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随鑫.美国极右翼保守派的亲俄倾向及其影响[J].当代美国评论,2022,6(03):106-125+130.

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国内迅速形成了很强的反俄共识。冲突爆发初期的一项民调显示，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多数选民都赞成对俄罗斯和普京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向乌克兰提供财政援助和武器。尽管美国两党政治极化严重，但国会却在短时间内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系列的制裁俄罗斯和援助乌克兰的法案。然而，这些共识并没有完全消弭美国国内对俄乌冲突的意见分歧，而且随着冲突的持续，反对拜登政府的对俄政策、要求缓和美俄关系的呼声越来越大。

这些呼声主要来自三个群体。一是以“现实主义者”自居的少数战略界人士，主要包括亨利·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约翰·米尔斯海默( John Mearsheimer) 、斯蒂芬·沃尔特( Stephen Walt) 等人。这些人士主要是从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的角度出发，认为美国如果想要更好地遏制中国和维持霸权地位，就应该改善美俄关系。二是为数不多的极左派，他们一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对外军事干预，倡导和平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是诺姆·乔姆斯基( Noam Chomsky) 。三是人数最多、最具民意基础的极右翼保守派人士，他们通常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在保守派媒体上有非常大的声量，在国会也有不少代表。不同于前两个群体，极右翼在个人情感、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均亲近俄罗斯。

极右翼亲俄势力是近年来在美国蓬勃发展的群体。特朗普在2016年成功当选美国总统极大地推动了该群体的壮大，并将其带入美国主流政治。该群体也支持和推动了特朗普亲近俄罗斯、缓和美俄关系的尝试，并在拜登政府应对俄乌冲突中发挥了一定的牵制作用。由于特朗普依然牢固掌控共和党，而且共和党尤其是“特朗普派”候选人在2022年中期选举的选情向好，亲俄派很可能会对美国未来的外交政策发挥更大的影响。目前，国内关于美国对俄政策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国际关系层面，对美国国内政治相关因素关注较少，对美国亲俄派的研究尚付之阙如。本文试图对美国保守派亲俄转向的根源和影响进行深入分析。

一 美国保守派的亲俄转向与表现

在冷战结束后的很长时间内，美国保守派普遍反对俄罗斯。这种反俄态度承接于冷战时期美国保守派顽固的反苏与反共立场。在冷战期间，美国共 和党与保守派明显比民主党与自由派更加敌视苏联和共产主义。冷战结束 后，美国保守派对俄罗斯的反感和警惕并没有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的衰落而显著减少。他们长期将俄罗斯视为美国的“主要敌人”，担心俄罗斯再次崛起。在意识形态上，他们对俄罗斯没有好感，认为其威权体制与“美式自由民主”格格不入。在这一时期，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更倾向于将俄罗斯视为友好国家，而且期待俄罗斯能够走向“美式自由民主”并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但美国保守派中也长期存在亲俄罗斯的极右翼群体。该群体的出现至少可追溯到冷战结束的初期，以极右翼意见领袖和宗教领袖为主。近年来，他们在共和党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在共和党选民中获得的支持越来越多。尤其是特朗普在2016年的成功当选，既标志着该群体的影响力显著增大，也表明他们开始实质性地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俄乌冲突爆发后，与美国主流人士的反俄情绪迅速高涨不同，特朗普及极右翼保守主义者仍然同情俄罗斯和普京，不同程度地为俄辩护。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极右翼保守派构成了当前美国国内最大的亲俄群体。

( 一) 特朗普当选前的美国亲俄保守派

美国保守派知识分子很早就对俄罗斯抱有好感。其代表人物是著名的保守主义者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 。布坎南曾担任尼克松、福特、里根三位总统的高级顾问，并在 1992 年、1996 年和2000 年三次参加美国总统竞选。布坎南是美国当代极右翼的“教父”，他与特朗普曾争夺过美国改革党2000年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布坎南一贯坚持的孤立主义、反对非法移民和自由贸易、亲俄罗斯等政治主张可谓“特朗普主义”的前兆。布坎南在普京执政初期就对其表示钦佩和赞扬，他对普京在公共活动中注重东正教礼仪印象深刻，认为普京是代表西方保守派传统价值观反对西方自由主义文化。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布坎南对普京的赞誉代表了美国极右翼保守派对其的看法。他认为普京更像真正的保守派，俄罗斯比西方更像一个传统基督教国家。2014 年，他在一篇引起广泛争议的文章中声称，在争夺人类未来的“文化战争”中，普京正带领俄罗斯坚定地站在传统基督教一边，与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作斗争。

