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要述说的故事，是在历史的同一瞬间，小麦这一线索在各异的时空里交织延伸，为大汉帝国的命运埋下纷繁的伏线。从此，大汉皇帝那“远方必征服”的壮志渐次化作孤寂落寞，而在郡县乡里之间，一系列未来名动天下的姓氏如春笋般崛起，他们血脉相连，关系错综，凭借播撒小麦的温热，亲手缔造了一个王朝的辉煌，也亲自为其送终。

这一切，源起于一场地方政府小官员的丧礼。

公元前10年，即西汉元延三年，在东海之畔的东海郡尹湾，功曹史师饶的生命走到了尽头。这位不过是在郡中负责考核选拔官员、记录各部业绩的文吏，却因其身属师氏家族，其葬礼备极哀荣，庄严而郑重。家族成员怀着敬意，将他生前使用的笔墨纸简装入棺椁，陪伴他长眠于家族的墓茔。

在师饶逝世的前一年，他仍往来于东海郡的四面八方，频繁接触各地官员。这位勤勉的人事官仔细记录下每一次会面的名字，那些重复出现的姓氏，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人津津知名的望族大家，如郯县的薛姓、于姓，以及兰陵的王姓等等。

在汉成帝刘骜御极之际，东海郡的这些名门望族后代官员，似乎获得了推广冬小麦种植的农业政策。据师饶的“集簿”记载，东海郡全域面积达512092汉顷，而冬小麦的种植面积已超过107300汉顷，占据了近21%的辖区面积（《尹湾汉墓简牍》所载）。与此同时，出身关东的官员氾胜之，以轻车使者的身份，在关中京畿的三辅地区监督并大力推动宿麦的种植，以期缓解人口与耕地之间的紧张关系，增加粮食产量。

二十余年后，关东大地上新兴的庄园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它们积累了土地、财富、兵马与权势；这些新兴庄园主的姓氏，不久将为世人所共知，甚至畏惧。在这之后，九州三分的历史亦由此开启。

在公元前132年（西汉元光三年），黄河瓠子（今濮阳西南）决口，波涛汹涌的河水向东南奔涌，涌入钜野泽，进而泛滥至泗水、淮水，豫东、鲁西南、苏北、皖北的十六郡尽成一片水乡。这场自汉文帝时期公元168年黄河初次自然决口以来最为严重的灾害，尽管中央政府下令动用十万人力封堵决口，却依然未能阻止河水长达23年的泛滥（详见《汉书·沟洫志》汉·班固所著）。

自战国时代起，黄河离开川陕峡谷后，在下游平原地区流速减缓，携带的泥沙在此淤积，河床渐与河岸平齐。每逢汛期，河水泛滥，退去后留下肥沃的淤泥，日积月累，百姓开始在此垦荒，甚至在久无灾害的日子里，建立起家园，村落逐渐成形。为了守护这片土地，人们努力加高加固堤坝。长年累月的筑堤，使得黄河河道渐渐高过河岸，形成了所谓的“悬河”，居民仿佛是住在高耸的围墙之内，与水为邻（《汉书·沟洫志》有所记载）。

公元前120年，西汉元狩三年，瓠子决口未息，华夏大地再遭劫难。黄河中下游的崤山东麓，水患肆虐，千里沃土化作泽国。一时之间，饥荒蔓延，流离失所者无数。汉武帝刘彻，一边急令各郡国赈灾救民，开仓放粮，一边着意于关中水利设施的紧急修复。同时，一行使命重大的官员，携带着帝王的特殊旨意，自长安出发，疾驰关东，以受灾之郡为目的地。此诏非同小可，旨在劝导民众播种冬小麦，以稳固岁收，安定人心（《汉书·武帝纪》）。

此令或许源于淮南王刘安之高见——“日月之所出，其地宜麦”（《淮南子·坠形训》），对黄河下游地区的自然禀赋做了精妙的运用。黄河汛期，夏秋之际，河水肆虐，而冬小麦之播种，恰逢农历八九月的寒露与霜降之间，生长期巧妙避开了秋季的洪水，有效补偿了秋季作物的损失，确保了粮食的稳定产出。

