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09年 农历正月十一日一大早。
上海外滩的汇中饭店（即今和平饭店南楼）外。
人山人海。
无数上海市民聚集在早春料峭的寒风中，激动地等待着。
今天是第一届“万国禁烟会”开幕的日子。
中国人深受鸦片的毒害已有百年之久。
如今洋人居然也支持禁绝鸦片了，根除鸦片之毒曙光初现，怎能不叫人欢欣鼓舞？
洋人不是靠卖鸦片赚银子么？怎么会支持中国禁烟？
02
话说鸦片战争之后，大清扑了街，再也不敢大规模禁烟，白银外流更加严重。
只好退而求其次，以“弛禁”来代替“严禁”。
“弛禁”，就是允许国内百姓自己种植罂粟，用国产鸦片来代替进口鸦片，这样好歹能让肉烂在锅里。
咸丰八年（1858年），清政府宣布鸦片贸易合法化，以后鸦片按“土药”征税，这一下，鸦片种植就在全国迅速开了花。
要说中国人确实是天生的种地民族，鸦片产量节节攀升，只用了三十年，国产鸦片就第一次超过了进口鸦片。
又过十年，是进口鸦片数量的十倍以上！
可代价是巨大的——
经济价值远超种植粮食，全国各地纷纷改种罂粟，导致粮食产量骤降，结果导致了空前惨烈的“丁戌奇荒”。
北方各省饿死者一千多万。
同时，鸦片产量暴增又迅速拉低鸦片的价格，过去起码中产之家才吸得起，现在低收入群体也能吸得起了。
全国瘾君子从鸦片战争前的200万猛增到2500万人。
中国人在世界各国眼中的形象几乎和“鸦片烟鬼”划上了等号，成了列强嘲笑蔑视的“东亚病夫”。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正式下旨，以十年为期，在大清全境彻底消灭烟毒。
计划很鼓舞人心，但现实是：国产鸦片好禁，但强行严禁鸦片进口，万一惹恼洋人，再来一次鸦片战争怎么办？
唯一的办法，只有拉着洋人一起来禁烟。
03
洋人为什么会支持？
对中国出口鸦片最多的国家是英国，其次是美国。
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好英美两国的工作。
美国政府很快回复，完全支持清政府禁烟，并表示由美国出面组织举行一次关于禁烟的国际会议。
其实，这背后的原因很简单——美国此时也正在深受鸦片之害。
美国本来不产鸦片，对华出口的鸦片基本都是从西亚购买，再运到中国出售。
因此，美国国内几乎没有什么鸦片吸食者。
但185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华人为了谋生，选择前往美国打工，把鸦片也带到了美国。
有些美国人不禁好奇尝试上一口，一下嗨翻天，再也丢不下大烟枪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各地华人开设的大烟馆越来越多，烟鬼也与日俱增。
美国政府多次下令严禁鸦片，但只要利益巨大，就总会有人铤而走险。
鸦片战争前的场景仿佛又在美国重演了。
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当然希望中国严禁鸦片，这样才能掐断鸦片的源头。
另外，当时的美国跃居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迫切需要中国这样巨大的市场来消化美国旺盛的工业产能。
中国人一年花在鸦片上的钱高达2.5亿两白银，如果把鸦片禁了，这些钱可以进入其他消费领域，为美国商品创造出巨大的销售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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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英国人的态度就有些暧昧了。
英国和美国一样，一开始国内也没有什么鸦片吸食者，是印度的英国人把鸦片带回了国内，鸦片吸食者也与日俱增，呼吁禁止鸦片的声音也跟着响亮了起来。
加害者最终变成受害者——历史的“回旋镖”还真的是报应不爽。
但英国政府对于是否支持中国禁绝鸦片，态度很犹豫。
为啥？
首先，虽然英国对华鸦片出口量断崖式下降，但鸦片贸易依然是英属印度的重要财政来源之一。
英属印度出现财政缺口，这个坑只能由英国政府来填；
其次，英国政府对清政府是否是真心要禁绝鸦片表示怀疑。
如果清政府表面上严禁鸦片，背地继续默许国内种植罂粟，那英国人一旦停止在印度种植罂粟，中国的廉价鸦片将迅速夺取印度鸦片的全球市场，令英国损失惨重。
英国人不点头，这事儿就没法推动。
关键时刻，美国人站了出来，反复劝说英国人：中国人抽鸦片抽得民穷财尽，咱们日后的商品卖给谁去？中国这么大的市场，应该把它当成下金蛋的母鸡，以后子子孙孙一直赚中国人的钱...