美国的白人福音派宗教领袖也很早就与俄罗斯的政治和宗教领袖建立了密切联系。冷战结束后，美国福音派注意到随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俄罗斯 的瓦解，基督教逐步复兴，于是开始加强与俄罗斯宗教界的联系，两者联合成立了“世界家庭大会”宗教组织。普京执政后，更为积极地倡导基督教传统价值观，美国福音派与俄罗斯政界和宗教界建立了更加密切的关系。美国福音派教会的负责人富兰克林·格雷厄姆( Franklin Graham) 在 2015 年前往俄罗斯与普京会面，他赞扬普京维护基督教传统价值观的做法，批评奥巴马政府 “违背了上帝的教导”。

2014 年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后，不仅没有影响美国极右翼的亲俄倾向， 反而激发他们进一步赞扬普京，将其描绘成精力充沛的领导人，以反衬奥巴马的“软弱无力”。萨拉·佩林( Sarah Palin) 宣称，普京敢与熊搏斗，会去钻探石油，而奥巴马则是个“模棱两可”“废话连篇”的人。在美国反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和对俄制裁的政治气氛下，美国福音派主办的世界基督教联合会坚持在莫斯科举行 2014 年年会，以加强与俄政界和宗教界的联系。当俄罗斯的宗教领袖访问美国时，格雷厄姆表示，在克里米亚出现危机之际，双方应努力在美国和俄罗斯与东欧之间架设桥梁。

( 二) 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保守派的亲俄转向

在特朗普正式进入美国政坛之前，美国亲俄派在共和党内处于相对次要地 位。2012 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 声称，俄罗斯是美国的“头号地缘政治敌人”，而且是一个“总是支持世界上最差劲角色”的国家。2014 年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后，共和党人对俄罗斯的好感度进一步下降。民调显示，2013 年共和党人中将俄罗斯视为美国的敌人或不友好国家的比例为 69%，到 2014 年该比例上升至 77%。相比之下，2013 年民主党人中将俄罗斯视为美国的敌人或不友好国家的比例为 46%，到 2014 年该比例上升为 68% 。

在特朗普宣布竞选美国总统并成功当选后，共和党人对俄罗斯的看法显著好转。2016 年共和党人中将俄罗斯视为美国的敌人或不友好国家的比例下降到 67% ，2017 年进一步下降到 47% 。相比之下，民主党人对俄罗斯的看法变得愈发负面。2017 年，民主党人中将俄罗斯视为美国的敌人或不友好国 家的比例高达 73%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共和党人对俄罗斯的看法有一定的起伏。在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 Ｒobert Mueller) 调查俄罗斯干预 2016 年美国大选期间，共和党人对俄罗斯的好感度有所下降。在 2018 年美俄首脑峰会之后，随着特朗普大力宣扬俄罗斯没有干预美国大选，共和党人对俄罗斯的看法又有所好转。尽管共和党人对俄罗斯总体上仍以敌视和反感为主，但在特朗普执政时期他们对其好感度提升明显。在这一时期，共和党人对俄罗斯领导人普京的看法也呈现类似的好转趋势，这与民主党人对俄罗斯和普京的极为负面的看法有显著区别。

特朗普的当选和执政极大地提升了亲俄派在共和党内的影响力，显著推动共和党整体的亲俄倾向。特朗普本人很早就对俄罗斯抱有好感，多次公开 称赞和推崇普京。他在 2016 年竞选总统期间发表了许多惊人的亲俄言论，包括宣称当选后将与普京建立良好关系，有可能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并会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为了否认“通俄门”指控，特朗普多次引用普京的言论反驳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的指控，引发民主党和许多共和党人的强烈批评。特朗普在其任内曾多次主动尝试改善美俄关系，他不顾争议，任命迈克尔·弗林( Michael Flynn) 、斯蒂芬·班农( Steve Bannon) 、雷克斯·蒂勒森 ( Ｒex Tillerson) 等主张改善美俄关系的亲俄人士出任其政府高级官员。特朗普多次与普京通话，主动与普京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会晤，在芬兰高调举行美俄首脑正式峰会。2018 年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特朗普单方面提出邀请俄罗斯重返七国集团。2019年5月，特朗普主动与普京进行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通话，又指派国务卿蓬佩奥两度赴俄试图改善美俄关系。

