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左宗棠曾孙上交180平大洋房，却被担任副市长的女儿拒绝

1955年的上海，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站在第一医学院的办公室里，手中捏着一纸调令，望着窗外熙熙攘攘的街道，神情凝重。他就是著名的医学教授左景鉴，民族英雄左宗棠的曾孙。此时的他，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人生抉择。

＂父亲，这套房子是您凭本事得来的，为什么要上交给政府呢？＂站在他身边的大女儿左焕琛急切地问道。而这位老教授的回答，却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这个决定不仅影响了一个家庭的命运，更折射出那个特殊年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为什么一位功勋教授会主动上交豪宅？他的选择又为何会被自己的女儿，一位后来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的女儿所拒绝？

一、左家渊源

世人皆知左宗棠是晚清名臣，却鲜有人知他的后人在建国后依然传承着家族的报国精神。在湘西浏阳的左氏祠堂里，至今还保存着一份泛黄的家谱，上面记载着左宗棠给子孙定下的家训：＂读书明理，报效国家。＂这份家训，在左景鉴身上得到了完美的诠释。

1908年，左景鉴出生在浏阳一个已经没落的书香门第。那时的左家，早已不复当年左宗棠在世时的显赫。七岁那年，左景鉴的父亲因病去世，母亲随后改嫁，年幼的他被送到上海，由姑母抚养成人。

在姑母家的墙上，挂着一幅左宗棠的画像。每当左景鉴读书疲惫时，总会抬头看看这位素未谋面的曾祖父。1927年，十九岁的左景鉴考入同德医学院，这是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医学院校之一。为了维持学费，他白天上课，晚上在租界的诊所做学徒。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刚刚大学毕业的左景鉴毅然加入了上海红十字会救护队。在枪林弹雨中，这位年轻的医生救助了无数伤员。一天夜里，一位重伤的士兵被送来时，左景鉴发现伤者的衣袋里藏着一本《左文襄公全集》。那一刻，他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曾祖父＂筹边理财，百折不挠＂的精神。

建国初期，左景鉴在上海第一医学院任教。他主持研究的多项医疗技术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培养了一大批医学人才。1951年，因工作突出，组织分配给他一套180平米的复式洋房。这套位于静安区的房子，曾是一位英商的私产。

＂我们左家几代人，从不靠祖荫过活。＂这是左景鉴常挂在嘴边的话。在医院里，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左宗棠的后人。直到有一次，一位老院士在翻阅档案时，才发现这位默默无闻的医学教授竟有如此显赫的家世。

1953年，左景鉴参加了抗美援朝医疗队。在朝鲜战场上，他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炮火抢救伤员。一位战地记者问他：＂您已经45岁了，为什么还要到前线来？＂左景鉴说：＂我的曾祖父左宗棠年过七旬还在新疆平叛，我今年才多大年纪？＂这番话很快在前线传开，激励了无数医务人员。

人们常说，名人的后代大多无法继承先辈的荣光。但左景鉴用自己的一生证明，家族的精神传承远比显赫的家世更为重要。从同德医学院的勤工俭学，到淞沪抗战的临危不惧，从建国初期的教书育人，到抗美援朝的奋勇向前，他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左氏家训。

二、西迁抉择

1955年8月的一天，上海第一医学院的会议室里召开了一场特别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响应中央政治局关于沿海工厂和学校内迁的指示。当时的上海，作为沿海重要城市，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形势。为了保障国家重要的教育资源和工业基础，中央决定将部分重点院校迁往内地。

会议上，医院党委书记陈同生宣读了西迁方案。根据计划，上海第一医学院将有三分之一的骨干力量迁往重庆。这个消息在与会人员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迁校意味着要放弃上海完善的医疗设施，面对重庆相对落后的条件。

在众人踌躇之际，左景鉴第一个站了起来。作为医院的资深教授，他的表态具有重要意义。＂我认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重庆虽然条件艰苦，但越是艰苦的地方越需要我们。＂他的发言打破了会议室的沉默。

随后的几天，医院开始筹备西迁事宜。作为第一批西迁的骨干力量，左景鉴被任命为筹备组组长。在准备过程中，他发现重庆的医疗条件确实十分落后。当地只有一所简陋的医学院，许多基础设备都很匮乏。

1955年9月，左景鉴独自前往重庆考察。从火车站到医学院，他走访了当地的多家医院。一路上，他详细记录着每个医院的情况，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搬迁做准备。在重庆的两周里，他住在一间简陋的招待所，每天往返于各个医疗机构之间。

回到上海后，左景鉴立即着手处理个人事务。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关于那套180平米复式洋房的处置问题。这套房子位于静安区，是上海最好的住宅区之一。当时，许多西迁的教职工都选择保留上海的住房，以便将来回沪时使用。

