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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会战后，取得胜利的冈村宁次感到很侥幸。虽然日军的兵力不足，但还是在中国部队的手中夺取并守住了南昌。

可夺取南昌并不意味着他日后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中国部队的第5、第9战区对武汉地区的夹击态势并没有得到改变。

看来，仅凭着在战场上与中国部队硬拼，是改变不了这种被夹击包围的态势的。

因此，在1939年夏天，冈村宁次召集了一批所谓的“中国通”，开始潜心研究起华中地区的地理特点、兵力态势以及民心问题了。

作为侵华日军的核心将领，冈村宁次有些看法与当时掌握着日本大权的将领与政客不同。

以他对当时中国的了解，认为把像汪精卫之流看得过重是得不到相应的回报的。因为从北洋时期开始，中国的事情都是由掌握部队的人说了算的。汪精卫虽然在政坛上的地位不低，有一定的号召力，可手中却无一兵一卒。

虽然唐生智、张发奎、龙云等人都曾经和汪精卫关系不错，可在汪精卫叛逃之后，这些人纷纷通电痛斥汪精卫，唯恐和汪精卫划清界限得太慢。如此一来，日本想要借汪精卫之手拉拢这些军中大佬为其效力的算盘落空了。

而且，拉拢汪精卫还有一个更加不利的因素，那就是不仅不能起到威吓蒋氏的作用，反而会更加激起蒋氏的怒火，对日军的抵抗也愈发强硬起来。

一直以来，冈村宁次都认为，无论从兵员数量、素质、训练水平和装备，蒋氏的嫡系黄埔军在中国部队中都是占有优势，只有打败了黄埔军，才能解决中国问题。

可自“卢沟桥事变”爆发以来，两军经过了多次大战，中国部队虽然屡屡失利，但大打大陪，小打小陪，就是不服输。

更让冈村宁次感到沮丧的是，中国部队不仅没在屡次的失利中丧失斗志，反而越打越强。不仅兵力越打越多，而且装备也日渐精良，并且还找到了对付日军的办法。

反观日军，在武汉会战后，兵力已经使用到了底线。在武汉会战后期，为了给前线补充兵员，竟然已经动用了第2后备役这些“胡子兵”。要是再打下去，就要动用预备役兵员了。

况且，日军大多数兵力都被困在了“占领区”维持所谓的“治安”，能够机动作战的仅有他指挥的第十一军。

可第十一军除负担机动作战的任务外，同样需要负担“占领区”的守备任务。每逢作战，都需要临时抽调部队，而且作战时间还不能太长。时间一长，“占领区”就要面临着被中国部队收复的可能。

就像南昌会战后期，在中国部队的猛攻下，冈村宁次实在无兵可调，只能从上海临时抽调海军陆战队来接替南昌城防，这才让南昌守军得以抽出手来。

每每想到此处，冈村宁次就不由得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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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冈村宁次是个有战略眼光的人，虽然战局令人沮丧，但要在这个时期与中国求和，也是不能够的。与其示人以弱而勉强求和，还不如主动出击，把对方打得屈服。

在他看来，中国部队是以嫡系的黄埔军为骨干，杂牌的地方军为羽翼。要想消灭骨干，就要先削其羽翼。

因此，一次围绕着策反诱降杂牌军的行动开始了。

其实，早在1938年的6月，日本陆军就展开了一系列的分化瓦解中国的行动，并把这个行动命名为“鸟兽计划”。

这个计划是这样的。

对策反已经过气的中国政坛风云人物如吴佩孚、唐绍仪等人的计划称之为“鸟工作”。

具体的分工是：

其一、把华北、南京等伪机构与重庆蒋系势力的合并工作称之为“鸠工作”。

其二、掀起反蒋运动称之为“鹰工作”。

其三、离间蒋系将领和政客称之为“鹭工作”。

其四、在蒋系内部宣扬“和平”空气称之为“鹫”工作。

其五、诱降西南实力派的工作称之为“鸢工作”。

对策反杂牌部队的工作皆是以“兽”命名。

具体名称是：

其一、诱降原西北军宋哲元部的工作称之为“狐工作”。主要是针对第33集团军。

其二、诱降韩复榘旧部的工作称之为“栗鼠工作”，主要工作对象是孙桐萱的第3集团军。

其三、诱降原东北军的工作称之为“狗工作”。主要工作对象是于学忠部和49军刘多荃部。

其四、诱降晋绥军的工作称之为“狸工作”，主要工作对象是阎锡山部。

其五、诱降原西北军石友三的工作称之为“猫工作”。

其六、诱降湘军刘建绪部的工作称之为“鹿工作”。

其七、诱降原张宗昌余部徐源泉的工作称之为“牛工作”。

至于其他一些不重要的地方派系部队，如滇军、黔军和川军，则统一命名为“兔工作”。

仅有一个例外，出于对桂军和李宗仁、白崇禧的“重视”，针对新桂系的策反诱降工作称之为“山工作”。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日本军部还特意把正在第十四师团长任上的大特务土肥原贤二调了出来，专门负责这项工作。

