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80年11月入伍，1982年随全团官兵开赴深圳，没想到1983年部队就地改编成深圳建筑工程公司，军人改成工人，有门路的战友退伍回到家乡，来自农村的我却不得不留下当工人，谁知命运发生了改变！
人们常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用这句话来形容40多年前还在深圳当兵的我和战友老乡，倒也贴切！
1980年11月，我和初中同学陈望达、毛希民一起穿上军装，来到千里之外的湖北荆门，成了基建工程兵部队的一名战士。
当时，我和陈望达、毛希民一起被分到了基建连，我们到部队时，承建的一个基建项目接近尾声，但是，我们仍然被这支部队不同凡响的建筑业绩而感动，当年的湖北日报还专门报道了我们团参建工程的事迹。
然而到了1982年9月，我们这支部队却突然奉命开赴深圳，当时，给我们记忆犹新的是，从荆门到深圳一千一百多公里路程，而我们却在闷罐车上走走停停经过了4天的时间。
好不容易到了深圳，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杂草丛生，蚊虫飞舞，到处尘土飞扬，目光所及一片荒凉。原本不太宽的道路两边，全是荒芜的农田和稀疏的小矮房子，还有随处可见垃圾堆。
当时，狮岭山脚下，到处生长着密密麻麻的桉树，荒草有一人多高，没有路，只有一条羊肠小道穿行其间，我们部队就驻在这里。
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到深圳的头一个晚上，我们连的官兵就在桉树底下露宿的，时间仓促，我们用竹子、竹叶和茅草搭建起工棚，再用油毛毡封顶，炊事班不得不用有虫子的山泉水煮饭。
南方潮湿、雨水多，我们的宿舍里，经常有青蛙或蛇光顾，稍不注意，鞋子和被窝就成了它们栖身的好去处。下大雨时，我们在床上睡觉，雨水就在床下流动，上游冲下来的沙石，把我们的脸盆、水壶冲走，我们的鞋子也不知被冲到了哪里……尽管40多年前深圳的环境十分艰苦，但并没有吓倒我们这支英雄的部队。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生活环境里，我和战友们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使用着极简单的小板车和长铲，硬是把深南大道上的石头山全部搬平，把山坡野岭变成朝气蓬勃的建设工地，把图纸上的深圳一点点变成现实……
然而， 1983年9月发生的一件大事，却令我们这支部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一年的9月19日，基建工程兵部队在深圳召开了改编大会，整建制转成深圳市建筑公司，两万多名军人就地成了深圳建筑公司的工人。
巨大的身份转弯，令许多战友一时转不过弯来，如果说当初奉命来深圳参加这座城市基本建设是上级赋予的任务的话，那么这一次身份转弯，则让我们从一名军人变成了老百姓。
消息在战友中间传播开时，带给部队的是巨大的思想和心灵冲击，毕竟，当初我们是奔着部队和军人的光荣称号来参军入伍的，如今成了脱去军装的工人，而且还是距离家乡几千里地的陌生地方，许多战友思想上转不过弯来。
而我们这一批兵，到1983年的这个时候，已在部队服役了近3年的时间，如果说这个时候退伍回去，倒也是正常情况。
但是面对是退伍回家乡，还是就地转为深圳这座城市的工人，成了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
其实，早在7月份以来，尽管上级的命令没有宣布，但战友们已从多个渠道知道了部队即将转为建筑公司的消息，因为事关未来的生活，我和战友陈望达、毛希民也在第一时间和家里写信说到了这个情况。
不久，陈望达的父亲迅速给他写了回信，说部队整编很正常，反正你也到了退伍的时候，你就退伍回来吧，安排工作的事情家里会帮你安排妥当的。
陈望达的父亲在县物资局上班，尽管只是一般的干部，但当年物资局可是计划经济时期相当吃香的部门，我曾到陈望达家里玩，看到他父亲上班的大院里，有成堆的钢材、木材，还有许多我叫不出名字的东西。
而且，陈望达家经常有人来送礼，陈望达说，一些单位经常托着他的父亲办事，希望能多分配些钢材、木材，就连陈望达的书包也隔一段时间就换个新的，令我们十分羡慕……如今，陈望达父亲写信让他退伍回家，陈望达十分高兴。
还有我的战友毛希民，虽然他家里人没有在物资局这样实惠的单位，但毛希民的大哥是一个乡的乡长，他哥哥给他回信说，既然部队要转成建筑公司，军人变成了工人，那在哪当工人都一样，就希望毛希民及时退伍回来，至于工作上的事情，问题也不大。
当陈望达、毛希民高兴地和我说着他们即将退伍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的心里却酸溜溜的，因为我和他们不一样，虽然之前我们都在一个公社初中上的学，但我家在公社最偏远的一个山村，我的父母都是农民，家里也没有亲戚在外面当工人或干部。
