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04年，北方草原发生严重“白灾”，兼且当时匈奴单于更迭，正值主少国疑之际，于是第二年匈奴左大都尉决定向汉朝投降。

接到消息的汉武帝大喜过望，为接受左大都尉投降，立即命令因杅将军公孙敖建造一座“受降城”。当然，虽然受降城筑好，汉朝也安排了驻军，但匈奴左大都尉却被“儿单于”反杀，“受降城”没能迎来受降。

那么，如此赫赫有名的受降城，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汉语大词典》考证历代记载指出：“受降城，城名，汉唐筑以接受敌人投降，故名。汉故城在今内蒙古乌拉特旗北，唐筑有三城，中城在朔州，西城在灵州，东城在胜州。”以此来看，汉唐受降城都位于河套北岸。

然而，外蒙考古发现的一座汉朝遗址，研究结果却出人意料，汉代受降城的位置，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入北方。

1957年，在蒙古国南戈壁省诺姆贡苏木南约26公里，蒙古国学者发现“巴彦布拉格遗址”，起初认为是一座匈奴要塞遗址。

2009年，蒙俄学者联合考古，出土了大量汉朝兵器、铠甲甲片、马具、五铢钱，以及汉式铁戟、铁镞、瓦当碎片等。

2020年，中国学者对遗址内的20具人骨，开展了稳定碳氮同位素分析和碳14测年，结果发现绝大部分以粟米、小麦、水稻为主粮，只有个别以肉食为主粮。因此，从食谱上看，该遗址体现的是汉民族特征，与游牧民族的食谱特征完全不同。

鉴于这些原因，蒙俄学者认为“巴彦布拉格遗址”就是建造于公元前105年的汉代“受降城”。

按理说，作为深入蒙古地区最远的汉朝城池，与史书记载相符的应该就是受降城。但对该遗址的考古研究，却又发现一些难解之谜。

该遗址的一个尸骨坑中，有些尸体严重残缺不全，但在学者研究之后，却得到两个异常的结论：

首先，碳氮同位素检测表明，他们不具备来自同一个地区，或在同一个军营中生活很久的特征。

其次，编号S6的个体死亡年代不会晚于公元前190年（西汉初年），编号S8的不晚于公元前107年，两者都死于史书上受降城建成之前。

据此，这座尸骨坑是不同时期的战死的部分汉军将士、被集中埋葬于此，造成了尸体相互叠加现象。

问题在于：史书记载公元前105年才建造受降城，那么为何公元前190年就已有汉军坟墓？

上述疑问的答案，分析起来不外乎两种：

首先，在受降城建造之前，此处已是一处延续百年的汉朝军事基地，因为受降匈奴左大都尉的需要，而将之扩建。

其次，此处并非受降城，而是另一个早于受降城的汉朝军事要塞遗址。

无论哪一种分析，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早在受降城之前，汉朝势力已经深入到了阴山以北的外蒙地区。

西汉之初汉军深入外蒙，可能让人惊讶，但从历史来看，其实很正常。

秦汉长城是在河套以北、阴山以南、鄂尔多斯向东延伸（比我们熟知的明长城更靠北），而秦汉长城不仅是防御、更是进攻基地，因此在长城之外建立军事要塞或据点，符合秦汉外向的积极的防御战略。需要说明的是，秦始皇建长城，不是单纯的消极防御，后人理解有误。

秦始皇派蒙恬北逐匈奴，兼且修筑长城，那么必然控制了秦长城以北部分地区，否则秦长城也修不起来，乃至在更北的地方建造据点。因此，该遗址或是秦朝遗留，汉朝继续使用。

当然，该遗址也可能是汉初建造，虽然汉朝匈奴势大，但汉朝并非毫无还手之力，依托长城在阴山以北建立一座据点并非不可能。

外蒙发现的这座遗址，不管是不是受降城，都反映了西汉之初汉军已经深入外蒙，深入匈奴腹地，且延续了至少上百年。其实，到了汉武帝时期，还在秦汉长城之外，又修建了“外长城”（上图，汉代外长城已深入外蒙），也是会牢牢控制该据点，汉朝后来对匈奴的更具优势，估计更不可能放弃该据点。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该遗址可见，汉朝在战略防御阶段，都有深入匈奴腹地的军事据点，实行的不完全是保守的被动挨打的防御，而是也有更深入的积极防御，由此经过百年积累，到了战略反攻阶段，汉武帝能打败匈奴也就不奇怪了。

因此，汉朝之所以强大的原因之一，不是说出来的，不是忍出来的，而是保持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实打实的敢打敢战。与汉朝相同的是，唐朝在河套以北也有受降城，也有深入草原的据点，也是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最终成就了李世民的天可汗与盛唐威名。

最后，外蒙发现的该遗址，其中驻扎的汉军，基本是孤军深入（距其70公里之处还有一座汉朝城池——鲁库伦城），他们是如何强敌环伺之下坚持下来的？或许，他们如同玉门十三勇士一般，而这才是汉朝强大、汉军无敌的根本原因。

参考资料：《汉书》、《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网——要塞背后的故事：蒙古国南戈壁省巴彦布拉格城址人骨遗存分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