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倒幕维新的过程中，长州、萨摩、肥前、土佐这四个西南强藩发挥了重要作用，于是，在明治政府成立后，出身于上述四个强藩的武士“精英”作为倒幕维新的功勋，便逐渐在新政府中担任要职。
日本四大强藩
然而，由于各藩方针政策、力量对比方面的巨大差异，萨、长两藩逐渐居于优势，但未在政府中占据主导地位，加之双方在政见、人事任用等方面存在分歧。
因此，自幕末明治以来，“长州阀”和“萨摩阀”之间的矛盾分歧接连不断，可以说，在日本政、军、官、财界等各方面，特别是日本军部内部的派阀矛盾纷争，几乎均与此存在一定关联。
与萨、长两藩分掌明治政府权力的局面类似，日本军部大权也被萨、长藩阀握于手中。近代日本军队创建之初，基本上是由长州、萨摩、肥前和土佐四强藩的士兵所组成的。
但此后，土佐藩的力量渐趋衰落，于是，陆军被萨、长两藩占有，海军被萨、肥两藩占有。然而，因“萨摩阀”专注于海军建设，而“肥前阀”又并非是“萨摩阀”的对手，所以，“长州阀”和“萨摩阀”分别在近代日本陆、海军占据主流地位。
“萨摩阀”主要是指出身于九州鹿儿岛的藩阀武士，因世代从事航海业，故明治政府建立后，“萨摩阀”先后涌现出了：川村纯义、桦山资纪、西乡从道、山本权兵卫、东乡平八郎等海军高级将官，他们不仅在近代日本海军中占据着要职地位，还力主实施以美、英等国为主要目标的“南进”战略，与日后的“南进派”存在一定渊源关系。
“长州阀”主要指出身于本州岛西南长州藩的藩阀武士，因倒幕维新有功而逐渐控制了日本陆军，其主要代表者：大村益次郎、山县有朋、桂太郎等人均居于日本陆军的要职，“长州阀”极力推崇“皇权主义”，力主实施向大陆扩张的“北进”战略，是此后“北进派”之始祖。
起初，日本陆军是由长州、萨摩两藩执掌权力，“长州阀”的山县有朋和“萨摩阀”的西乡隆盛分别任本藩“总帅”，双方为争夺对陆军的主导权，不仅在人事任用方面极力推荐重用本派阀成员，而且在选取军制模式这一问题之上，也存在巨大分歧。
长州藩和萨摩藩老班底
“长州阀”极力推崇德国的“二元军制”，而“萨摩阀”倡导法国的“一元军制”，最终，军政、军令“二元化”的德国模式被明治政府的决策者所采纳。
此后，西乡隆盛于1873 年因“征韩论”之争离开明治政府，陆军中枢部随之被以山县有朋为首的“长州阀”独占，“萨摩阀”在陆军的地位日趋衰弱。
紧接着，“西南战争”使“萨摩阀”主力溃败，黑田清隆主要将精力集中于北海道开拓一事，西乡从道随后转入海军，故“萨摩阀”势力减半，而山县有朋在日本政界、军界的权威迅速上升，山县有朋、儿玉源太郎、桂太郎等人迅速掌控了陆军中枢，“长州阀”的优势地位进一步确立。
同时，在人事任用方面，“长州阀”垄断了陆军中央要职，并排挤其他藩出身的有能力人才，由此，“长州阀”在日本陆军中的优势地位日渐升至颠峰，但同时也迅速加深了与以“萨摩阀”为首的“非长州阀”之间的矛盾。
长州藩与萨摩藩
另外，在对外扩张战略方面，分别力主“北进”、“南进”的“长州阀”与“萨摩阀”也存在激烈的矛盾分歧。围绕着甲午战前出兵朝鲜问题，山县有朋不主张日清立即开战，但身为“萨摩阀”的参谋次长川上操六认识到了日清间战争的不可避免，这与主张日清开战的外相陆奥宗光不谋而合。
在随后的“日俄协商”与对俄战争问题上，伊藤博文、井上馨等多数元老主张“日俄协商”，“萨摩阀”基于“南进”优先的考虑，对此表示赞同和支持，而山县有朋、桂太郎以及外相小村寿太郎力主“北进”，持对俄强硬立场，极力主张“日英结盟”、“日俄开战”。