在特朗普执政时期，有不少保守派意见领袖、国会议员追随特朗普公开赞 扬俄罗斯和普京，表现最积极的是在保守派中极具影响力的福克斯新闻节目主持人塔克·卡尔森( Tucker Carlson) 。2019 年，他在电视节目中声称不关心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冲突，希望俄罗斯“征服”乌克兰。这种极端的亲俄言论引起不少共和党人的批评。著名右翼知识分子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 (Christopher Caldwell) 曾声称: “假如用保卫边境和促进民族繁荣这样的传统标准来评价领导人，我们会将普京当作这个时代的杰出政治家。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上，谁能与他一争高下?”2018 年，当美国国会认定俄罗斯干预了美国 2016 年大选时，8名共和党议员选择前往莫斯科度过美国独立日。为了迎合普京，他们回避了对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批评，以致某些美国媒体称他们为 “红场共和党人”。

( 三) 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极右翼的亲俄表现

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国内迅速形成了强烈的反俄共识，共和党人和民主 党人对俄罗斯的看法都变得非常负面。共和党建制派和新保守主义者尤其反对俄罗斯，将俄视为对西方“民主世界”的挑战，主张对其实施严厉制裁、对乌克兰提供大力援助。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与民主党领袖舒默合作，在两党绝大多数议员的支持下通过了一揽子对俄制裁和对乌援助的法案。为了克服党内的阻力，麦康奈尔率团访问乌克兰，公开宣称援乌法案“直接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和重大利益，俄罗斯赤裸裸的侵略不仅不能得逞，而且要付出重大代价”。共和党建制派还要求拜登政府对俄罗斯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包括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将俄罗斯认定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甚至认为可以不惜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军事冲突。

但与此同时，美国仍然有大量同情和支持俄罗斯的声音，支持者主要来自 共和党中的极右翼或“特朗普派”。俄乌冲突发生时，特朗普在电视节目上称 赞普京是“天才”，他派兵进入乌克兰是去做“和平卫士”。蓬佩奥在俄乌冲突期间，也多次称赞普京“非常精明、非常有能力”，并表示非常尊重普京，其 言论还被俄罗斯电视台转播。卡尔森一直在其主持的节目中为俄罗斯和普京辩护，质疑拜登政府把对普京的“仇恨”作为美国对俄外交政策核心的动 机。2022 年 8 月，卡尔森依然坚称俄罗斯正在赢得对乌克兰的战争，并宣称战争之所以迟迟不能结束，是因为拜登坚持让普京无条件投降。获得特朗普支持的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詹姆斯·万斯( James. D. Vance) 表示，他并不关心乌克兰会发生什么，乌克兰的战事无关美国，他还警告称共和党建制派会借俄乌冲突实现复兴。布坎南也多次为普京的行动辩护，他表示理解俄罗斯的安全诉求，美国不应对俄罗斯采取敌对立场，西方不应孤立俄罗斯。

2022年3月，“特朗普派”的一些代表人物为应对俄乌冲突紧急召开名为 “从混乱中崛起”的会议。他们强烈批评美国共和党建制派再次主张对外军 事干预、把美国卷入俄乌冲突的做法，并宣称普京对乌克兰的要求有其合理性，拜登政府不应向乌克兰提供大规模援助，更应关注美国国内的移民和毒品等问题。许多保守派政治人物和民众反对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大规模援助。在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民调中，认为美国向乌克兰提供过多援助的共和党人是民主党人的两倍多，约有四分之一的共和党众议员和五分之一的共和党参议员持这种观点。俄乌冲突爆发后，对于美国国会通过的涉俄和涉乌法案或决议，反对者基本上都是“特朗普派”共和党议员。例如，投票反对 《2022 年乌克兰民主防卫租借法案》的 10 名议员都是共和党中的“特朗普派” 议员，包括为特朗普摇旗呐喊最积极的马特·盖茨( Matt Gaetz) 、保罗·戈萨尔( Paul Gosar) 、马乔里·泰勒·格林( Marjorie Taylor Greene) 等人。这些人被民主党人以及共和党众议员利兹·切尼( Liz Cheney) 称为美国国会中的 “普京核心小组”、共和党内的“普京派”。此外，以信息战网站( Infowars) 为代表的美国极右翼新闻媒体，在互联网上广泛散播俄罗斯关于俄乌冲突的说法，如美国资助乌克兰的生物武器实验室等。

