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解放战争无疑是推动历史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三大战役的胜利不仅奠定了中国未来的政治基石，还深刻地影响了亿万民众的生活轨迹。试想，若历史的轨迹有所偏移，国民党在解放战争中取得胜利，那么今日中国又将走向何方呢？这样的设想引发了很多人的思考与讨论。我们其实可以从国民党在抗战后直至败退台湾之前的一些举措，窥探到一些历史的可能性……

首先经济金融领域肯定更为恶劣

我们都知道，在战后的国民政府，整个经济金融实际上是被四大家族所操纵的，在1948 年6月的时候，国民党由于在军事上的节节失利，导致了经济也面临着崩溃的危机。

要知道在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1946年，国民政府的经济实力是相当的不错的，由于作为战胜国政府，当时的国民政府接收了大量的敌伪财产，可随着国民党的军费开支年年激增，沉重的财政负担压得国民党喘不过气来，于是国民政府想出一个损招，那就是滥发钞票，直接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一时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据上海《大公报》1948 年 8 月 16 日的统计：8 月份上半月的生活指数，食物上涨 390 万倍，住房上涨 77 万倍，衣着上涨652 万倍，比 7 月下半月平均上涨 90%。如果用报纸的语言来描述，就是“大饼油条，每件 10 万”。外汇黄金储备已变卖殆尽，政府无限制印发钞票来弥补巨额赤字。

这时候一道难题摆在国民政府的面前：不出手拯救经济，可能就不用等军事上，直接全国的老百姓就已经没办法生活了。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打虎运动”开场了。1948年8月20日，蒋经国以上海经济管制区副经济管制督导员的身份抵沪，厉兵秣马准备先拿全国最大工商业城市上海开刀。蒋经国带着赣南时期培养的一批亲信，调来了以青年为主的“戡乱建国大队”，共三千余人，在上海中央银行设立办公室，雷厉风行地干起来。蒋经国认为此次到上海来督导经济，势在必行，因此大造舆论，比如“严格执行八一九限价”、“不准囤积居奇”、“打倒奸商”、“只打老虎，不拍苍蝇”。整个上海也见识到了蒋大公子的手段，他两次率领上海6个军警单位，全副武装地到全市的商品库存房、水陆交通场所进行搜查。

在蒋经国的铁腕打击下，上海的物价一度稳定在“八一九防线”之内，市民们乖乖地排队将手中的黄金、美钞换成金圆券。蒋经国在上海初战告捷，到 10 月份，上海已经共收兑黄金 114 万两、美钞 3452 万元、港币 1100 万元、银子 96 万两，合计价值 2亿美元。各商业银行也在 9 月底前将存留的外汇储备向中央银行作了申报。

这使蒋经国信心大增，就在他准备乘胜追击的时候，一块大石头拦在他面前：上海的扬子公司是上海最嚣张的囤积大户，他敢不敢下手？要知道扬子公司的董事长是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孔、宋、蒋早已联为一体，这也正是孔令侃毫无顾忌大发国难财的原因所在，他看准了谁都不敢拿他怎么样，因此扬子公司一直是倒卖外汇、走私商品的最大官倒企业。在扬子公司被查封后，孔令侃直接搬出了宋美龄，宋美龄又搬出了蒋介石……至此，一场轰轰烈烈的“打虎大戏”只好以最为荒唐的方式落幕，蒋经国不得不黯然离开了上海。

在整场经济危机中，谁是最终的受害者呢？无疑是普通老百姓，是勤勤恳恳的小市民，是躬耕一生都吃不饱饭的农民，是领到工资后却发现工资只够买一粒米的社会底层的民众。这就是国民政府领导下的经济生活，四大家族趴在全国人民身上疯狂吸血，毫无收敛，甚至还沾沾自得，这样的国民政府谁会喜欢谁会拥护呢？连有点家底的小资产阶级、小老板都免不了覆灭的命运，真正拥护的只有如同扬子公司那样的官僚资本家吧。从一场有始无终的“打虎运动”我们可以窥见如果国民党赢得内战，那么全国普通老百姓的经济生活毫无疑问只能永远被剥削了。

其次领土领海权益肯定大打折扣

国民政府对领土领海权益会怎样处理呢？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国民政府的“领海”政策。在1931 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三海里法令”，这是基于当时制止日本越界侵渔等采取的应对措施，标志着中国领海界线在法律上得以明确，在当时毫无疑问是推进了中国领海制度建设。

