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上一篇我们研究探讨了第五次战役专题系列的第二篇：只歼过美军1个整团！为何这次目标是歼3个师？今天我们接续探讨第三篇，题目是：王近山太乐观？想抓五千美军俘虏太轻敌？
先说明一下，关于第五次战役存在的轻敌和速胜的问题，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兼第一副政委邓华曾总结说过：“在第五次战役的作战指导上仍旧是一种带速决性的办法。主要还是由于轻敌速胜的思想作怪......志司在指导上的这些缺点是主要的”。透过邓华的话，可以得出轻敌是带有一定普遍性的。
按说，参加第五次战役的主要有三大兵团司令，即9兵团司令宋时轮、19兵团司令杨得志、3兵团副司令王近山。宋时轮、杨得志肯定也有一定的轻敌现象。在这里，之所以把王近山的轻敌作为一个重点来探讨，并不是完全针对和聚焦于他，而是他的轻敌相对来讲更具有代表性。
当年的志愿军总部作战处副处长杨迪，关于志司召开第五次战役作战会情况，曾有过这样一段回忆：
“新入朝参战的各兵团首长，因为没有与美军作战的经验，有轻敌思想。从这些新到的兵团首长的发言中，都表现很有信心、很乐观，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第3兵团王近山副司令员汇报兵团情况后，说：彭总，我们一个兵团消灭敌人一个师不成问题，我保证还要捉5000个美国俘虏兵。”
在这里，我们就王近山说的捉5000个美军俘虏兵做个大致的类比，便清楚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整个志愿军前四次战役，我共抓获的美军、英军、土军俘虏，加在一起也不过5300余人。包括第二次战役西线38军打得那么好，东线9兵团在长津湖把美陆战1师打得那样狼狈，但真正算起来俘虏的美军并没多少。因为，美军毕竟有强大的火力，即便你把他成建制的围住，但若想像解放战争打国民党军那样，最后都将其团灭那是很难做到的。这也就是为何整个三年抗美援朝战争，我成建制歼灭美军一个团的战例，仅有长津湖战役歼敌“北极熊团”一个战例。
透过王近山的这个表态发言，可见他对即将到来的第五次战役，一方面说明他的信心很足，一如他国内战争时呈现的革命英雄主义一样；另一方面又可说明他还没真刀真枪与美军干过，便说出这样难免犯了兵家轻敌之大忌的话。
对于第五次战役表现的这种普遍轻敌现象，不仅前面提到的邓华、杨迪讲过，志愿军副司令洪学智等多人的回忆也都有所提及。按说，与美军这样世界头号强敌对决，怎么重视都不为过。结果却来了个“战略和战术上都藐视敌人”。这种轻敌现象，势必导致出现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导致战役筹划准备远远不够。
按说第五次战役早在第三次战役结束之后便着手进行筹划准备，但这种准备回过头来看，是远远不够的。举一个例子，关于4月20号能否发起战役，当彭德怀问到几大兵团司令时，他们都表示：“没有问题，保证到时候可以开始”。实际上，不少部队的集结和进入攻击地域情况，远没有他们表态的那样干脆与爽快。比如，19兵团的64军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曾思玉军长就曾建议杨得志晚一天发起战斗。而3兵团12军的炮兵部队，直至战役发起的前一天，还远在40—80公里外的集结地。接到任务后，炮兵仓促组织开进，加之途中遭到敌机轰炸，最后只有三分之一炮兵部队赶到前线。这也直接导致了“12军不得不将攻击发起时间向后推了两个小时”。
二是导致作战目标定得普遍过高。
尽管战役目标在主席的“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的战略战役指导下，做了一定的调整，但出于急于求成的战争心理，加之受普遍轻敌的影响，故战役仍以“决定性之战”为基点来进行筹划准备。最终敲定的战役目标是：歼灭美军3个师、韩军2个师、英军2个旅、土军1个旅。要知道，当时美军主要有7个师，“联合国军”一线总共兵力约27万人左右。估算下来，我歼敌指标已占敌前线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强。如果这一指标能达成，把美军有生力量歼灭三个师，那往后可就真是轻松地“从北到南，一推就完”了。军史界在研究第五次战役的时候，对轻敌问题往往不愿往深层次上探讨。但从检讨战役的角度，轻敌问题恰恰又是我们一个无法绕过的问题。某种程度上说，轻敌给第五次战役造成的反噬也是最大的。
三是导致指挥调控战局很是费力。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各种主客观因素包括轻敌，给第五次战役的指挥调控带来了很大的应变难度。邓华在总结时主动揽责，称“志司在指导上的这些缺点是主要的”。但帅克认为，兵团和军这两级同样也很重要。因为他们的临机指挥调控能力如何，对战局的发展走向产生的影响是最直接的。第三次战役39军突破临津江的作战，战前从军、到师、到团各级首长，对敌情和地形侦察极为重视。在总攻发起前，他们甚至已摸清当面守敌所有地堡的位置，并将敌阵地所有火力点都进行编号，细化到哪一挺机枪封锁哪一个射孔，哪一门火炮摧毁哪一座地堡，最终确保了39军这一仗打得极为经典漂亮。
反观第五次战役的敌情和地形研究就远远不够。仅以王近山的3兵团突击正面为例，一个十几万大军的兵团，进攻正面宽度只有15公里。平均每个军下来则只有5公里，再加上山地地形限制，供部队展开机动的地段很狭小，以致于兵团第一梯队实际上只能勉强展开5个师，每个师只能沿1—2条山脊线行动。这些直接导致了作战初期，连最起码的战役机动和穿插都成了问题。还有就是对敌磁性战术研究和应对不够问题。敌人已然变了招，而我之指挥控制并没有跟着变招，导致战局不时出现被动甚至是不测。
对于以上这些问题，三兵团在战后曾这样总结道：敌军“作战上行动迅速，指挥灵便，在使用联合兵种作战上较熟练，无论进攻、防御、退却，均善于组织空、坦、炮、步、工等兵种之协同作战，且能发挥各兵种之特性和威力”，“研究我之战术，改变自己战术，如遭我穿插迂回围歼作战之打击后，则在进攻时采取齐头并进，防御时采取并肩守备。不论进攻防御，在整个战线上是连接为一线式的，且在战役战术上有纵深配备，以磁性战术粘着我军，防止我之穿插迂回分割包围之战法”。
三兵团的这个战后总结，应该说十分深刻到位，它无疑是对战役实践教训的深刻反思。我们说，检讨第五次战役的轻敌，连彭德怀、邓华都主动揽责，所以我们没必要更多苛责王近山。反过来，对于王近山本人而言，也正是有了第五战役上的轻敌及教训，也才有了他指挥上甘岭战役时的从容与镇定。
下一个研究探讨第五次战役的题目是：洪学智诱敌打法更合理？彭德怀为何没用？欢迎关注与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