总体而言，美国亲俄派为俄罗斯辩护的理由有三。一是认为美国的国内事务比俄乌冲突更重要。在他们看来，美国国内的移民、种族、堕胎、毒品、犯罪等社会文化问题远比俄罗斯进攻乌克兰更值得关注。万斯宣称，俄乌冲突与美国的国家安全无关，它分散了美国政府的注意力，使其无法专注于对美国国家安全真正重要的事情，如确保边境安全和阻止毒品交易。卡尔森呼吁美国保守派应该继续关注拜登的政策行为，而不是威胁性相对较小的普京。二是将俄乌冲突归咎于美国外交政策的错误、北约东扩和乌克兰政府的腐败。极右翼普遍认为美国推动北约扩张迫使普京采取了反击行动，导致俄乌冲突爆发。他们尤其反感两党建制派和新保守主义者长期奉行的干预主义外交政策，认为建制派和新保守主义者正在利用俄乌冲突复兴反恐战争以来被多数民众唾弃的对外军事干预主张。此外，从特朗普执政开始，美国极右翼就非常厌恶乌克兰，认为其受到了美国自由派主张的文化多元主义的毒害，还认为民主党试图联合乌克兰政府“搞垮”特朗普。三是宣称特朗普曾经的亲俄政策是正确的。极右翼相信以特朗普与普京的特殊关系以及特朗普的强硬立场，其应该能劝阻俄罗斯进攻乌克兰。而正是由于拜登的“软弱”以及拜登家族与乌克兰的幕后交易，才促使俄罗斯下决心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

二 美国极右翼保守派亲俄的根源

从美国保守派对俄罗斯态度转变的过程及其亲俄言论可以看出，发生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国际体系层面，而在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根据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会对物质实力分布这一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变量做出反应，包括对外认知的变化和对外政策的调整，以此来制衡崛起国的挑战。近年来，美国的相对实力在衰落，俄罗斯的实力相对冷战结束初期有明显增强，而且俄罗斯对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发起越来越强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精英和民众对俄罗斯持有越来越负面的看法，但美国极右翼保守派对俄罗斯的态度却呈现反向变化。同时，极右翼亲俄派并非像米尔斯海默等现实主义者那样，试图联合俄罗斯制衡作为美国“最主要对手”的中国，他们关注的重点是美国国内事务而非“中国威胁”。这表明美国保守派的亲俄转向并非源自国际体系层面的因素，而是美国国内政治变化导致的结果。这一现象正是一国国内政治之争改变其对外认知和对外政策的典型例证。美国极右翼保守派亲俄的根源在于他们把俄罗斯和普京看作“白人父权制基督教价值观”的捍卫者和盟友，认为相对俄罗斯和普京而言，美国国内的自由派、民主党以及拜登政府是更大的“威胁”和 “敌人”。

( 一) 美国共和党的极端保守化与“文化战争”的对外投射

由于受到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影响，美国宗教右翼和道德多数派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并与共和党紧密结合，其核心成员就是美国白人福音派教徒。白人福音派认为其理想中的国家正在被改变，他们的孩子被教唆，《圣经》的信条被嘲弄，因此，反对“淫秽”教科书、LGBT群体的权利、堕胎、性别平等、种族平权成为其最关心的问题，他们将这一民权运动视为维护基督教传统价值观和教规的“圣战”。白人福音派教徒至今仍然是共和党的基础选民群体，其主张的社会文化保守主义构成了共和党意识形态内核。但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社会整体上持续向多元化、世俗化的方向发展，其主要标志性事件包括奥巴马以少数族裔身份当选美国总统、美国最高法院在 2015 年裁决同性婚姻合法。随着移民的大量涌入和少数族裔人口 的持续增长，白人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从 1960 年的 85% 下降到 2020 年的 58% ，预计到 2045 年左右将降到总人口的一半以下。美国基督教徒的比例也在不断下降，2020 年只有 63% 的成年人信仰基督教，比 2007 年下降了 15% ，目前 30 岁以下的美国年轻人中只有 10% 的人自称白人福音派教徒。按照这种下降速度，有美国专家预测，到 2024 年，福音派可能不再是大选中的重要政治力量。

这些趋势使白人福音派产生了严重的焦虑感和危机感，他们认为美国和西方许多国家深受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侵害，导致美国社会道德沦丧和堕落。他们在政治立场上变得越来越极端和保守化，这种变化推动共和党的意识形态出现大幅右转。近年来，美国两党的政治斗争和左右立场之争逐渐从经济利益对抗转变为围绕文化议题、身份认同的斗争。共和党和保守派在堕胎、同性恋、教育、种族、移民等一系列议题上与民主党和自由派展开激烈的“文化战争”，全力反击所谓的“政治正确”“取消文化”“觉醒运动”。白人福音派为 了扩大政治影响，深度卷入了世俗政治，全力支持特朗普这位完全不符合福音派道德标准的人选竞选总统，成为特朗普的核心支持群体。特朗普也利用权力对白人福音派投桃报李，全力满足其诉求。