地处黄河入海要冲的东海郡，因河水冲积，形成了肥沃的滩涂。此郡的功曹史师饶，见证了这片既是祸源又是福祉的土地，如何孕育了特定的作物与人群，书写了利弊交织的历史篇章。

公元前49年，西汉黄龙元年，43岁的汉宣帝刘询在未央宫仙逝，27岁的太子刘奭继位，是为汉元帝。然而，先王时期的辉煌已现衰微之兆。这位性格温和的君主在位期间，王朝的掌控力日渐式微。

公元前44年，西汉初元五年四月，面对关东连年灾害，汉元帝采纳诸儒建议，废除盐铁官职，终是摒弃了自武帝时期以来抑制商业的盐铁专卖政策，为民生让利，彰显了一代仁君的德政。

随后，在公元前40年，即西汉永光四年之秋，汉元帝刘奭在筹备自己陵墓之初，颁布了一道别具深意的诏书。他摒弃了历代汉室皇帝在修建陵寝时将各地郡国的巨商大贾、豪门地主迁徙至关中的传统做法，曾在陵园周围创建县邑，以致关东地区承受了“空虚之害”。因此，他决意变更旧习，让天下百姓得以在各自的故乡享受安居乐业之福（见《汉书·元帝纪》班固所著）。

原本，自汉高祖刘邦起始，历代帝王皆沿袭将东方的旧贵族、豪族迁徙至关中安置的成规。建设陵邑的初衷，在于促使这些豪族大地主放手在关中的土地权益，以此缓解当地的土地集中现象。汉武帝时期，资产达三百万钱以上的郡国豪杰，均难逃被迁至关中的命运。然而，在汉元帝刘奭掌权之际，这道充满仁慈与善意的诏令，实则颠覆了汉朝长久以来的根本国策。此举让部分人深感释然，如同摆脱牵绊的风筝，自此迎风飞扬，扶摇直上。

在千里之外的京师长安，大汉帝国的南阳郡治所宛城，被誉为全国六大商贸都市之一，汇聚了众多商贾，尤以冶铁业享誉天下。早在汉武帝时期，出身于大铁商世家的孔仅便跻身仕途，执掌盐铁专卖之权。随着官府盐铁专营的废止，“抑商”政策日渐式微，那些富甲一方的商贾们纷纷将商业利润转向收购破产小农的土地，通过耕耘田亩以保值，同时仍旧操持着商业大计（参阅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他们的财富如同滚雪球般，迅速膨胀。

在汉元帝刘奭的父亲，汉宣帝在位期间，南阳新野的阴子方，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寻常人氏，陡然间暴富。身为相传为管仲第七代孙、楚国阴地大夫管修的后裔，阴子方在汉宣帝之后的时代，家中累积的田产多达七百余顷，出入车马如云，仆从奴婢成群，气派不亚于皇室贵族（参阅南朝·范晔《后汉书·樊宏阴识列传》）。

不难想象，对于那些像阴子方这样，在关东拥有丰饶土地的土著富豪来说，摆脱政府的压制，不再被迫迁徙至遥远的关中，无疑是天大的喜事。因为对他们而言，财富增长路上最大的绊脚石已然被清除。

当乡里之间传颂阴氏的财富秘籍时，一个神话般的故事流传开来：阴子方因孝顺且乐善好施，灶神在晨炊时显灵，阴氏以黄羊祭之，从而获得了灶神的庇护。更有传说，阴子方曾自信满满地预言，他的子孙后代必将繁荣昌盛（参阅南朝·范晔《后汉书·樊宏阴识列传》）。

灶神的庇护，显然只是夸大其词的传说。那么，这些关东新贵崛起的真正奥秘又是什么呢？在距离新野不远的南阳湖阳，另一个显赫家族的故事，与阴氏的传奇遥相呼应。

汉代灶

在湖阳乡间，樊氏家族声名显赫，家主樊重既精通农田经营，又擅长商贸交易；樊家三代同堂，兄弟子孙团结一心，财产与收成年复一年地翻倍增长。樊重当家之际，家族之兴，如日中天。