然而，左景鉴的决定却出人意料。他主动向组织提出，要将这套洋房上交给政府。在他看来，既然决定扎根重庆，就不应该再在上海保留住处。这个决定立即在医院里传开，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1956年初，一批批医疗器械装上了开往重庆的货车。左景鉴和其他教职工一起，开始了漫长的西迁之路。临行前，他最后一次站在那套洋房的阳台上。楼下的梧桐树依然郁郁葱葱，街道上人来人往。这里承载着他在上海近三十年的记忆。

在交还房产证的那天，负责接收的工作人员感到十分诧异。＂左教授，您真的考虑清楚了吗？这可是一套很好的房子。＂左景鉴只是笑着说：＂组织需要我去重庆，我就要全心全意地去。留着这套房子，反而会让人觉得我还想着回来。＂

就这样，左景鉴成为了上海第一医学院西迁教职工中，唯一一位主动上交住房的教授。这个决定，不仅体现了他的决心，更为其他西迁人员树立了榜样。而这一去，却是他人生轨迹的重大转折。

三、女儿的拒绝

1955年秋，上海市政府办公厅一间朴素的办公室里，左焕琛正在审阅文件。作为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她，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城市建设事务。这天，一份特殊的文件引起了她的注意——那是父亲左景鉴上交房产的申请书。

左焕琛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驱车前往静安区那套即将上交的洋房。在门口，她遇到了正在收拾行李的父亲。＂父亲，这套房子是组织根据您的贡献分配的，为什么要上交呢？＂面对女儿的质询，左景鉴只是简单地回答：＂既然要去重庆，这里的房子留着也是浪费。＂

作为分管上海市房产工作的副市长，左焕琛深知这套房子的价值。它不仅地段优越，还是典型的英式建筑，由著名建筑师设计，内部装修考究，甚至还保留着原有的实木地板和手工雕刻的楼梯扶手。

随后的几天里，左焕琛多次找到相关部门，试图说服父亲保留这套房产。她提出了几个建议：可以将房子暂时借给医院使用，也可以作为左景鉴日后回沪的居所。然而，这些提议都被父亲一一婉拒。

在一次家庭聚会上，左焕琛邀请了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来劝说父亲。其中包括曾经和左景鉴一起在抗日战争时期工作过的医院老院长。老院长说：＂景鉴同志，你的房子是组织根据你的贡献分配的，这是你应得的。＂

面对众人的劝说，左景鉴始终保持着他的决定。他说：＂我去重庆是为了建设西部医疗事业，不是临时支援。既然要扎根那里，就不能再想着上海的安排。＂这番话，让在场的人都陷入了沉默。

1956年初，左焕琛再次收到了一份文件。这是父亲正式向上海市房产管理局提交的房产上交申请。作为主管领导，她本可以利用职权延缓这个过程，但最终还是在文件上签了字。

就在房产即将移交的前夕，左焕琛带着全家人最后一次参观这座即将告别的房子。站在客厅里，她回忆起小时候在这里度过的时光。墙上挂着的左宗棠画像，见证了这个家族几代人的沧桑变迁。

这一天，左景鉴将所有的家具都捐给了单位，只带走了几本医学书籍和一些日常用品。在整理书房时，他发现了一本泛黄的笔记本，里面记录着他多年来的医学研究心得。＂这些才是最宝贵的财富，＂他对女儿说，＂是带不走的东西，才更需要留给需要的人。＂

最终，这套充满历史记忆的洋房被移交给了上海市房管局。后来，它被改造成了一所幼儿园，造福了周边的居民。而左焕琛，作为一名市级领导干部，亲眼见证了自己的父亲主动放弃这套价值连城的房产。这个决定，不仅体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担当，也展示了那个时代特殊的家国情怀。

四、重庆岁月

1956年3月，重庆医学院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这些来自上海第一医学院的教授们，将为西南地区的医学教育注入新的活力。其中，年届五十的左景鉴教授成为了重庆医学院外科主任。

初到重庆，条件确实艰苦。左景鉴被安排在一间简陋的平房里，房间仅有十几平米，还要与另一位老教授合住。与上海那套宽敞明亮的洋房相比，这里显得格外局促。但他很快就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

重庆医学院当时的设备十分落后，手术室只有两间，许多基础医疗器械都很短缺。左景鉴带来的那些医学书籍成了医院图书室最珍贵的藏书。他常常在下班后留在办公室，为年轻医生讲解手术要点。

1957年春天，医院收治了一位特殊的病人。这是一位来自四川偏远山区的农民，因为车祸导致脾脏破裂。当时重庆还没有医生能够独立完成脾脏修补手术。左景鉴二话不说，立即组织手术团队。这台手术持续了六个小时，最终成功地保住了患者的脾脏。

