干两年就到了休息的年龄，我在广州的家就不搬了。”

直到此时，张万年仍然做的是退休的打算。

张万年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期间，邓小平数次南下广州、上海，回来时都要在济南停留，听取他的汇报。

当然，那时的张万年也没有想到，这是邓小平对他的考察。

1992年10月6日，在党的十四大前夕，邓小平给中央政治局写信，推荐张万年出任总参谋长，并在信中强调：

“特别突出的，要有勇气提拔，在提拔过程中培养。我在常委会上说过，十四大是真正的换代。张万年此人可堪重用。”

张万年是济南军区选出来的党的十四大代表，正住在京西宾馆，完全没有想到中央接下来对自己的安排，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张震找他谈话时，他也仍然是一脸的不可置信。

张万年将军晚年谈起这件事，仍然感觉有些意外：

“我是个穷苦人家的孩子，我能有今天的一切都要感谢党组织的培养，对于党组织的安排我坚决服从，但是让我来出任总参谋长一事，我却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一直到许多年后，张万年才看到了邓小平的那封推荐信，不由得感慨了一句：

“任重而道远啊。”

三年后，张万年又出任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并从1997年9月开始，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

2002年11月，张万年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

张万年退下来以后，军委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希望他能写回忆录，然而将军却认为，自己60多年的工作生涯，只是尽到了一个革命军人的本分，没有什么好写的。可军委办公厅的同志告诉他，到了这一职务的所有领导干部，到离开工作岗位后必须写传，张万年这才勉强答应。

2015年1月14日，张万年将军病逝于北京，享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