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互联网成了审判场，有自曝的、有炫富被动曝出的、有乡女书记为自保曝光县委书记的、有清华公务员主动曝光上级的。曝光层出不穷，瓜应接不暇，甚至到了来不及期盼反转、洗地，下一个瓜就接踵而来的地步。当高速增长的乐曲停下时，一切问题都逐步浮出水面。一方面，基层治理隐约失序，从偏远县到发达城市都不能完全幸免。另一方面，“精英”忽视私德，且和全民勒紧裤腰带的大气候隔绝，上下不能共情。

我们要清楚的是任何时期社会都在产生着矛盾，只是经济上行期间，人们有收入，有盼头，有些问题被掩盖了，社会问题的处理周转的空间大，可以逐步处理；而经济下行，人们收入下降，未来预期比较消极，以往的社会问题也被揭开盖布，暴露在聚光灯下。经济下行，很多人都会停下以往忙碌的节奏，去琢磨，原因是啥，这一琢磨，很多问题就被揪出来了。这可能就是最近网络舆论层出不穷的根本原因。

基层失序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和社会转轨的关键时期，社会矛盾相互交织，利益关系错综复杂，风险与挑战并存，发展压力增大。“不出事”成为干部考评的一大标准，为了规避风险，有的党员干部抱着避责心态，以“不出事”作为工作的最高准则，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些人甚至认为，只要不作为、少作为，就会少出事、少惹事，这样才能在基层政治生态中谋求自身发展。毋庸置疑，这一思维方式不可避免地助长了懒政怠政、推诿扯皮的消极风气，影响了基层工作的开展和基层治理效能的发挥。

还有就是我们政府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扩大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试图以此提升公信力。但有时却事与愿违，老百姓一方面渴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却不愿承担相应的公共义务和社会责任。用一些网友的话来形容，就是在“你凭什么管我”与“你凭什么不管我”这两种矛盾心态之间，对政府产生了错误认知，这便是“巨婴”现象的典型表现。政府的公信力在这种矛盾中下滑，老百姓一方面是多次失望后的“心灰意冷”，另一方面似乎也在这种过程中逐渐“变质”。这里所说的“变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变坏，而是指其对政府过度依赖，自身参与社会建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逐渐退化。

基层治权弱化使得乡村干部为主体的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逐渐弱化，人民政府为人民的政治承诺与权力有限而责任无限的基层政府形成悖论。群众法治权利话语的兴起更是基层民权运动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上访成为一种合法的倾诉方式，也造成了严重的体制性矛盾——中央与地方之间、上下级机关之间、同级部门之间的冲突。为了使问题得到解决，群众的生存策略和经验使得他们选择成本最小、效果最好的方式——“闹”。“自保”的基层政府因为“怕出事”不得不迅速介入调解，法律被冷落一旁，由于无原则的处理方式使得敢于“以闹求解”的社区精英尝到了甜头，“以闹求解”的方式在基层社会不断传染与被模仿积蓄着更大的失序力量。社会转型时期，当法律还未能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与合理预期，这个到处都有风险的社会使得每个人(组织)都选择自保的生存策略。

网络舆论曝光就是新时代“以闹求解”的另一种新型表现，但这不应该是常态，需要我们去反思思考。一方面我们要赞赏新时代青年人的意气风发与敢想敢干，举报官员，调侃学校，追打校长，这是真实的、有潜能改变社会（哪怕改变极其微小）的正能量。这些选择行动的青年人毫无疑问是大家的楷模。他们没有忍气吞声，而选择孤注一掷；没有自怨自艾，而选择勇于提出质疑；没有自认倒霉，而选择自己争取自己的权益。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信息越透明、越有常备的基层监督制度，越有利于一般人生存。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提升自己，规划好自己的人生，多理解这个体系运作的原理，在相信体系的基础正义性同时，知道得到哪一个层面才能发挥正义性。相信我们的政府一定会带领我们走过这困难的几年，实现新时代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