尽管白人福音派的主张得到特朗普和共和党的大力推动，但由于多元主义在美国深入人心以及福音派自身规模的下降，福音派的追求看似终将失败。在白人福音派以及其他保守派人士看来，美国充斥着“种族混合”、移民涌入、宗教衰落、同性婚姻、道德堕落以及坚持“政治正确”所致的各种社会问题。白人福音派越来越认为现在的美国不再是其记忆中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建立的美国，他们变成了“故土的陌生人”。因此，他们开始将目光转向美国之外，不仅为了寻找与自由派斗争的盟友，更是为了寻找“精神统一”“种族纯洁”的国家。在他们看来，这些国家在道德和文化上比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更为强大，目前的俄罗斯就是这样的国家。

美国极右翼将其在国内的追求投射到国际层面，把俄罗斯想象成“白人父权制基督教价值观的强大堡垒”。布坎南认为，未来世界的主要冲突将是所有国家的保守主义者、传统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反对西方颓废堕落文化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普京是反对西方、捍卫基督教价值观的领袖。2018 年，信奉白人至上主义的“南方联盟”发出倡议，邀请俄罗斯人成为美国南方白人反对全球主义破坏性影响的天然盟友。在某些美国极右翼人士看来，其自身与俄罗斯人都是欧洲白人的后裔，作为欧洲文化传统的继承者，他们拥有相同的价值观、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作为基督徒，他们都崇尚基督教的传统价值观。他们认为俄罗斯、匈牙利等欧洲威权政治的代表在捍卫基督教传统价值观，反对多元文化、外来移民、“种族混合”、性别平权等 “文化战争”问题上是美国应当效仿的榜样。与之相反的是，他们认为乌克兰是一个被欧美多元主义和自由主义毒害的国家，不仅不值得被尊重，也不应该得到美国的援助。

除了在道德、文化、价值观上的认同外，美国极右翼还普遍认同俄罗斯的 政治制度，即普京式的“强人政治”和“威权统治”。美国极右翼向来崇拜普京 的强硬姿态和男性气质，认为奥巴马和拜登等民主党总统太“软弱”。2021 年 5 月，共和党参议员特德·克鲁兹(Ted Cruz) 在其个人社交平台转发了一段俄罗斯和美国的征兵广告，称俄罗斯军队比美国军队更强大，因为推崇种族与性别多元化导致美国军队软弱无力。直到俄乌冲突爆发前夕，普京在美国共和党人中的支持率依旧高于拜登，前者为 15% ，后者为 9% ; 89% 的共和党人认为普京是个强硬的领导人，只有 9% 的共和党人认为拜登是个强硬的领导人。极右翼崇尚秩序、权威和等级，这使他们更青睐威权体制，反对美国自由派主张的平等与多元。近年来，极右翼虽然热衷于民粹主义和反建制活动，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反对权威和“强人政治”。民粹主义运动由于缺乏制度化，导致其如果想长期存续，就必须依靠“克里斯玛式领袖”的集权型领导人物，这在特朗普掀起的右翼民粹主义运动中表现得极为明显。民调显示，有 30% 的美国保守派推崇没有国会或选举制度制衡的强大领导人，22% 的人认为民主并不总是可取的，右翼民粹主义者中更是有 40% 的人表示对非民主制度持开放态度，52% 的人支持没有国会或选举制度制衡的强大领导人。极右翼对“美式民主”深感不满，他们认为美国民主制度“偏袒”自由派、全球主 义者、少数族裔和外来移民，不利于白人保守派。2021 年1 月6 日袭击美国国会大厦事件本质上是特朗普策划的“未遂政变”和极右翼组织的武装叛乱，对 “美式民主”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美国极右翼试图建立一个白人主导的、体现基督教传统价值观的“民主”体制，目前的俄罗斯和匈牙利等国家就是他们心目中的榜样。卡尔森曾两次将其节目制作现场安排在匈牙利，向美国观众赞扬匈牙利欧尔班政府，并声称匈牙利是“民主国家的典范”。

美国历史上出现过不少对本国时常有疏离感进而对他国产生好感的先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许多“美国优先”派、孤立主义者亲纳粹德国。如首位成功单独横渡大西洋的飞行家查尔斯·林德伯格( Charles Lindbergh) 、汽车巨头亨利·福特( Henry Ford) 和肯尼迪总统的父亲约瑟夫·肯尼迪 (Joseph P. Kennedy) 都曾敦促美国人理解和关照希特勒的诉求。从20世纪20年代一直到冷战时期，美国许多左派人士都因痛恨国内充满经济和政治不公平现象，而以“玫瑰色的眼镜”看待苏联，真诚地相信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是 “共产主义天堂”。例如，美国“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乔治·舍伍德·艾迪 ( Georege Sherwood Eddy) 在苏联进行十多次旅行后，声称斯大林不是美国式的政客，俄罗斯人普遍不像美国人那么贪婪，也不像美国人那么缺少生活的目标和意义。当前美国极右翼对俄罗斯和普京的好感也主要出于对其国内现状的不满，故而将个人情感投射到他们想象中的俄罗斯身上。

