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西安城中村曾经的租客，当我在「贞观」读到汤加写的《消失的租客和租不出去的西安城中村低价房》时，我很有感触。我感触的是，如今城中村的租客生活艰辛得一如往昔，在那里，时间仿佛停滞了一般，但记忆中在我租住的那些年里，对我本人而言，似乎并不存在工作无着，过于为稻梁谋的情况。
这么说想必会招人骂，但我只是谈我的个人感受，至少是我个人记忆中的感受。我的感受代表不了其他人，但我的感受源自于真实的个人经历。有人说记忆好比筛子，会自动将不好的回忆滤去，但我认为回忆的本质不在于滤去了多少，而在于筛面上留下了多少。留下的越多，就足以说明那段记忆总体是美好的。
我从2004年开始在吴家坟一带的城中村租房，先后住过杨家村和瓦胡同。住之前我从没想过西安城中村的生活成本会如此之低。于是当我在杨家村花每月70元的租金租下了人生第一间出租屋，我的心情是兴奋而惊异的。兴奋自不待言，我惊异的是西安城中村低廉的租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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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让我惊异的还有用40块买来的不知经了多少手的“二手自行车”，15块的小餐桌，押金20元的煤气灶和小型煤气罐，担着框子沿街颤巍巍地叫卖“钱桃（甜桃），3斤一块”的老汉，和村子里随处可见，长途费一律每分钟5分钱的话吧。
我在话吧里给400多公里外的家人打去了长途电话，我妈说“安顿好了就行。话费贵，快挂电话吧。”我则傲娇地表示：“没事，这里的长途话费比咱家的普通话费都便宜。”我妈不信，以为我张狂，不免叮嘱几句“钱省着点花……没钱了就说……找不到兼职就早些回来……”
但实际上我是一个节省且不惜力的人。平常出去，能走路或骑车到达的地方就绝不坐车，饮食上也是一大碗油泼面或一份盖浇饭能顶半天，饿了再吃。我租住的地方号称“杨家村第一楼”（女房东语），共有7层，据说“上过都市快报”（仍为女房东语）。我就住在第7层。为防我那不知经了多少手的“二手自行车”丢失，我每天晚上都会扛着它上7楼。
因为不惜力，我很快就找到了好几份家教。这些家教分散在城南和城东，所以在那个炎热的夏天，我凭着活力满满的双腿，和嘎吱作响却也动力无穷的“二手自行车”，频繁穿梭于西安的街巷。热极了就钻进超市蹭个冷气，出来时买上一瓶水。
我的不惜力，加上好几份在我看来收入还不错的家教工作，让我对当时的生活很满意，并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
于是偶于霞光满天的黄昏，当我结束一天的工作，站在出租屋的楼顶看夕阳的时候，虽然西向面对的是明德门的一众高层住宅，南向的是在建的伟丰花园，我却仍产生了类似王安石“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的情绪。
遗憾的是，当时的那种踌躇满志的情绪，在后来的很多年都再没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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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底，我扛着好几麻袋行李坐上了北上的火车，满心以为凭借自己一直以来的不惜力，便可以开启灿烂的北漂生活。但一出西客站，我就被站广场的一些人叫住。他们说：“小伙，当保安吗？”大约是我扛着的几个麻袋使他们看出了我做保安的潜力。那一刻，我才想起“京城居，大不易”的说法，并明白“北漂”一词，是很难被“灿烂”来加以形容的。