这台手术在重庆医学界引起了轰动。此后，全国各地的医生纷纷前来重庆学习。左景鉴将自己在上海积累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每一位学生。他编写的《外科手术技巧图解》讲义，被誊抄了无数份，在西南地区的医院中广为流传。

1958年，一场特大洪水袭击了重庆市区。医院里挤满了受伤的群众，手术室日夜不停地运转。左景鉴连续工作了72小时，直到晕倒在手术台旁。醒来后，他却拒绝了休息的建议，继续投入到抢救伤员的工作中。

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寒冷。左景鉴的住处漏风漏雨，但他始终没有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他说：＂既然选择了来重庆，就要做好吃苦的准备。＂每天清晨，他都是第一个到达医院的人，常常要走很长的山路。

1960年，重庆医学院开始筹建西南地区第一个心胸外科中心。这个项目得到了中央的重视，但技术力量严重不足。左景鉴主动请缨，承担起了培训医生的重任。他将自己在上海积累的心胸外科经验，系统地传授给了一批又一批年轻医生。

为了建设这个中心，左景鉴多次往返于重庆各个医院之间，考察设备、培训人员。他的作息时间表排得满满的：早上查房，上午手术，下午教学，晚上还要编写教材。就这样，西南地区第一个心胸外科中心在他的努力下逐步成型。

1962年夏天，左景鉴收到了一封来自上海的信。那套被他上交的洋房已经改建成了幼儿园，每天都会传出孩子们欢快的笑声。看到这个消息，他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在重庆的这些年，他不仅没有后悔当初的决定，反而为自己能够参与西部医疗事业的建设感到自豪。

到1964年，重庆医学院已经成长为西南地区最重要的医学院校之一。这所学校培养的医生，遍布四川、贵州、云南等地。而左景鉴的名字，也成为了重庆医学界最受尊敬的名字之一。

五、无悔坚守

1965年春，重庆医学院迎来了一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左景鉴完成了他在重庆的第一千台手术。这位已近花甲之年的老教授，依然保持着每天早上六点到医院的习惯。

同年秋天，上海第一医学院派人来重庆，邀请左景鉴回沪任教。这个消息在医院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当时的上海，医疗条件已经发展得更加完善，各项待遇也远超重庆。然而，左景鉴婉拒了这个邀请。他说：＂重庆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完成，我不能半途而废。＂

1966年，左景鉴主持建立了重庆第一个创伤外科中心。这是西南地区最早的专业创伤救治机构。为了建立这个中心，他走访了重庆市的多家工厂和矿区，实地考察工伤事故的特点，制定了一套适合当地情况的救治方案。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医疗设备十分紧缺。左景鉴就带领团队自己动手，改装手术器械。他们把普通手术钳改造成专用的骨科器械，用自制的牵引架替代进口设备。这些土办法虽然简陋，但确实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1968年的一天，医院收治了一位严重车祸的伤员。患者是一名矿工，全身多处骨折，情况危急。当时重庆还没有医生做过这么复杂的手术。左景鉴立即组织了一个六人小组，制定了详细的手术方案。这台手术持续了十二个小时，最终成功地挽救了患者的生命。

1970年，左景鉴的老同事从上海来看望他。看到他住在简陋的房子里，用着陈旧的办公桌，老同事劝他回上海。＂上海的条件这么好，为什么不回去呢？＂面对这个问题，左景鉴说：＂我已经在重庆扎根了，这里的群众需要我。＂

1972年，重庆医学院组建了一支医疗队，准备下乡为农民看病。已经年过六旬的左景鉴主动请缨，要求加入医疗队。他带着简单的医疗器械，走访了重庆周边的多个山区。在一个偏远的村子里，他连续工作了三天三夜，为村民们治病。

1975年初，左景鉴收到了一封特别的信。信是他当年在上海的一位学生写来的，说那套被他捐出的洋房现在已经成为了一所知名的幼儿园，每年都有数百个孩子在这里欢声笑语。看完信后，左景鉴将信收进抽屉，继续投入到工作中。

到了1978年，重庆医学院已经发展成为西南地区最重要的医学教育基地。这二十多年来，左景鉴培养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他编写的教材、整理的病例，成为了许多年轻医生的重要参考资料。

1980年，已经74岁的左景鉴仍然坚持每周做两台手术。他说：＂只要还能拿得动手术刀，就要继续为病人服务。＂这年冬天，他完成了在重庆的第三千台手术。手术后，他像往常一样，在病历本上认真记录着手术过程。

在重庆的这些年，左景鉴始终保持着朴素的生活作风。他的办公室里除了医学书籍，几乎没有其他物品。而那本记录着二十多年手术经验的笔记本，已经变得很旧了，但依然被他珍重地保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