实际上，美国极右翼的亲俄现象与欧洲广泛存在的极右翼亲俄现象在根源上非常相似，后者也反对西方的多元主义、世俗主义和自由价值观，相信俄罗斯和普京是基督教传统价值观的捍卫者，崇尚俄罗斯的威权体制和普京的“强人政治”。在俄乌冲突爆发后，许多欧洲极右翼人士继续称赞普京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捍卫者，受到了自由主义者的无节制攻击; 他们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军事行动不是为了争夺领土，而是为了争夺思想、价值观和传统，并且西方受到的威胁不是来自于俄罗斯而是来自于其内部，更重要的战争是“文化战争”。

( 二) 美国政治极化与“消极党争”的作用

美国极右翼的亲俄倾向还部分地源于当今美国政治中非常严重的“消极党争”现象。在最近的半个世纪里，美国政治极化愈演愈烈，两党在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上的分歧越来越大，两党的争斗已呈全方位态势。政治极化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消极党争”盛行。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之间彼此越来越反感，他们对对方的反感程度往往超过对本党的支持程度。“消极党争”盛行意味着许多美国人完全从自身党派立场出发看待各种问题，几乎不认同对方采取的任何政策，纯粹因为反对而反对。因而在美国政治极化的现实中，党派利益经常高于国家利益，某党派的对外立场与外交政策往往由它所反对的东西来界定。

美国极右翼的亲俄倾向受到他们对民主党反感立场的影响。在 2016 年大选期间，特朗普和极右翼分子热衷于炒作希拉里的“邮件门”事件，特朗普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称希望俄罗斯找回希拉里丢失的 3 万份电子邮件。在特朗普此次讲话的当周，普京的净支持率在共和党人中跃升了 25% ，而在民主党人中则下降了 6% ; 两党对俄罗斯的看法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即共和党人对俄罗斯的看法比民主党人更正面。在特朗普成功当选的推动下，共和党人对普京和俄罗斯的净好感度分别在 2016 年 12 月和 2017 年 2 月达到最高值。在特朗普执政期间，民主党大力推动“通俄门”调查，宣称俄罗斯政府干预美国 2016 年大选，并以此为理由寻求对特朗普发起弹劾。为了回击民主党，特朗普的支持者积极为俄罗斯和普京辩护，并支持特朗普政府寻求改善美俄关系。俄乌冲突爆发后，极右翼为了继续为俄罗斯和普京辩护，宣称这场冲突是拜登 “腐败和软弱”所导致的结果。保罗·戈萨尔称普京坚持“俄罗斯优先”的政策是正确的，拜登政府治国无能又无力，共和党应当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当作批评拜登政府的绝佳机会。

三 美国保守派亲俄转向的阻碍与限度

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极右翼已经成为美国共和党内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 他们在最近几年挑战两党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认知，使政策出现了一定程 度的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转向，他们的亲俄倾向也得到不少美国选民和国会议员的支持。但他们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在美国并非主流，其拥有的权力至今无法与两党建制派抗衡，他们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相对有限。目前美国的外交政策在总体上依然坚持二战以来的传统路线，即维持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同盟体系以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亲俄派虽然竭力为俄罗斯辩护，试图缓和美俄关系，但并没能扭转美国长 期坚持的对俄敌视、制裁及遏制政策，也没能使美俄关系走出“恶化—重启— 缓和—恶化—再重启”的怪圈。自从2014年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以来，美俄关系严重恶化，奥巴马政府宣布美俄关系在冷战后首次进入“紧急状态”，对俄罗斯发起了严厉的制裁。奥巴马在离任前又以俄罗斯政府干预美国大选为由，加大对俄制裁的力度，为特朗普缓和美俄关系设置了障碍。特朗普在任期间，民主党竭力炒作和调查“通俄门”事件，以致共和党建制派不得不承认俄罗斯干预了美国 2016 年大选。在这种政治气氛下，尽管特朗普和亲俄派多次尝试重启与缓和美俄关系，但他们未能得到美国大多数外交官员和国会议员的支持，也很难赢得俄罗斯政府的信任。为了防止特朗普单方面取消对俄制裁措施，2017 年 7 月，美国国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主要针对俄罗斯的《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特朗普虽然宣称该法案的部分内容明显违宪，侵犯了总统的行政权，并会加剧美俄关系的紧张，但他不得不予以签署，以避免其否决被国会推翻，加深外界对其“通俄”的怀疑。2018 年，俄罗斯前情报人员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在英国中毒，美国认定该事件是俄罗斯情报部门所为。特朗普虽然拒绝相信该事件系俄罗斯政府所为，但未能阻止美国与西方国家掀起新一轮的反俄浪潮，一些国家大规模驱逐了俄罗斯外交官。俄乌冲突爆发后，虽然特朗普与极右翼对俄罗斯持同情态度，但他们未能阻止美国政府对俄罗斯进行全方位的制裁和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的援助。

