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年谱（1949-1976）》纪事本末（527）】1955年，毛泽东63岁。
与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步展开的，是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准备工作1955年11月23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陈毅、安子文、李维汉、徐冰、张际春、周扬、胡乔木、钱俊瑞开会，讨论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认为，应该先在党内很好讨论，然后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会议决定：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
11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由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并讲话，共讲了五个问题。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说：
第一，在我们党内，特别是领导机关，总是思想落后于实际情况。这种落后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当然，我们一提出问题，很快就可以解决。比如，农业问题，上半年是一种空气，下半年是另一种空气。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几个星期以前很悲观，以为资本家是不能改造的，是不好惹的，但是经过这几天，以在座的同志而论，似乎资本家又变了一点。知识分子问题，昨天的知识分子，跟今天周恩来同志作知识分子问题讲话以后，或许也要不同了。农民还是那个农民，资本家还是那个资本家，知识分子还是那个知识分子，为什么前后就有那么大的不同呢？就是我们原来的看法右了。
第四，关于知识分子问题。这个问题要抓起来，有几个星期就搞清楚了。请你们回去要省委、市委在十二月上半月召 开一次知识分子会议，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12月12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写题下说明：“（这个草案发给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征求意见，然后在中央准备召集于一九五六年一月十日开会的会议上再征求意见，加以修改，最后确定。）”十六日晨四时，再次审阅修改这个指示草案后批示：“刘、周、陈、彭真、胡乔木即阅，于本日阅完，交尚昆于本日晚上发出。另印如前示。这个文件可用。作了一些修改。最大的缺点是不通俗，只好将来再修改。”毛泽东主要修改了三处文字（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
（一）“对于只有严重错误思想、甚至反动思想、而没有反革命行为的高级知识分子，不应该将他们作为反革命分子对待；而应该采取严肃批评和耐心教育的方针，使他们逐步地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对于这种人，应该给以充分的时间，耐心等待他们的进步。”
（二）“为了改善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进一步地进行对于知识分子的改造，大批地培养知识分子，以加速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三）“过去六年中，各地党组织都没有注意吸收甚至拒绝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关门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必须纠正。中央组织部应当负责订出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年度计划和几年计划。”
毛泽东还为中央起草了下发这个文件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等的批语，要求他们在准备召开的会议上对《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加以讨论，征求意见，于一九五六年一月十日以前将应修改之点电告中央。
11月27日，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传达和讨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等文件的指示稿，加写两段话：“（四）在十二月下半月内，你们要召开一次关于研究改善我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的会议，准备派人出席在明年一月十日左右由中央召开的讨论这个问题的会议的意见和材料。此事将另有通知。”
12月6日，审阅修改中央十人小组十二月五日关于目前肃反运动应注意事项的通知稿，在第二段末尾加写：“在肃反运动中，对于高级知识分子的重点对象，必须也同其他方面一样，一般地控制在百分之五左右。超过这个控制数字的，必须得到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批准，有些要得到中央十人小组批准。”
1955年12月上旬、中旬，毛泽东重编《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精心地选材料、改文字、拟标题、写按语。其中涉及到知识分子的有：
《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按语中说：
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按语：
“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56年1月3日晚上，在杭州大华饭店召开会议，讨论修改“农业十七条”，陈毅、柯庆施、刘顺元、江华、曾希圣、陈伯达、廖鲁言出席。四日，陈毅致信周恩来：“昨天与主席谈话，我们提出知识分子的政治学习，应来一个三分政治七分业务的比例，主席点头。”
1月13日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毅、谭震林、陆定一、陈伯达、廖鲁言开会，听取周恩来关于准备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所作报告的说明、廖鲁言关于准备在这个会议上所作对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说明的汇报。
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1956年1月14日—20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出席会议的共一千二百七十九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等出席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
“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廖鲁言作农业发展纲要的说明。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会后，全国形成“向科学进军”的热潮。
本年三月，国务院成立以陈毅为主任的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编制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科学发展远景规划。
1月17日，主持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专题讨论《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1月20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表讲话，主要讲领导方法问题，阐述多快好省的口号。毛泽东说：
有两种领导方法，一种是使我们的事业进行得比较慢一些，比较差一些；另一种是使我们的事业进行得比较快一些，好一些。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各个部门，都必须执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任务。
两种方法中间，我们不选择那种落后的、使事业办得坏的方法，而要采取第二种方法，就是使事业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使我们的领导机关促进事业发展，使我们的上层建筑适合这个经济基础，适合生产力的发展。
在我们的机构中间有一些不适合事业发展的落后观点，对事情的变化估计不足，对农民、对资本家、对知识分子进步的一面估计不足。对知识分子，净说他们不好，而现在大家分析证明，有百分之三四十的进步分子，百分之三四十的中间分子，只有百分之一二十的落后分子，并且还是可以改变的。我们要看到这种情况在起变化。
为了领导，我们要促进这种改变。我们党内还有许多这样的同志，他们就是看不到人家已经改变了，还说没有，就是准备一场决斗。那个对象都没有了，还准备决斗。现在完全是新的形势，看来，最近这几年是中国社会发生激烈变化的几年。这种情况反映到我们中间，也会使我们的观点起激烈的变化，来认识这么一种情况，适应这么一种情况。
如果经过考察，经过研究，确实办不到的事，那就硬要说办不到，敢于说办不到，敢于把它削下来，使我们计划放在有充分根据、完全可行的基础上。
在讲到战争与和平问题时，毛泽东说：
是不是有可能给我们十二年的时间来完成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基本上工业化？现在这个情况看来是有的。当然了，世界上可能出现疯子，乱搞一气，这种可能必须估计到。我们的工作要放在他可能提早突然袭击这么一点上。
所以，我们的工作应该加紧一点，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只要是行得通的，有根据的，不是冒险的，不是盲目的，尽可能提早一些时间，那就越好、越有利，我们取得主动。现在我们的主动一天一天地多起来，农业改造方面主动更多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主动也更多了。
但是，在知识分子问题方面我们没有主动，工业方面我们没有主动。大多数重要装备要从外国进口，精密仪器我们自己不能制造，在这上头我们没有主动。经济上没有独立，科学上没有独立。
这几天会议上，有那么一些同志说了那么一些很不聪明的话，说是“不要他们（指知识分子——编者注）也行”，“老子革了一辈子的命，不要你也行”。现在我们在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叫文化革命。没有他们就不行了，单是我们这些老粗那就不行。
要向我们的党员作广大的教育。这是一种很没有知识的话。现在是打什么仗呢？现在是要飞机飞上一万八千公尺的高空，飞的速度是超音速。那个东西，没有他们不行的，而且我们自己也要变成他们。要在比较短的时期内，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同时要有更多的普通的知识分子。将来我们还要作一个全面的规划，把这件事抓起来。
最后，毛泽东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