其家族坐拥三百余顷肥沃田地，庄园之中，牲畜成群，绿树成荫，颇受乡里敬重，被推举为尊贵的“三老”（南朝·范晔·《后汉书·樊宏阴识列传》）。

这些新兴世家，与昔日依赖官爵、军功崛起的权贵地主迥异，多凭借商业利润转化为广袤土地而兴家。正如司马迁所言，这些无官无封却财富堆积如山的富豪，堪称“布衣富翁”。正如阴子方之例，随着岁月流转，阴、樊等关东名门望族，很快就将闻名于中原大地，乃至整个大汉天下。以至于推动了近千年中国历史的政治势力版图形成，士族的雏形出现了。

如同汉武帝当年发出“遇水灾则令郡县播种冬麦”的智慧教诲，那些关东之地“银粮满仓”的贵族庄园，将冬小麦视为宝贵的生命线。

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公元前109年的西汉元封二年。那一年，黄河瓠子决口的治理终告成功，历经23年的波折，一座铭记此役的“宣房宫”傲然矗立在堵口之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黄河的洪患已彻底平息。

自汉武帝时代起，关中地区因京城所在而大兴水利，龙首渠、灵轵渠、六辅渠、白渠、湋渠等浩大工程，构成了泾、渭、洛三大水系的脉络，极大地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然而，在黄河下游，旱涝灾害却日益猖獗，使得皇室子孙难以高枕无忧。

公元前28年，干旱肆虐，麦田受损，百姓以榆皮果腹；公元前23年，关东洪水滔天；公元前17年，春寒料峭，水旱交替成灾，青、幽、冀之地尤为严重。公元前12年，麦田与桑园同受水患，波及郡国多达十五以上，连年灾害使得冬麦难收。

一纸纸关东水旱的奏报，摆在了汉成帝刘骜的御案之上，字里行间频繁出现的麦作受灾记录，昭示着它在关东农作中的举足轻重。

在灾害频仍的年代，公元前21年，作为新年伊始的“一号文件”，汉成帝针对“务农者寡，逐利者众”的现状，特地颁布诏令，要求农忙时节，郡守级别的官员必须亲自深入田间，鼓励农桑。在这样的国策推动下，小麦在汉土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光”。

正是汉成帝时期，来自黄河下游的氾胜之，这位关中三辅地区的官员，大力推广麦作，将其视为“首选作物”。与此同时，远在东海郡的基层官吏亦齐心协力，助推农业发展，麦作面积的推广成为衡量政绩的重要标尺。功曹史师饶在“集簿”中记载了东海郡麦作的一组数据：冬小麦种植面积已超107300汉顷，一年之间增长1920汉顷，年增长率高达1.79%。按此计算，冬小麦种植面积约占全郡耕地总面积的41.9%，足见麦作在东海郡的主导地位（《尹湾汉墓简牍》）。

当我们从更辽阔的视角审视这些庄园时，不同地域与空间中的细腻纹理开始在一个时代交汇融合，诸多条件都在适配和助力麦作的传播，而最大的受益者便是这些崛起的关东新贵。

步入21世纪之后，群山环抱的南阳盆地，在汉代墓穴中惊现了耧车关键部件——耧足的铸造模具。公元前89年，即西汉征和四年，汉武帝刘彻发布了减征伐、轻赋税、重农耕的轮台诏令，不久，他任命的搜粟都尉赵过便总结出了“代田法”，并随之开发出耧车、耦犁等先进农具。显然，这些畜力条播机及其他农技工具，在赵过于关中推广后，同样在关东地区得到广泛应用。

南阳，作为冶铁重镇与商贸汇聚之地，成为了铁质农具的生产和贸易中心。然而，大型犁铧和二牛牵引的耕作方式对普通五口之家而言，无疑是遥不可及。相对而言，那些坐拥数百顷良田、拥有众多劳动力的大地主们，一旦洞察这些先进工具与方法，便不惜重金投入，迅速将其纳入庄园。

频繁的自然灾害、对先进农技工具投资的乏力、大地主资产的飞速膨胀，迫使越来越多的小自耕农将赖以生存的土地出售给大地主，自己沦为依附农。尽管政府土地赋税有时低至“三十税一”，但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农实际上需上交一半收成作为地租。破产者甚至卖身为奴，完全依赖于庄园。