美国保守派亲俄转向受阻存在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美俄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根深蒂固。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出现美国“一超独霸”的局面，俄罗斯 的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下降。美国并不关注俄罗斯对其自身安全利益的关 切，极力推动北约东扩。普京执政后，俄罗斯的实力相对于叶利钦时期有所增强，俄罗斯一直试图恢复其大国地位，拒绝接受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并极力在“后苏联空间”扩大影响力。美国不能容忍俄罗斯对其全球霸权地位的挑战，担忧俄罗斯的核武器对美国安全存在潜在威胁，而且也不能接受俄罗斯将 “后苏联空间”当作“势力范围”的做法。无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都将俄罗斯视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颠覆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以及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威胁。美国虽然不愿与俄罗斯进行直接的军事对抗，但仍然希望通过经济制裁、发动“代理人战争”等手段削弱和遏制俄罗斯。尽管美国将中国视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和“最大的长期挑战”，但其仍将俄罗斯视为“紧迫且直接的威胁”和主要的核威胁国家。美国亲俄派只凭借特朗普的个人偏好以及少数政策顾问、外交官员、国会议员的支持，很难克服美俄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也很难改变美国对俄政策的强大惯性。

其次，美国亲俄派在政坛远未占据优势。美国两党精英一向对俄罗斯秉持强硬立场，只是在具体议题上两党的强硬程度有所不同。自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以来，美国国会的各项涉俄决议和法案，都是以压倒性多数或几乎一致同意的方式通过。从美国国内政治博弈的角度看，特朗普和极右翼未能显著改变外交政策方向的直接原因在于，他们在“国家安全权势集团”和国会中的支持者不多。美国“国家安全权势集团”被特朗普视为阻碍其施政的“深层国家”，虽然受到特朗普的强烈批评，但其仍然主导着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弗林、班农等与特朗普理念相近的人都是“国家安全权势集团”的局外人和异类，很难融入主流。尽管特朗普牢固掌控着共和党选民，但“特朗普派”议员在共和党议员中仍然是少数。特别是在美国外交问题上，两党大多数议员秉持建制派的政策立场。特朗普和极右翼的崛起主要是民粹主义和草根运动兴起所致，他们要想在国会和“深层国家”中占据优势，目前看来还长路漫漫。

最后，亲俄派在美国民间有不少支持者，但他们对整体民意的影响有限。长期以来，美国两党大多数选民都对俄罗斯持负面态度。尽管共和党选民的对俄看法在特朗普执政时期有明显改善，但他们对俄罗斯和普京的净支持率一直是负值。民调显示，美国人对俄罗斯态度的好转往往是负面看法的减少，而非好感度上升。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民众对俄罗斯和普京的负面看法进一步加深，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同情乌克兰，将俄罗斯视为美国的“重大敌人”。在美国政治极化的背景下，这种共识是罕见和显著的。

如前所述，美国极右翼出现亲俄倾向主要有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但其未能得到多数美国人的认同。多数共和党人或许支持对民主党 展开猛烈的“文化战争”，但如要把美国内部的“文化战争”投射到俄罗斯上， 进而将俄罗斯视为“基督教传统价值观的堡垒”并对俄罗斯与普京抱有好感， 则可能很难做到。对多数共和党人来说，反对民主党完全可以与反感俄罗斯并行不悖。而且，亲俄派对俄罗斯政体的偏爱在美国也缺乏认同。尽管“美式民主”在不断衰败，美国人对“民主制度”的信任不断下降，甚至出现了攻占国会大厦的“践踏民主”事件，但在美国支持威权体制和“强人政治”的人仍然是少数。2021 年的民调显示，大约有 26% 的美国人高度符合右翼威权主义的标准。因此，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而言，多数美国人至今没有将俄罗斯视为西 方“自由民主世界”的一员，也很难对其产生好感。