我终究没做保安，而是在一家国企建筑公司做了翻译。听起来蛮不错。于是我第一时间用北京街边的长途电话给家里汇报。还是我妈接的电话。我说：“找到工作了，放心吧。”我妈说：“啥工作？”“先做翻译吧。”“做生意？你能做啥生意？”“不是做生意，是做翻译。好了先不多说了，电话费太贵。”挂掉电话那一刻，我是想念西安城中村话吧的。
我在北京租住的房子，也让我对西安城中村的出租屋挂念连连。那是我在北京胡同里电线杆上看到的出租信息，信息里说：“四合院房源，押一付六，自家房源，中介勿扰”。于是我拨通了电话，看了房子后，才发现陪我看房的正是中介本介。但我仍很快就付了款。这么着急是因为我急于安顿下来，好尽快摆脱高额的招待所日租金，而“四合院”的名号，让我觉得每月500元的租金也还能接受。
但实际上那是“四合院”没错，但我租住的房子，不过是四合院里两个房子中间的过道，被房东加了顶，装了暖气片后用来出租。看房时我觉得还能接受，毕竟这价格在北京不算贵，但当我真的住进去后，才发现当我把连着暖气片的蜂窝煤炉子生着火，满屋子便开始返潮，火生的越旺，屋子里便越潮。墙上的潮气倒还罢了，最糟糕的是刨花板天花板上的水珠，不停地滴滴答答往下掉，不断地将我从睡梦中滴醒。醒来后，我呆呆地顶着天花板上聚集壮大的水珠，大到一定程度后毫不犹豫地砸落下来，有一颗正好砸在我的脸上。那一刻，我对西安城中村的想念愈发强烈。
更要命的是当我白天上班时，因为不会打理，蜂窝煤炉子会自己熄灭。冬天的北京城零下10几度，寒风凛冽滴水成冰，当我下班后回到出租屋，会发现屋子冷如冰窖。我硬着头皮用火钳子夹着个煤球去邻居家生火。那邻居是一对和善的大叔大妈，俩人才见我几次，就亲切地叫我“大学生”了。他俩算是我刚到北京时，邂逅的为数不多的温暖。
那天我敲敲门，来开门的是大叔。大叔看到我愣了一下，马上亲切地说“嘿，大学生。”大学生三字一字一顿抑扬顿挫，满是老北京人的亲热，也燃起了我对北京土著的羡慕之情。大妈在里屋问大叔：“谁呀？”大叔一边朝里屋喊：“是隔壁的大学生来了”，一边把我让进屋。
屋里是久违的氤氲暖气。大妈坐在被窝里磕着瓜子，让我吃，我哪好意思。说明来意后，大妈让大叔去给我生火，对我说：“哎呦喂，您咋能住那房子呀。那哪是房子啊。”边说边摆摆手强调“住不了人，住不了人。”
我不胜心酸。
第二天我给中介打电话说这房子没法住，我想退房。中介说让我到位于赵登禹路路口的某某中介面谈。我以为有戏，谁知到那没说几句，陪我看房的年龄大约30多岁的女中介突然发飙，“想退房，没门儿。想找事，白的黑的我奉陪到底。”中介里，原本坐在别处的两个短粗却满脸凶相的男子，像是听到了女王的号令，保镖一般起身围过来，齐刷刷地双手抱胸，似乎在抖动着胸肌。
作为这座陌生城市的外来者，我虽力能抗麻袋，但终究毫无办法。那一刻，我对西安城中村的想念到达了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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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权衡利弊，考虑要不要主动放弃手头上这个听起来还不错，实际上却让我的生活捉襟见肘的的工作。我在想，即便是回西安做家教，自由的时间和低廉的生活成本，应该也能让我生活的不错。
几年后我终于还是回到了西安。但随着年龄的叠加和境遇的变迁，我没有再在西安城中村生活过。以至于当我看到《消失的租客和租不出去的西安城中村低价房》这篇文章时，文中翻新后飙升的租价，和租住者们绝望到只能用逃离来应对的生活，都让我难以置信。我曾经在那里如此充满热情和希望的活着，因而总以为城中村是西漂一族的过渡地，它用低廉和包容为很多人保留了美好未来的希望。
但毕竟每人有每人的生活，我曾经的感受只是我个人的感受，代表不了任何人。更何况即便是如今的我，也无法再去适应城中村简陋的生活。
作者 | 慎夺 | 陕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