如樊氏这样的家族，在积聚了雄厚的财力与众多依附庄园的劳动力后，便在其庄园附近组织人手修建了一座小型水利工程——闻名遐迩的樊氏陂。该陂塘引潮汐支流积水，东西绵延十里，南北宽五里，使得樊氏庄园具备了自行蓄洪灌溉的能力（南朝·范晔·《后汉书·樊宏阴识列传》）。

由于小麦的需水量高于粟，正如竺可桢先生所指出的：“种植小麦，四五月正值需水量最急之时，华北同期平均降雨已显不足，若降雨量降至平均值以下，必将导致歉收。若无灌溉设施，华北不宜种植小麦。”因此，庄园内若要推广小麦，必须依赖水利灌溉设施的有力保障。

充沛的劳动力、先进的农技工具，以及私有小型水利设施，使庄园主们将目光投向黄河河岸的沃土。在退水区犁地垦殖，适时播种宿麦，或许也是东海郡麦作面积扩大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那个西汉末年，关东之地洪水干旱交替肆虐的时代，这些庄园却成为了无数贫瘠农民的避风港。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投入庄园的怀抱，摆脱了国家的户籍，变为庄园的座上宾、门下徒附，甚至沦为奴仆，世世代代依赖于豪门大户。尽管在庄园中需低头为仆，却总比在黄河泛滥的波涛中颠沛流离、无处安身来得强。

庄园之内，除了从事生产劳作的壮丁们，还被编入私兵部曲，捍卫庄园主的财产安全。四周高耸的围墙和碉楼林立，一旦战端开启，这些庄园便化身为自卫堡垒，岿然不动。

王莽（约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10月6日）

在新朝初始元年的一月十五日，曾在汉成帝时期仕途辉煌、官至大司马的王莽代汉建新。他上台后，首举大策便是将天下土地更名为“王田”，以此取代私有土地。这一复古政令，触动了无数庄园主的利益底线，甚至连小自耕农都难以接受，因为在那些困苦岁月里，他们连变卖土地、寻求庄园庇护的最后希望都被剥夺。

随着新政策的失败和民怨的沸腾，国内东部与南部的农民纷纷起义。盛怒的庄园主们也顺势而起，率领部曲，冲破坚固的堡垒，走向抗争之路。

新朝天凤五年的岁月里，樊崇在城阳国的莒县聚众百余发起义举，那抹染红的眉毛，成为了他们队伍壮大的象征。在我们熟知的东海郡，临沂狱吏徐宣也振臂一呼应和赤眉军，义军中，东海郡的豪族首领如谢禄、刁子都、杨音、董宪等纷纷崭露头角。此外，梁郡刘姓、琅琊张姓、沛郡周姓等豪强也渐居义军要职。

五谷轮回，社会更迭。前一年，即新朝天凤四年，另一支义军在荆州绿林山揭竿而起。向富饶的南阳进发时，随县春陵乡的一支反对王莽的私兵武装也加入了绿林军。这支队伍的领导者，是一对名叫刘縯、刘秀的兄弟。

东汉光武帝刘秀（公元前5年1月15日－57年3月29日），字文叔

这对汉高祖的后裔虽未获得王侯的封号，却依然成为了南阳的豪族。他们非但不是依赖没落皇室的虚名度日，反而是通过经营土地和商业积累财富。《后汉书·光武帝纪》有载，他们的外公樊重，正是拥有三百顷土地的南阳“三老”。当刘縯因庄园宾客的劫掠行为受到牵连时，刘秀避难于新野的姐夫、扬州刺史邓晨家中。而邓家的一位女性，正是新野名门阴子方的后裔阴陆的妻子，他们的女儿，名叫阴丽华。在避祸新野期间，年轻的刘秀与阴丽华相遇，不禁发出“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的赞叹。《后汉书·皇后纪》中留下了这一笔。刘縯、刘秀起兵之后，邓晨亦率众响应。不久，邓氏家族中的邓禹也加入他们的行列，后来成为了“云台二十八将”之首。南阳的几大家族，血缘交融，盘根错节，终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他们将共同推动汉室的中兴大业。

在东汉建武元年的九月，遭遇赤眉军的洗劫，长安城内乱作一团，百姓流离失所。（南朝·范晔·《后汉书·邓禹传》）此时，关中地区的老牌贵族地主们纷纷封闭四野，纠集力量进行抵抗，使得长安陷入粮荒，而盘踞此地的赤眉军亦未能解决粮饷之急。

