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吧，鲁迅曾两度教人避孕。一次是在海婴出生前，一次是在海婴出生后。

这之后，鲁迅的日常也和我们今天这些为人父母者别无二致了：时而烦厌，时而稀罕，时而担忧，时而晒娃......

民国第一狂野男孩鲁迅，遇到娃时，也只有束手无策的份，力所能及的，多是一点碎碎念。

鲁迅和学生许广平通信渐多后，开始了互撩模式，一个成了“小刺猬”，一个成了“小白象”。两人正式开始同居的这年，鲁迅已经47岁。

不过，狂野男孩鲁迅脑子里并没什么“延续香火”的概念，他原想着的是丁克。这从鲁迅后来写给友人李秉中的信中便可看出：

“我不信人死而魂存，亦无求于后嗣，虽无子女，素不介怀，后顾无忧，反以为快。今则多此一累，与几只书箱，同觉笨重，每当迁徙之际，大加擘画之劳。”

鲁迅信中提及的“多此一累”，指的就是宝贝儿子海婴，这封信，是在海婴出生后写的。

在此之前，一位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学生章廷谦，甚至还向鲁迅去信请教过避孕方法。

1928年3月31日，鲁迅在回复章廷谦时这样写到：

“至于所提出之问题，我实不知有较妥之品，大约第一原因，多在疏忽，因此事尚无万全之策，而况疏忽也乎哉。北京狄博尔Dr.好用小手术，或加子宫帽，较妥；但医生须得人，不可大意，随便令三脚猫郞中为之。我意用橡皮套于男性，较妥，但亦有缺点，因能阻碍感觉也。”

既给出了方法，又安利了医生，还把自己的感受和措施直言相告，可见鲁迅是真心将年轻后辈们视为朋友，以诚相待。

只可惜，千防万防，1929年，49岁的鲁迅还是一个疏忽，没防住。

1929年9月27日，许广平在上海生下了周海婴。海婴出生时，许广平因是高龄产妇，生产过程很不顺利。医生曾一度问过鲁迅，保大还是保小，鲁迅毫不犹豫扔出两字：“留大的。”

最终，海婴的小脑袋是被医生用夹子钳出来的。

周海婴小朋友成功上岸，可父子相见，分外眼红，鲁迅第一句话便是：“是男的，怪不得这般可恶。”

当晚，鲁迅在日记中只写了一句话：晨八时广平生一男。

怎么瞧，怎么都有点司马迁写《史记》那味，白开水都比它有味。

1931年，友人李秉中也在信中求教避孕之法时，已为人父的鲁迅只得在信中反复强调，“惟须不懈，乃有成效。”

潜台词是：千万别像我，唉唉唉......

海婴出生后，鲁迅简直望着他头大。这位中年得子的老父亲，喜悦有之，疲惫有之，但摆在首位的，到底还是心疼。

周海婴身子弱，大病没有，小病不断，几乎每个月都要跑医院。福民医院、石井医院、篠崎医院、须藤医院，包括鲁迅日本朋友平井博士的家中，都不知去了多少次，有时还会请须藤先生来家里给海婴诊治。

感冒发烧、痢疾肠炎，包括牙齿，各种儿童常见病不一而足，鲁迅为此常常还得跑去药堂买药。

海婴又是个调皮的娃，这从鲁迅多次给友人的信中可见：

“孩子颇胖，而太顽皮，闹得人头疼。”

“海婴仍不读书，专在家里捣乱，拆破玩具。”

“说话亦大进步，但不肯认字，终日大声叱咤，玩耍而已。”

“我的孩子足五岁，男的，淘气得可怕。”

......类似的句子鲁迅写过很多，可见他当时被娃吵得有多闹心了，耽误社交，影响写文。

在他给日本友人的信中，曾自嘲：“我为这孩子颇忙，如果对父母能够这样，就可上二十五孝了。”

抱怨归抱怨，鲁迅爱晒娃，也是真的。他时不时地就给各路友人寄上一些海婴的照片，老母亲那里寄得更是多，海婴有些什么变化，他也会一一在信中碎碎念。

每周要看一次电影；

想上非洲去，旅费已积蓄了两角钱；

海婴渐大，懂得道理了......

对鲁迅来说，海婴给他带来的快乐到底远胜闹心，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常说：

“一有儿女，在身边则觉其烦，不在又觉寂寞。”

“至于孩子，偶然看着是有趣的，但养起来，整天在一起，却真是麻烦得很。”

一代文豪的养儿烦恼，和我们现今的情况，还真无二致。几天不见，想念；每天都见，恶念。

不过，鲁迅对海婴的担忧，比我们这些为人父母的，会更深上一层，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时事太为艰难。

其实，海婴还在许广平腹中时，鲁迅就说起过这种担忧。同时，他也知道自己多年的愤笔直言，得罪过不少势力，文坛上树敌也多。

周海婴出生刚半年，就已被人在报刊上嘲讽过六七次，为此，鲁迅觉得自己“罪孽深重，祸延孩子。”

看来，周海婴这个文化星二代，当得着实不易。

艰难时世中，鲁迅常忧心：“念其将来，亦常惆怅。”他担心没有好学校，遇不上好老师，为了给海婴找好的幼稚园和小学，大费周折。可找到后，去了没多久，还是不满意，又把娃给带回了家。

问题是，周海婴只要在家待上几天，鲁迅又巴不得快点把他给塞到幼儿园。

有木有种特别熟悉的感觉......

不管怎么说，这个中年狂人老爸，为了海婴的教育，那可是用了番大心思。

1934年7月，《文学季刊》上刊发了一篇名为《看图识字》的文章，抨击当时市面上流行的画册：

“色彩那么恶浊，这且不管他。图画又多么死板，这且也不管他。画面上多是旧物，没有新物，比如图上有蜡烛，有洋灯，却没有电灯；有朝靴，有三镶云头鞋，却没有皮鞋......奄奄无生气。”

这篇文章的作者笔名为“唐俟”，实则就是鲁迅。他对出版人和教育者充满讽刺地责备：

“我们忘却了自己曾为孩子时的情形，将他们看作一个蠢才，变本加厉地愚弄孩子。”

鲁迅对出版和教育的痛心，从对个人和家庭的小我，转至对社会现状的大我。他的呐喊，从来不是虚妄之词，处处痛击现实。

鲁迅对周海婴，也给足了发展的空间，他甚至从一开始给娃取名，都没去花太多心思，想的就是，“他将来长大了，自己肯定要改名的，我自己连姓都改了。”

他有着和我们一样为人父母的烦恼，却并不想让孩子做无谓的牺牲。

为人父母者，谁不是一边尽职尽责，一边牢骚不断呢。区别只在于，父母的认知高度，决定孩子的教育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