很快，英国政府便表示同意参加禁烟会议。
清政府随即照会法国、俄国、日本、德国、意大利、荷兰、葡萄牙、暹罗（即泰国）、土耳其、波斯等十国来华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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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好事多磨。
就在国际禁烟会议即将召开的时候，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冬天，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大清国得先忙“国丧”，接着又忙宣统皇帝的登基大典，国际禁烟会议只好推迟。
可国人已经等不了了，都盼望着早一天清除中国的烟患。
《申报》更是直言不讳：万国禁烟会议才是第一要事情！
在舆论的压力下，清政府最终决定，在宣统元年正月十一日正式在上海召开万国禁烟会，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会议召开了，但没有那么顺利。
会上，大清禁烟专员唐国安作为代表发言。
唐国安是留美幼童，全程使用英语发言，先阐述中国鸦片流毒至深，指出各国（特别是英国）对华输出鸦片是造成中国烟患深重的重要原因，希望各国负起国际责任，最好是完全根绝鸦片的种植和生产，为中国，也为各国营造一个没有毒品的清平世界。
针对唐国安的发言，荷兰代表第一个跳出来：“如果各国都禁绝鸦片种植和生产，那贵国的二千多万瘾君子们无鸦片可抽，必将生不如死，岂不是太残忍了？还是不要禁绝鸦片贸易，维持现有规模就好了…”
谬论，唐国安立刻驳斥：“中国自七八十年前就已经开始研究药物戒除鸦片，近年来，免费发放戒烟丸，已经帮助数以万计的瘾君子戒除了烟瘾…贵代表要把鸦片贸易维持在现有水平，是要眼睁睁看着这二千多万瘾君子永远深陷在鸦片的泥潭中吗？到底谁残忍？”
问的荷兰人哑口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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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英国代表也跳了出来：“唐先生指责大英帝国向贵国输出大量鸦片，请问证据何在？据我所知，贵国的鸦片基本上都是自产自销，甚至销售到了国外。贵国想要禁绝鸦片，只需要管好国内的百姓就行，何必把责任推卸到我国身上？
唐国安早就料到英国佬会狡辩，做足了功课，驳斥道：“贵国对华走私鸦片长达百年之久，众人皆知的事实。近六十多年来，贵国的鸦片更是以“洋药”的名义合法进入我国。我手里有一本最新出版的《中国帝国对外关系史》，作者是美国人马士先生，他是大清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先生的亲密助手。这本书列出了历年从我国海关进口的鸦片数量和来源地，其中最主要的来源就是印度，其次是新加坡、香港和槟榔屿（在今马来西亚），哪个不在英国治下？”
英国人不吱声了，日本人又跳了出来：“众所周知，大日本帝国对于滥用鸦片的行为一向严格管束…日本的土壤气候也非常不利于种植罂粟，因此日本不存在对华输出鸦片的问题。”
唐国安：“据我掌握的数据，日本本土虽然严格管控鸦片，但在朝鲜、台湾和关东州（即旅顺-大连）地区，日本政府的鸦片专卖收入却在节节攀升，而你们给大会提供的数据却显示，这些地区的登记在册的烟民数量在不断下降，请问这怎么解释？”
日本代表一时无话可说。
紧接着唐国安又指出了日本输出毒品的另一条渠道：“日本虽然对华直接输出鸦片数量不多，但日本政府却纵容本国商人对华大量出口含有吗啡的药丸和其他制品，甚至还直接向中国出口用于注射吗啡的皮下注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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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一句——
日本人因为在鸦片生意起步太晚，搞不过英美，因此另辟蹊径，把吗啡作为了“主攻方向”。
他们利用中国人对吗啡的危害还不太了解的信息差，大量向中国出口吗啡制品，甚至把吗啡加到戒烟药丸里“帮”中国人“戒除”鸦片。
这笑话，你说够不够地狱？
日本代表尴尬不已，当场表示道歉，又说日本政府不知道生产戒烟药丸的厂家在里面加进了吗啡，回国后一定严厉彻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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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舌战群儒”下来，各国代表领教了唐国安的厉害，也感受到了清政府禁绝鸦片的决心。
二月初五，唐国安在会上又用英语做了长达八千多字的总结发言，并宣告：
“此次会议，并不是向各国哭诉，也不是乞求各国的怜悯和施舍，而是希望各国能尽早结束这种不道德的生意，真诚地为中国人民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我们也深知，禁绝鸦片的目标必须要靠、而且也只能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来实现，无论实现这个目标要面对多大困难，我们也绝不退缩！”
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二月初七，大会结束，各国代表全部签字。
也正是从这次会议开始，国际联合禁毒运动拉开了序幕。
四年后，唐国安因积劳成疾，在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的岗位上溘然长逝。
他虽然离开了，但他的名字，值得我们永远记住！
参考文献：《清史稿》、《宣统政纪》、《一九零九年上海万国禁烟会研究》、《唐国安与上海万国禁烟会》、《中国禁毒先驱——唐国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