可没想到，本来信心满满的土肥圆贤二却处处碰壁，那些北洋元老们个个都保持晚节不失，竟无一人被土肥圆贤二拉拢过去。

在杂牌将领中，也只有那个不争气的石友三反复无常惯了，才被拉下了水。

这下子，那位号称“东方劳伦斯”的土肥圆丢尽了脸面，遭遇了其特务生涯中的“滑铁卢”。

滇军 图片来自网络

本来，土肥原贤二就不擅长指挥作战，虽然带着日本仅有的两个重装师团之一的第十四师团，可却在兰封会战中被薛岳打得四处乱窜，丢尽了人，把他调出来担任特务机关长就是要发挥其所长。

可没料想，不会指挥打仗的土肥圆竟然连老本行也玩不转了。日本军部气愤之下，只能把土肥圆调回国当士官学校校长去了。

可土肥圆的失败并没有让冈村宁次吸取教训，仍然孜孜于谋划他的策反诱降大计。

为此，冈村宁次下令，第十一军的各师团都负有配合日本特务策反工作的义务，并还进行了工作划分。

具体安排是：

1、第3师团负责对刘汝明第68军进行策反。

2、第十三师团负责对张荩忱的第33集团军进行策反工作。

3、第6师团负责对杨森第27集团军的策反工作。

4、第33师团负责对王陵基的第30集团军进行策反工作。

5、34师团负责对桂军的21集团军廖磊部除司令部之外的策反工作。

6、101师团负责对江西的熊式辉进行策反工作。

7、106师团负责对滇军的第60、58和新编第3军的策反工作。

8、对第5战区长官部以及李品仙部的策反将由和知鹰二机关负责。

和知鹰二在早年间曾经担任过桂系的顾问，与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有私人关系。

9、除王陵基第30集团军之外的川军部队的策反将由第十一军特务部完成。

由此可见，冈村宁次准备策反诱降的对象几乎涵盖了第5、第9战区所有的杂牌军。

那么，对于冈村宁次的策反和诱降，这些杂牌军持何种态度呢？

当前，还没有发现确切的记载这方面内容的材料，但像滇军、川军等部队和日军肯定有过接触并且也有过虚与委蛇的事情。

可这个虚与委蛇，却被冈村宁次认为他的策反诱降大计成果满满。

按照冈村宁次的计划，策反和诱降杂牌军的成果是需要在战争中检验的，只要他对第5、第9战区发起进攻，策反和诱降杂牌军的成果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冈村宁次不求这些杂牌军能够反戈一击，只要他们选择中立或者逃亡，他的策反就算大功告成了。

可现实却结结实实打了冈村宁次的脸。

1939年9月14日，日军以106师团和101师团一个支队的兵力向高安、上高一线发起进攻，湘北会战打响。

对于106和101师团，熟悉抗战史的人都知道他们在武汉会战中的糟糕表现。尤其是106师团，在万家岭一战中，出战的大半个师团万余人的兵力仅跑出了千余人，可谓丢尽了熊本“武士“的脸。

好在冈村宁次用人不拘一格，在南昌会战中又给了这两个师团机会。在大量火炮和坦克、装甲车、飞机的配合下，这两个师团表现的还不错。

故而，冈村宁次此次攻打长沙，又委这两个师团以重任，让他们挥兵西进，牵制上高一线的罗卓英部5个军，以防罗卓英部回援长沙。

同时，冈村宁次也有着检验自己策反成果的意思在内，因为在这5个军中，除镇守上高的第74军是蒋系嫡系部队之外，49军刘多荃部是原东北军、32军宋肯堂部是晋绥军、

孙渡的58军和安恩溥的60军是滇军，都是自己曾经策反过的对象。

可战斗打响后，冈村宁次就发现战役进程并没有按照他预想的那样进行下去，局面有些失控。守卫在一线的滇军第60军和58军不仅没有中立或者逃跑，而是奋勇抵抗，虽损失惨重，但誓死不退。