父亲来信给我说，当工人就当工人吧，总比回来种地强，想家了，就回来看一下……
因此，当听到陈望达、毛希民想退伍回去时，我心里一阵的难过，我和他们俩是同学，也是战友，在一起前后加起来也有四、五年的时间，平时我们关系最好，施工劳累的时候，经常在一起聊天，当然也聊过未来，当时我们还约定，退伍回去后商量着干点事情呢。
可计划赶不上变化，我和他们俩不得不分开。此时，我已经决定留下来，即便当工人，我觉得也是不错的，最起码每个月有固定的工资，比在我们村种地强得太多了。
果不其然，10月23日，部队在改编之后，许多战士退伍回到了家乡，其中就有陈望达、毛希民，那天，退伍回乡的战友坐上汽车到火车站时，我也坐上了送他们的车辆，在火车站台上，望着他们喜气洋洋的面庞，我忍不住落下泪来，他们回家都能找到好的工作，而我留在深圳转为工人，自己的未来究竟怎么样，我完全不知道，心里感到很孤单。
列车开动了，消失在视野的尽头，我才落寞地回到军车上。
战友们走后，留下来的同志依旧在建筑工地日夜不停地的忙碌着。
然而就在一年后的1984年，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5月的一天，我忙完一天的活刚回到宿舍，正在洗漱，通信员来叫我，说指导员叫我去他办公室（虽然部队转成了建筑公司，但我们一直保留着部队时的传统叫法）。
当我走进指导员办公室时，发现屋里还有两名战友，王指导员看到我后，指了指椅子说：请坐！
王指导员说，目前咱们连转成建筑公司的一个项目部，但是在我看来，即便我们脱下了军装，变成了工人，但骨子里我们仍然是一个兵。
现在有一个情况，深圳市公安局由于城市治安需要，急需招一批人补充进公安干警队伍，他们想从我们这个新成立的建筑公司里招一部分同志，你们3个同志是咱们连队综合素质好的同志，表现有目共睹，经项目部党支部研究，想推荐你们3个同志到公安局去工作，现在想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
说实话，部队转成建筑公司对我们思想的冲击十分大，后来，战友们有的成了建筑公司工人，有的退伍回到了家乡，如今，我们又面临着再次分开的情况，况且，我们几个还是被推荐到当地公安系统去工作，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王指导员说，你们也不用着急，可以出去给家里打个电话或写封信说明情况。
因为之前我曾和家里写过信，我的将来干啥，父母亲让我自己做主，于是，我当场就表态，感谢连队首长的长期关心和帮助，现在工作需要让我到公安局去工作，我坚决服从组织决定……随后，另外两名同志也都表了态。
第二天，一辆挂着公安牌照的汽车开到了连队，上面下来两名公安同志……随后，这辆车就把我们拉到了深圳市公安局的一个院子，我发现这个院子里，还有从其他改编部队过来的同志，听一名姓陈的公安同志讲，我们要在这里进行几天的业务培训，之后再分配到市内其他分局。
几天的培训，我们系统地学习了公安工作的知识和相关规定，之后我就被分配了龙华分局。
到分局之后，我在局机关熟悉了几天的情况后，又被分配到下面的派出所，所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让我们在办公室熟悉情况、协助工作……就这样，我成了深圳这个城市基层派出所的一名干警。
令我意外的是，派出所的同志对我们新来的同志十分关心，尽管此时的深圳吃住条件仍然还很差，但所里尽可能把我的吃住安排好，到了1987年的时候，同事介绍，我和当地医院的一个护士结了婚，后来还顺利通过了招干考试，之后我长期在派出所工作，相继担任派出所副所长、拘留教育管理处副处长。
到公安以后，我经常见到之前老部队的战友，而我们连的王指导员后来当上了建筑公司的副总经理，其他战友陆续到了深圳市的其他部门，当年的基建工程兵战士，早已融入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这些年，我每隔几年都要回一次老家，2003年我是派出所副所长，回去探望父母时见到了陈望达、毛希民，他们听说我是深圳一个派出所副所长，就说他们一个下岗，一个在街道办管后勤，没有我混得好，我苦笑了一下。
陈望达问我的工资，我原本不想说，但毛希民又追问了一次，我只好说了1980，听完后他们的脸色不好看，原来，他们的工资才三、四百元……后来我才知道，深圳的工资比内地的高了许多。
2022年，我从正处级岗位上退休。
人的一生有许多事情说不清道不明，尤其在进退去留这样的大事上，不同的选择往往会把人生引向不同的方向，而这样的事情在当时很难说好与坏！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致敬我们已然逝去的青春奋斗年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