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红军长征抵达陕西以来，坐拥20万大军的“山西王”便深感红军实乃肘腋之患，屡屡调拨兵马围剿红军，甚至不惜放开关口，让驻扎在河南隶属蒋介石的15万中央军麾下的商震入晋协助剿灭红军。但或许很多人不知道，阎锡山这个军阀还曾有另一面。

那是1936年至1937年的一段时间，彼时，延安怎么干，阎锡山就跟着怎么干！可是，一贯反共的阎锡山为何突然对共产党“情有独钟”呢？

若说最大的外部原因，莫过于日寇的侵略！阎锡山对于日本人的侵略野心早有警觉，并主张进行坚决的抵抗。阎锡山早在1932年便提出了“守土抗日”的主张，还曾上书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要求抗日。

可见，阎锡山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痛恨的，也主张对日本的侵略进行坚决抵抗。当1937年，抗日战争的烽火燃烧至阎锡山的地盘山西时，他就更坐不住了！

一、组建新军共救国

日军开始大举入侵山西后，三晋大地立即掀起了强大的抗日救亡热潮。但在日军的长驱直入下，山西形势发生急剧变化，阎锡山麾下的晋绥军节节败退，此时阎锡山清楚地认识到，他的晋绥军除少数部队进行了较顽强的抵抗外，大部分是一触即溃，闻风而逃。

当时有首民谣说：

“十月山西人人忙，富人忙搬家，穷人心惶惶。军官扔部属，小兵扔大枪。”

如何应付这溃败的混乱局面，阎锡山拿不出办法，此时他只好想到了中共的薄一波。

薄一波也是山西人，阎锡山又是乡党观念极重的人，在中共派来的一众干部里，唯独最信任薄一波。因而值此危难之时，他首先想到了薄一波这个老乡。

当然，向来要面子的阎锡山不会主动向薄一波这个来自中共的外人示弱，他先吩咐副官找来薄一波，然后说：

“一波，战争开了头还没有兵，你看怎么办？”

话里话外，丝毫不显露自己麾下兵马作战不力的真实情况。

虽然阎锡山并未明说，但薄一波当然知道他的意图，于是斩钉截铁地对阎锡山说：

“必须组织新军，改革晋绥军！”

阎锡山一听，正中自己下怀，他早有武装三十万国民军的打算，先前就动了心，只是对晋绥军仍存有希望，怕新派羽翼丰满后不听招呼，故一压再压，未付诸实施。眼下大敌当前，山西难保，组织新军，正是时候。于是，阎锡山对薄一波说：

“晋绥军积重难返，是不好改的啦，你先组织一个新军试试吧！”

薄一波听后，心中暗暗窃喜，阎锡山的答复同样正中他的下怀！薄一波见阎锡山已然动了心，便顺水推舟说：

“既要组织新军，就得实行新制。这一点，我事先就向阎先生说明。先生也说过，要政治武装，因此新军中应该实行政治委员制。”

“只要能打胜仗，能与日本人抗衡，咱要人给人，要枪给枪。总之，由你认真去做就是了！”

阎锡山对薄一波承诺道。

“新军团名称叫‘抗日青年先锋队’如何？”

薄一波征询阎锡山的意见。

阎锡山沉思了一会儿，说：“还是沿用‘抗敌’的称呼为好，改成‘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吧。凡参加的人都要有誓死的决心，怕死的不要加入。”于是组建新军这事就定下来了。

薄一波当即报告北方局，刘少奇在获知阎锡山即将组建新军后，大喜过望，对薄一波表示不论新军多少，能抓住多少枪杆子就抓多少枪杆子！此时的刘少奇、薄一波和阎锡山三人恐怕想不到，这支临时组建的新军将在未来对山西战局和阎锡山的统治产生巨大影响。

薄一波组建新军的消息一公布，立即在山西掀起了报名的热潮，最后由薄一波先前主办的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第8团、第9团组成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总队第一个团。