四 美国亲俄派的未来趋势与可能影响

迄今为止，亲俄派对美国政治和外交政策的影响有限，但其未来的发展趋 势仍待观察，其影响力将取决于美国政治和国际局势的走向。一方面，要看特朗普和极右翼将来能取得多大程度的成功。目前极右翼在美国选民中的影响力明显高于在美国政府中的影响力，他们需要再次赢得总统选举并选出足够多的国会议员，才有可能实质性地改变美国的对俄政策。特朗普正牢固地掌控着共和党，而且深度介入了 2022 年中期选举，并有可能在 2024 年再度参与和赢得总统选举。目前来看，共和党很可能在 2022 年中期选举后获得众议院多数席位。特朗普已经背书了一大批共和党候选人，许多共和党建制派候选人要么选择退休要么在初选中败选。2022 年中期选举后，“特朗普派”议员在共和党议员中的比例可能会上升，其直接结果之一是美国国会将更难通过新的援助乌克兰的法案。至于 2024 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如果美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拜登的执政表现持续低迷，那么共和党在 2024 年卷土重来的可能性将会加大。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很可能是特朗普本人，或者是坚持“特朗普主义”的人。如果共和党在 2024 年大选中获胜，极右翼和“特朗普派”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发挥的影响力可能会比特朗普执政时期更大。届时美国国内要求亲俄的声音会更强，美国政府也许会再次尝试重启与缓和美俄关系。

不过，即使特朗普或坚持“特朗普主义”的人能够在2024年成功当选美国总统，要想缓和美俄关系仍然将遇到国会和“深层国家”的反对。目前来看，在 2022 年和 2024 年国会选举中，“特朗普派”议员的数量将很难超过共和党建制派议员，再加上民主党的反对，亲俄派要想在国会通过缓和美俄关系或支持俄罗斯的法案将困难重重。在“深层国家”中，亲俄人士迄今为止依然为数不多，在短期内也不太可能显著增多或占据优势。

另一方面，国际局势的变化可能鼓舞或抑制美国极右翼亲俄派的壮大。最大的国际影响因素将是俄乌冲突的前景。尽管美国存在很强的反对俄罗 斯、支持乌克兰的共识，但这种共识有可能随着冲突局势的恶化、美国的深度介入而被削弱。民调显示，俄乌冲突爆发仅过了半年，民众对美国介入该冲突的支持率就有明显下降: 在 2022 年 3 月，有63%的美国人表示为制裁俄罗斯而承受一定的损失是值得的，但到 8 月该比例下降到 53% ; 在同一时间段内， 支持向乌克兰军队提供武器的比例也从 71% 下降到 51% ，认为乌克兰问题与 美国不相关的比例从34%上升到 40% ，而共和党人(45%) 明显比民主党人(34%) 更认同这种看法。这种民意变化的趋势在二战以来美国历次对外军事干预行动中都能看到，特别是越南战争和反恐战争期间。如果拜登政府举措失当，导致美国介入俄乌冲突的代价过高，美国民众可能会再次转向反对对外干预、支持孤立主义政策。届时，极右翼的影响力将会乘势增长，要求缓和美俄关系的呼声也会加大。这种变化的可能性已经在欧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证实。俄乌冲突的严重后果增大了欧洲亲俄极右翼势力的声音，有助于瑞典、意大利等国的极右翼政党在选举中取得显著胜利。如果俄乌冲突按照美国的期待发展，则可能会振兴两党建制派的政治影响力及美国外交的传统政策 立场，并抑制极右翼势力的壮大及其亲俄主张的影响力。

总而言之，在可预见的未来，极右翼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力可能呈增强趋 势，他们的亲俄倾向可能会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施加更大压力，对此需进一步观察和研判。但仅靠国内政治因素的推动似乎不足以使亲俄派在美国对俄政策中占主导地位，除非拜登政府在应对俄乌冲突中出现重大失误。但即便如此，美俄关系得到实质性改善的难度仍会很大。美国还会继续维持其全球霸权地位和跨大西洋同盟关系，现实主义者的对俄妥协、“拉俄制华”策略很难成为现实政策。基辛格和米尔斯海默等人认为，美国应为美俄关系的恶化负很大的责任，而且奉劝美国政府承认俄罗斯的安全关切和“势力范围”，主张联合俄罗斯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但这种现实主义战略至今未被美国政府接受，在美国国内还受到了强烈的批评。美国短期内可能会选择双线作战方针，同时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挑战”。就像拜登政府的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 ·坎贝尔(Kurt Campbell) 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所宣称的那样，尽管美国同时深度介入印太和欧洲两个战场很困难也很昂贵，但却是必要的。美国正在进入这样一个阶段，这是时代对美国和这一代美国人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