事实上，关中这片沃土，已不复司马迁笔下“占天下三分之一，人口不过十之三，而财富则占六成”的繁荣盛景。（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作为千年帝都的心脏地带，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消耗后，其粮食产出亦开始走下坡路。

回望汉武帝时代，为充实长安仓储，曾开凿漕渠自关东输粮，年输入量逾百万石。（汉·司马迁·《史记·河渠书》）然而，到了汉元帝、汉成帝时期，关东连年灾害，流民纷纷涌入关中。（汉·班固·《汉书·成帝纪》）此时的关中，已无力支撑庞大中央集权机构的口粮。

及至邓禹追随刘秀，平定三辅之后，京兆豪强王丹献麦两千斛，以充军粮。（汉·刘珍等·《东观汉记校注·王丹传》）此举意义非凡，它不仅显示出素来不喜种麦的关中地区，亦开始大规模种植麦子，更是关中旧豪族向关东新贵献上的一份象征性的政治献金。

汉代的贵族生活

此时，关东无论是耕地、人口还是经济实力，均已超越关中平原。在东汉开国三十二元勋中，世族名门与世代官僚者占十三人，而南阳、颍川、河北出身者则多达二十七位。（南朝·范晔·《后汉书》）随着中国经济政治重心的东移，刘秀凭借南阳、河北两大势力基地，最终定都洛阳，确立了关东豪强庄园主们的统治新秩序。

在东汉元嘉元年的尘埃落定之际，已过知命之年的崔寔，被郡中推举，荣耀地成为了一名郎官。河北涿郡望族崔氏，其名门之后崔寔，乃是一代书法名家崔瑗之子，名儒崔骃之孙。然而，自崔瑗离世后，崔寔变卖家产，倾尽所有以尽孝道，此后只能以酒为业，聊以度日。在职期间，他笔耕不辍，完成了农学巨著《四民月令》。

若说曹雪芹的《红楼梦》描绘了荣国府的兴衰荣辱，崔寔的《四民月令》则深情回顾了一个世家子弟对庄园繁忙有序生活的无限眷恋。书中，他细致入微地记录了春小麦、冬小麦与大麦的耕作技术与熟制过程。此时，豪族庄园内农业体系已日臻规范与科学，麦作技术在中国也已趋成熟。据载，东汉时期黄河流域的作物亩产量已达到三石，远超西汉的两石有余。遵循《四民月令》的农时安排，冬小麦与粟、豆等作物的二年三熟轮作，成为亩产量提升的关键。

然而，在豪族庄园坚固如“护城河”的先进农业技术之下，东汉末年，国家根基动摇。豪强地主与他们的庄园规模宏大，绵延数里，犹如一个个独立的小王国，豢养奴婢无数，而贫民却在这片广袤土地上无立锥之地。

东汉全盛图

当走投无路的太平道教徒奋起反抗，郡国州县接连失守，颍川、汝南、荆州、江东重回坞堡林立的旧貌。袁绍、袁术、公孙瓒等豪族英豪，依托坞堡，纠集部曲，成为一方霸主；李典、许褚、曹仁等庄园少年，亦率领家兵，成为百战名将。在这乱世之中，豪强如同饥渴的巨兽，竞相争夺这破碎的土地，终将国家撕裂，走向分裂。

随后漫长的纷争时代，气候变迁、水利荒废、战乱连连、灾害频发，小麦种植的脚步受阻。北魏末年，《齐民要术》中提及的耕作技术，小麦已让位于黍穄、梁秫、豆、麻等作物，居于次要地位。而“保岁易为，以备凶年”的大豆再次崛起，使得菽粟遍野，重回丰饶景象。

东汉织造

那些因土地聚集、麦子种植而崛起的豪强家族，曾以智慧、技术与资本助力王朝复兴；然而，也正是他们的贪婪与巧取豪夺，将王朝亲手埋葬。这些名动天下的姓氏，不仅掌控着天下，书写了一个个奢华的时代篇章，也构建了最为坚固的社会壁垒。

直至三百年后，一位原姓拓跋的鲜卑君主在中原发布诏令：“均给天下之田，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开启了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