1937年8月1日，在山西国民师范学校礼堂内，举行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总队成立大会，宣布8月1日为新军诞生日，薄一波任总队政治委员，徐绩章任总队长，牛佩琮任政治主任。

整个山西青年抗敌决死总队共辖3个大队，每个大队辖4个连，约莫2000余人。

大队的指导员以及中队、分队政治指导员几乎全部是共产党员。对此，阎锡山没有说太多，毕竟此时正是用人之际，不过军权还是要抓的，阎锡山委派他麾下的晋绥军官担任总队长、大队长以及中队、分队长。

山西青年抗敌决死总队成立后，经过50多天的紧张训练和准备，于9月21日由薄一波率领，从太原开赴五台山地区，准备建立抗日根据地，后来则转赴晋东南上党地区，建立太行、太岳根据地。

除开征募兵员，建立新军外，深知“军队政治”重要性的薄一波还开办了军官教导团。他从栖盟会六十万会员中挑选了两万名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的学员。

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学员招来后，从1937年4月开始，分别集合在忻州、太谷、平遥等处，组成10个团进行训练。各团政治部主任都是由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担任，团以下的政治工作人员亦由薄一波亲自选派。教导团的建立，为后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的成立打下了基础，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就是在这十个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在薄一波的领导下，山西青年抗敌决死总队成为在特殊形式统一战线下由中共领导的军队，显然，这是与阎锡山的初衷完全相反的。

其实，薄一波等人的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一开始就是在与各种顽固势力的斗争中曲折前进。

晋绥军内的顽固分子以19军军长王靖国为首，不断向阎锡山告状请愿。一次，王靖国曾带领八十多名高级将领，齐刷刷跪在阎锡山面前哀求：

“让薄一波这些共产党人搞下去，山西就完了，我们这些人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张厉生也向阎锡山施加压力，说阎锡山用的都是共产党。但阎锡山自有他的如意打算。

阎锡山个能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人，他又怎会心甘情愿地让薄一波在自己的手底下闹革命？

阎锡山其实是想利用薄一波这些共产党人，给他组织群众，组织军队，扩大抗战的政治影响，这样既扩大了自己的实力，又搞好了与共产党的关系。

因而阎锡山把王靖国等将领训斥了一通：

“你们懂个甚！现在我们还能拉上共产党，将来想拉都拉不上了。蒋介石周围不也有共产党吗，他能用，我们为什么不能用？”

有了阎锡山的这些话，薄一波他们便更加大胆了，用薄一波的话说，就是：

“借阎锡山的口袋，装我们自己的面”。

此时的阎锡山或许难以料到，他所寄予厚望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最后竟然完全会被薄一波等人带着投向了他的死对头共产党，成了他这个“山西王”的掘墓人！

二、新军驰骋三晋地

1937年10月初，阎锡山着手筹划忻口会战。继雁北、大同失陷后，阎锡山的内长城防线又被日军攻陷。山西晋绥军节节失利，使阎锡山本人处在不打一仗不能向山西民众交代，而打一仗又毫无把握的矛盾之中。他想要求蒋介石的中央军增援，但又害怕引狼入室、遗留后患，只好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扩大薄一波的新军上。

八路军三个师的主力相继东渡黄河，挺进山西敌后，平型关一仗首战告捷，接着又在晋西北、晋东北点燃了抗日游击战争的烽火，这些战果更促成了阎锡山扩大新军的决心。

薄一波看准阎锡山的心理变化，又向阎锡山建议，以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军政训练班等为基础，组建5至10个旅的新军。阎锡山同意先组建5个旅，并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名义发布命令，由薄一波全权负责，从速组建。

1937年10月1日至11月3日，归第二战区节制的中国军队在山西太原以北的忻口一带与日军进行会战，歼敌两万余人，创华北战场歼敌之纪录。

若说忻口会战，便不得不提115师取得的平型关大捷和129师夜袭阳明堡机场的胜利。两场难得的胜利使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锡山一下子在媒体口中成了轰动全国的民族大英雄，他也从中尝到了“联共抗日”的甜头。因而，在薄一波的新军扩充事宜上，也就更为放开了。