见正面突破不了滇军的阵地，106师团转而向北，准备切断王陵基第30集团军的后路，动摇王陵基的决心，从而起到动摇中国部队防线的效果。

罗卓英 图片来自网络

可106师团的胃口有些太大了。

虽然在开战前，冈村宁次给106师团配备了强大的火力，可仅凭一个师团的兵力就想突破罗卓英部10余万兵力的防线？简直如痴人说梦一般。

其实，这也难怪106师团的胃口大。

自万家岭一战后，106师团在日军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每逢日军开会，106师团的代表都是拿着小板凳躲在没人瞧见的地方，生怕叫人看见。

南昌会战中，106师团多少恢复了一点信心，找回了一点自信。因此，他们是希望在湘北会战中再打个漂亮仗，由此洗刷“战力垫底师团”的恶名。

愿望是美好的，可现实却是残酷的，106师团刚突入中国部队的防线，就遭到了74军的迎面痛击，待到好不容易突出74军的防线后，又落入了第30集团军的包围圈。

这下子，罗卓英激动坏了，看来，薛岳没有完成的全歼106师团的重任就要落在他的身上了。

1940年9月25日拂晓，罗卓英下令，滇军第60军和58军缩小包围圈，74军穿插到日军背后，堵住106师团的退路。宋肯堂的第32军也加入战场，对106师团进行包围。

就在106师团陷入危局的时候，坐镇武汉的冈村宁次坐不住了。本来，他是希望经过严格整训，增加了兵员和装备的106师团能够在这次湘北会战中给他带来惊喜，可没料到，他又要重温万家岭之战的噩梦了。

为了挽救106师团，冈村宁次只得命令第33师团立即救援。

说起第33师团，其实战斗力恐怕还不如106师团。

武汉会战后，由于第9、16两个精锐师团被调走，日军临时编组了33、34两个师团加入第十一军的战斗序列。

可这两个师团仅是丙种师团，平时在“占领区”内维持一下“治安”，下乡抢个粮还行，要论参加大战，还是头一回。

本来，第33师团在湘北会战的任务是从鄂北突入湘西北，牵制布防在此地第27集团军杨森部。可没料想，开战不久，就被打死了一个佐官。

从这个佐官的图囊里，杨森发现了日军的进攻路线图。杨森果断变更了部署，把主力都抽调过来围歼第33师团，在长寿街地区把第33师团打得丢盔卸甲，仓皇而逃。

其实，杨森部虽然号称一个集团军，但实际兵力仅有一个20军两个师的兵力，战斗力并不太强。可就是这两个师的兵力竟然能够击溃第33师团，由此可见33师团的战斗力是何等低下。

第33师团好不容易摆脱杨森的追击回到原驻地，就接到了冈村宁次要他们再次南下接应106师团的命令。虽然此时第33师团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但也不敢违抗命命令，只得再次南下。

也算106师团有运气，就在中国各部队要围歼106师团的时候，却出现了一连几天的好天气，日本空军疯狂出动，对正在围歼106师团的中国部队狂轰滥炸。

106师团得此救应，才算突出了重围。

不久，106师团这支屡战屡败的部队终于被冈村宁次认定是“烂泥扶不上墙”，干脆就给撤编了。

至此，滇军、川军这些所谓的杂牌军终于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冈村宁次的策反诱降行动画上了一个句号。

湘北会战结束后，蒋氏开始对杂牌军们另眼相看起来。

之前，凡遇大战，在排兵布阵的时候，杂牌军往往都是被部署在一线，而且还被拆分使用。这其中固然有种种客观原因在内，但蒋氏想要借此消耗杂牌军的意图也是很明显的。

可在湘北会战中，杂牌军表现出来的战斗精神和意志还是打动了他。在日军的策反和诱降面前不为所动，在日本的猛烈攻击面前不为动摇，表现出了伟大的“精神战斗力”。

鉴于杂牌军表现出来的深厚战争潜力和立下的功绩，蒋氏大笔一挥，提拔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为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

这在当时可是个难得的殊荣。

在第9战区的各部队中，主力大部分都是黄埔嫡系，在这样一个嫡系部队林立的战区中，两位川军将领能够担任副司令长官，既是蒋氏对川军抗战的肯定，也是对杂牌军抗战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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