但是，采用三海里规则并非根据中国具体国情而提出，只是国民政府“附和”英美等海洋强国主张的结果，这一规则是无法保障中国领海主权和利益，即使在颁布当时就被批评。

而且更重要的是，随着战后国际海洋法的新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抛弃了三海里规则，纷纷扩充领海范围。国民党政权亦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战后也多次讨论重新划定领海范围。但是，我们不得不又要说但是了，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门从外交关系等因素考虑却反对扩大三海里领海界限，也就是说害怕英美等海洋强国看法，连主张正当的领海权益都办不到，于是就导致一个很荒唐的结果，那就是在国民政府当政期间，作为战胜国的中国，领海范围仅仅是三海里，这一法令甚至延续到国民党集团甚至在败退台湾后。

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之后，也一直屈从于所谓国际公法或者顾及与“盟国友情”关系而不得不追随海洋强国的主张，继续延续“三海里”原则，而放弃扩大领海范围的主张。从 1931 年颁布直至 1979 年，国民党集团都没有就领海问题进行新的“立法”。直到1979 年 9 月 6 日，台湾当局才正式宣布“领海”范围为 12 海里，最终取代了“三海里法令”。而此时距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中国领海宽度为 12 海里已有 21 年之久。

也就是说，如果国民党继续在大陆执掌政权，那么我国的领海宽度可能会一直局限于三海里这一狭小范围，中华民族在海洋权益上的维护与拓展将受到极大限制，几乎再无作为的可能。要知道，我国拥有极为丰富的海洋资源，然而，在国民政府颁布并实施“三海里制”后，这一宝贵资源却成为了外国势力眼中的肥肉。外国船舶肆意航行在我国海域之上，如同入无人之境，大肆掠夺我们的海洋资源。国民党的昏庸无能、消极不作为，更是让我国内陆海渤海也遭受了无妄之灾，因三海里的荒谬规则而沦为了公海，这无疑是对国家安全的极大威胁，对人民利益的严重损害。更为可悲的是，这样的局面还在国际上留下了中国软弱可欺的耻辱形象，让我们的国家尊严和民族荣誉蒙受了巨大损失。

另外不平等条约肯定卷土重来

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一点会不同意，认为在抗战胜利之后，我国作为战胜国已经废除了晚清以及北洋政府时期的诸多不平等条约。事实上我们要说的正是在战后，在国民政府当政时期，就与美苏分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其中之一便是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是在1946年由时任外交部长的王世杰和外交部条约司司长王化成代表中方，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驻天津总领事施麦斯代表美方，在中国的首府南京签订的。

这份条约虽然看似公平，但实际上却如学界所认识到的那样，“如果以一句话来概括中美商约的核心，那就是门户大开”。也就是说这一政治性质上平等的条约，在具体的经济实践中是绝对不平等的，一旦实施，相当于对中国经济的大规模掠夺。

甚至就连当时代表中方签字的王世杰也曾在日记中承认：“内中许多相互束缚之条文甚多，于我暂时容多不便，但在理论上却难于拒绝，此为当前之难题”。意思是当签约双方实力并不对等的时候，美国草案所设定的条件事实上是不平等的。因为中美之间的所谓片面最惠国待遇，其实是美方独享利益，而中方只能承担义务。也正因为这个条约，美国形象在当时的国人心中几乎一夜之间崩塌，要知道之前美国在中国人民心中可是二战的英雄形象，如今却以掠夺者的姿态，让昏庸的国民政府签订了如此不平等的条约，相当于以后中国将成为美国商品的倾销地，民族工业再无翻身之日。

除了与美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外，1945年，蒋介石政府还迫于压力同意了苏联的要求，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一条约的内容对中国来说极为苛刻，它不仅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地位，还将旅顺和大连这两座重要的港口城市租借给了苏联，使得苏联在这两个地区拥有了极大的影响力。更为严重的是，苏联还掌握了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控制权，这实际上使得中国的东北地区在某种程度上沦为了苏联的殖民地。这一系列条款的签订，无疑是对中国领土和主权的严重侵犯，让我国不仅失去了外蒙古这一大片领土，还让东北地区遭受了苏联的严密控制。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并成功打赢抗美援朝战争后，苏联才不得不向中国归还了东北的控制权，中国才逐步收回了自己的失地。

当我们再次深入审视历史，不难发现，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利是多种客观因素交织的结果。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不仅是历史的必然，更是人民心声的真实反映。国民党所代表的官僚大资产阶级阶层，从未真正将国民的利益置于首位，他们的统治逻辑与民众的福祉背道而驰。试想，如果国民党继续在大陆执政，中国恐将不可避免地沦为国际资本肆意掠夺的场所，国家资源和民族利益将被无情剥夺。而广大老百姓的生活境遇，更将难以得到切实保障，民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将面临严峻挑战。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不仅是革命事业的辉煌成就，更是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必然抉择。

参考文献

1、论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酝酿及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