从1937年底至1938年初，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扩充到4个纵队，各纵队政治委员由薄一波提名，纵队长由阎锡山从晋绥军中选任。为加强决死队的干部力量，八路军总部在干部奇缺的情况下，为决死队先后输送了400余名干部。

1937年12月下旬，决死一纵队开始在平遥、祁县进行游击战争，战斗11次，一度收复了平遥县城。1938年2月，日军突破东阳关，攻陷长治，直奔临汾。一纵队参战阻击敌军，连续作战6天。这些战斗规模虽不很大，但初战的胜利鼓舞了士气，锻炼了部队，也扩大了决死队的政治影响。胜利以后，阎锡山曾通电嘉奖。

1938年4月，决死队一、三两个纵队和一部分国民党军队配合八路军129师及115五师一个旅，歼敌4000余人，收复县城18座，彻底粉碎了日军的9路进攻。

从1938年底开始，决死队还进行了“西林整军”，在八路军总部的帮助下，在沁县的西林办了3期军政训练班，训练排、连以上干部和优秀的政工人员。八路军总部负责人朱德、彭德怀、左权亲自来到训练班讲课。

训练结束后，决死队换掉了一批晋绥军官，代之以新军官，部队的军政素质显著提高。也正是此次更换新军官，使得山西青年抗敌决死总队在”赤化”的道路上更进了一步。

1939年上半年，决死队发展到50个团，约7万人，占阎锡山麾下150个团的三分之一。

三、一切跟着延安干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山西军、政部门撤至临汾。阎锡山仿照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提出了“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口号，又仿照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制订了“山西民族革命十大纲领”。

彼时延安有个出名的大学，也即抗日军政大学，阎锡山在听闻后，也在他的新驻地临汾成立了一个民族革命大学。

中共各个机关都在延安的窑洞里工作，于是，当阎锡山为避日军锋芒撤至临汾克难坡后，他也挖了一层层、一排排的窑洞，同时修食堂、盖舞台、建礼堂，使得克难坡的夜景成了个小延安。

中共历来鼓励妇女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延安有成群结队的女兵，阎锡山也标榜提高妇女的地位，布置各校招收女生，培养女干部。

于是克难坡街头也不乏身着戎装的“女兵”；延安提倡勤俭朴素、艰苦奋斗，阎锡山也要求禁绝烟赌赃欺，官兵干部待遇以及服装也较国民党中央军简朴；延安一派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阎锡山也使克难坡的生活紧张化，要求机关干部每天8小时工作外，须出席早晨6点由阎锡山在洪炉台主持的“朝会”。

彼时，面对日寇的侵略，那时候的阎锡山真可谓是延安怎么干，他就跟着怎么干！

为何阎锡山同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等军阀不同，能跟着延安干呢？抛开日寇大兵压境的外部因素不谈，其根本还在于阎锡山其人。

阎锡山曾有个著名的三个鸡蛋上跳舞的言论，因而可见此人是个惯于灵活变通之人，绝非迂腐之辈。

阎锡山向来秉持的是“中”的哲学思想，所以他能主动地从中共各方面汲取长处。他先是看到了晋绥军的弱点，又认真组织班子研究了中共“党指挥枪”的办法与经验，得出结论：

“军官能力的军队不如政治能力的军队，政治能力的军队不如主义能力的军队。”

于是，阎锡山依靠以薄一波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筹建新军“青年抗敌决死队”，并效仿八路军的建军制度，在新军中普遍设立政委制。

凡此种种，包括摒除党派之见起用共产党人，放手让薄一波发展壮大牺盟会和新军，无不表现出阎锡山相对开明和灵活的政治态度。

靠着学习延安，阎锡山治下的山西在抗战初期成为了当时除陕北之外的又一个抗日中心，吸引了许多爱国志士纷纷前来参加守土抗战，为国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