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之称的湖南湘乡人曾国藩，1838年，以“同进士出身”踏上仕途，并成为大清军机大臣穆彰阿的门生。后奉皇命创建“湘军”，竭力镇压农民起义队伍“太平军”、“捻军”；曾任直隶总督、两江总督，堪称晚清时期的重臣。

大家捧读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家书》时，肯定会领悟到或多或少的治家、育人（尤其是自我教育）的道理，甚至将他的某些说教奉为终生受益的至理名言——“情愿人占我的便益，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等等。

晚清重臣曾国藩（画像）

可是，大家知道吗？面对外敌入侵，山河破碎时的破败、颓废局面，作为饱读儒家诗书、一朝重臣的曾国藩又是如何作为、言行的吗？

1840年，英帝国主义因自己的“鸦片贸易”受阻，利益受损，单方挑起了对我洋洋中华的侵略战争——鸦片战争（也称“第一次鸦片战争”）。

当腐败无能的大清王朝以失败告终，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后，时任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竟然认为，签订《南京条约》，符合“乐天之道”，是大清政府应对外来强敌所采取的“上策”（《曾文正公家书》。

1860年，在美、俄等国的支持下，英、法联军发动了侵华战争（即“第二次鸦片战争”）。大清王朝再次败北，并与英、法、俄三国签订了《北京条约》。此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加深了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

《北京条约》签订场景（画作）

这时，奉谕组建地方乡勇（即“湘军”），全力镇压太平军的曾国藩极力倡导：与外国侵略者“力敦和好”（《复幼丹中丞》），借英、法、俄等“乱寇”之手，剿灭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起义军。

当通过《北京条约》获取了大量在华“切身利益”的法国、俄国等列强，表示愿意协助清军进攻洪秀全的太平军时，曾国藩唯恐列强变卦，失去合作的机会，着急忙慌地奏请朝廷：应与法、俄等国约定“会师日期”，“许其来助，示以和好而无猜”（《曾文正公全集》）。

曾国藩还振振有词地强调说，要想彻底镇压太平军，就必须“借助西洋”的力量，“舍此亦无善策”（《曾国藩未刊书稿》）！

倡导“借助西洋”的曾国藩（剧照）

曾国藩的此等言行说明了什么？主张接受屈辱的“不平等条约”，还美其名曰“上策”，这是什么逻辑？在政治上、军事上与肆意入侵的帝国主义者结成同盟，屠戮揭竿而起的本国民众，这是什么行为？——典型的投降、卖国行为！

曾国藩还把自己始终尊奉的“仁义”、“忠信”、“礼让”等封建道统信条，应用于“对外事务”，为自己的卖国行为提供“理论”根据。

他竭力鼓吹，办“夷务”，“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复李少荃》）。所谓“忠信笃敬”，根据曾国藩的解释就是，对外国侵略者，不取“虞诈”之心，不用“欺讹”之言；要做到“谦恭敦厚”，服服帖帖。

主张对侵略者“谦恭敦厚”的曾国藩（画像）

说白了，曾国藩就是要大清王朝死心塌地地甘当外国侵略者的走狗、奴才！

他一再提出，对外应奉行“礼让为国”（《复毛寄云中丞》）的路线方针。曾国藩的所谓“礼让为国”，又是什么意思呢？

——对于外国侵略者帮助清军攻击农民起义军时的烧杀抢掠之罪恶行径，曾国藩泰然自若地说：侵略者“克城所获，任其取携，一分一粒，官军无所利焉。”（《曾国藩未刊信稿》）

——帝国主义列强不仅肆无忌惮地掠夺中国的原料、市场和廉价劳动力，还强行夺占中国领土时，曾国藩主张“出让”领土。如，当俄国、英国悍然侵略我国的新疆之际，曾国藩竟然堂而皇之地奏请朝廷：“让出”甘肃境内的玉门关外的领土。

沙俄入侵我国新疆地区（画作）

曾国藩还经常不遗余力地为侵略者“涂脂抹粉”。他吹捧侵略者“素重信义”，“颇有君子之行”（《复毛寄云中丞》）。

——对于沙俄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不断侵犯我西北、东北边疆的罪行，他为其遮掩称，“与我向无嫌怨”。其“奴颜媚骨”的程度，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不止如此，曾国藩还觉得，大清政府应当感恩于列强。其原因，借用他的说法就是：

“洋人（咸丰）十年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以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

曾国藩的这一“真知灼见”，就是后来我国汉奸、卖国贼叫嚣“宁赠友邦，不予家奴”之反动言论的根源所在。

老年曾国藩（画像）

行文至此，如果要归结、升华一下上述内容，可以这样说：曾国藩的投降、卖国论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本质的反应。

——受到人民革命运动的打击，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他们为了维护、延续其反动统治，不惜出卖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出卖领土、主权！

主要参考文献：《曾文正公全集》、《曾文正公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