最终，上述“对俄强硬派”占据上风，日本通过战争手段，迫使俄国将其在“南满”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而在日俄战后，面对英美等国资本急欲进入中国东北的这一局面，力主对俄强硬的山县有朋、桂太郎等人，从日后实施“北进”的战略整体考虑，逐渐调整了对俄政策，谋求以日俄暂时“提携”的策略手段，来确保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优势地位。
日俄战争
于是，山县在1907年1月的《对清政策意见书》中明确指出，日本与俄国“应该共同策划经营满洲”，
“在不违背日英同盟协定和精神的范围之内，日本与俄国相互提携，这不仅是推进我国满洲经营的捷径，更可以暂时使欧洲列强不致于团结逼近东洋”。
由此，日本将日、俄“合好”作为抵制美国，进而维系、巩固日本“满洲利权”的一种权宜之计。
与此同时，为迫使清政府承认日本通过日俄战争所获利权的“合法化”，日本急切需要赢得国际支持，因此，在山县有朋和桂太郎的支持下，外相小村寿太郎指示驻美大使高平小五郎就中国东北、日本移民问题与美国相协调，经过交涉，双方签署了《高平——卢特协定》。
日本表示不对夏威夷和菲律宾抱有野心，以此来换取美国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权益，这是在维持、强化与各国协调关系的背景之下，日本谋求优先确立在“满洲”的权益，将容易导致与各国利益相对立的“南进”加以搁置的一种外交选择。
因此，在“长州阀”迅速占据陆军主导地位的明治中后期，“长州阀”力主“北进”的战略主张，与“萨摩阀”的“南进”优先战略产生了矛盾分歧。
萨摩藩（网络）
但同时，日俄暂时“合好”的策略手段，以及搁置“南进”的“先北后南”战略，不仅使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得以巩固扩展，更对日后“南进”、“北进”战略的具体实施奠定了基础。
在“长州阀”的优势地位进一步确立的过程中，日本陆军内部也存在着对“长州阀”的反对呼声，如出身土佐、福冈的谷干城和曾我佑准，在陆军中的地位虽仅次于山县有朋，但却对“长州阀”垄断陆军中央要职的状态表示不满，于是二人于1881 年上奏明治天皇，提出有必要尊重民权，并应该反省陆军内部藩阀专横的局面。
对此，山县有朋大怒，以违反军人本分的名义对其进行了严惩，并迫使他们离开陆军，由此，山县有朋大力整肃军纪，并在次年1月4日发布的《军人敕谕》中，明确指出军人不得干预政治。
于是，以此事件为契机，山县有朋的权威反而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在以山县有朋为首的“长州阀”占据陆军主流地位的同时，身为“萨摩阀”的参谋总长川上操六于1899年5月病逝，这进一步加速了“萨摩阀”等“非长州阀”的衰落进程。
于是，“长州阀”完全掌控了日本陆军的人事任免，众多“长州阀”纷纷就职于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重要部门，“长州阀”对陆军的主导权迅速确立。
长州藩（网络）
由此，从明治后半期起直到大正时代，“长州阀”在日本陆军中的权威地位逐渐达到了不可动摇之态势。 特别是在人事任用方面，“长州阀”因迅速垄断了日本陆军的关键部门和重要职位，其优势地位迅速趋于颠峰。
到了明治末期，“长州阀”在日本陆军中的主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开始迅速进入了全盛时代，这场长州与萨摩之争，长州藩最终笑到最后。
参考资料：
《山县有朋意见书》
《近代的日本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