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2月20日，毛主席在视察九江市容后，应“洛阳舰”全舰官兵之请求登上舰艇，准备到南京去。
不过出乎意料的是，在途经安庆时，毛主席突然吩咐舰艇靠岸，临时通知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和安庆市委书记赵瑾山来汇报工作。
尽管此时已经是晚上九点钟，但傅大章一行人听说消息后，还是马不停蹄的赶往江边，登上“洛阳舰”，在简单的汇报工作后，毛主席与他们闲聊了一阵。
直至第二天上午九时，毛主席仍然在安庆停留，并且还走下舰艇，沿着长江岸边参观江堤，傅大章一行人也紧紧地随在身边。
走着走着，毛主席像是突然想起来什么事，问身边的傅大章：
“陈独秀的家在安庆什么地方？”
一陈独秀是安徽安庆怀宁人，他的墓在位于安徽省安庆市大观区十里铺乡林业村，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陈独秀并不是在老家安庆去世，而是在四川江津去世。
众所周知，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近年有部电视剧叫《觉醒年代》，讲的就是我党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的生平。
他们两位也可以看做那个时代首先觉醒的先驱者。
当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那是何等的意气风发。
只是很遗憾，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先生在北京被军阀张作霖杀害，过早的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陈独秀的遭际要更让人同情一些。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建立后，缺乏独立领导革命的经验，虽然也掀起过几次工人运动，但都被军阀镇压，共产党人后来意识到，必须要有强大可靠的盟友，否则无法战胜敌人。
在共产国际的撮合下，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建立起统一战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不过，没有想到的是，由于反革命力量过于强大，大革命运动最终失败，无数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先后遭到屠杀。
当时，作为党的领导者，陈独秀因主张对国民党右派分子妥协退让，致使革命力量遭到重大损失，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陈独秀从此离开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
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陈独秀虽然仍然致力于参加革命，但他的思想观念中，既有对中国国情以及革命形势的正确分析，但也有一些脱离实际的地方，以至于显得格格不入。
至1931年，陈独秀成为了一个不隶属于任何党派的人。
时值中国正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从九一八事变后，陈独秀开始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报纸上发表抗战文章，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宣扬的政策以激烈批评。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尽管他已经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但很显然蒋介石担心陈独秀利用自身影响力，所以把他关进监狱中，这也是陈独秀第五次被捕入狱。
值得一提的是，时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部长的何应钦专程到狱中探望陈独秀，并请他题字，陈独秀大笔一挥，写下一句话：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
陈独秀依然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气节。
二1937年8月15日，淞沪会战爆发后，日军出动飞机轰炸南京，当时关押陈独秀的老虎桥监狱也遭到轰炸，不少人殒命，幸而当时陈独秀及时躲在床底，这才幸免于难。
后来，陈独秀在北京大学的学生陈中凡来狱中探望，见老师生活落魄，立即找了胡适、张伯苓，在两人努力下，国民党当局这才同意提前释放陈独秀。
在出狱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陈独秀仍然致力于读书写作，并写下了大量有关抗日的文章，不可否认的是，陈独秀当时仍然有回归党组织的想法，他出狱后曾两次去找在南京筹备八路军办事处的叶剑英、博古，表示赞同“统一战线”的主张。
当时，党中央就陈独秀回归党组织工作一事提出了三项条件：
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和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
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然而陈独秀却固执的拒绝了。
随着到了1937年11月，康生、王明回国后，诬陷陈独秀等人是每月从日本特务机关领取津贴的“日本间谍”和“汉奸”。陈独秀于第二年公开发表文章反驳，并说了一些言辞激烈的话。
至此，陈独秀回归党组织工作再无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听闻陈独秀与中共闹翻之后，曾派亲信朱家骅带着十万大洋去找陈独秀，除了请他出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部长外，还希望他能利用影响力，单独重新建立一个组织对抗“延安”，被陈独秀毫不留情的拒绝。
“想拿我装点门面，真是异想天开。”
不过，拒绝各方拉拢后，陈独秀失去了收入来源，生活渐渐每况愈下，特别是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以后，陈独秀的老家安徽安庆也陷入敌手，以陈独秀的脾气，自然是不可能留在老家给日本人当顺民。
陈独秀出狱后，先是在南京住了一段日子，随后战争的阴云笼罩下，他又在长沙生活了一段时间。
1938年7月2日，陈独秀携妻子潘兰珍抵达重庆，与母亲以及小儿子陈松年团聚。
重庆虽然地处西南，是大后方，但整个抗战时期，仍然不断遭到日军空袭，陈独秀年纪大了，加上又要读书撰文，实在不能忍受。
更麻烦的是，蒋介石派出的特务也时时监视着，让陈独秀不堪其扰。
就在陈独秀生出离开重庆的念头时，意外收到了同乡好友邓仲纯从江津寄来的信，请他去四川江津定居，信中言辞颇为恳切：
“如果你及嫂夫人潘兰珍愿意来津避难，我及家弟热情欢迎，其住所和生活费用，均由我们承担。我们盼等着你及嫂夫人的到来……”
陈独秀最初考虑江津是个小县城，交通不便，一度不愿意前往，是邓仲纯与兄弟几人几番写信相邀，陈独秀这才勉强答应。
从安全角度来讲，江津确实是个好地方，不仅处于后方，更为难得的是，当时江津有不少同样是安徽的人逃难至此定居的，以至于江津有了个“小安徽”的绰号。
直至后来病逝，陈独秀再也没有离开江津。
陈独秀虽然已经告别了政坛，但自家的门槛从来没有安静下来过，党中央也曾有意邀请他去延安，希望他能感受到延安的氛围后，就此改弦更张，回归党组织生活，哪怕是陈的好友朱蕴山到江津劝说，陈独秀也没答应。
此后无论是谁登门拜访，陈独秀始终坚持不在出山。
值得一提的事，张国焘曾三次登门拜访陈独秀。
1938年4月，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际叛逃，不久后加入国民党军统，组建“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从事特务活动。
虽然张国焘尽可能的避免提及政治，但自始至终他也没有获得陈独秀信任，被冷言冷语几句，张国焘也有些意兴阑珊。
三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病逝于江津，享年63岁。
陈独秀病逝以后，丧事是他的学生以及邓仲纯兄弟出面操持，但因有些仓促，棺椁都来不及定，更遑论地皮，后来还是邓仲纯的兄长邓蟾秋（当时已经72岁）主动让出自己为自己准备的上等楠木棺椁以及康庄的一块地皮，这才让陈独秀入土为安。
需要指出的是，陈独秀从出狱直至江津生活数年，始终穷困潦倒，但他并没有接受各方接济，就连周恩来托人关照送来的一些东西，都被陈独秀婉言谢绝，他要周恩来把这些东西拿去用来营救狱中同志，照顾烈士遗孤。
不过，陈独秀去世前曾留下遗言，希望能归葬故乡。
1947年6月，陈独秀逝世五年后，其子陈松年委托浙江会馆运木料和什物的船只，把陈独秀的棺椁迁葬回故乡安庆市郊集贤关附近大龙山下独秀山前叶家冲，与其原配夫人高晓岚合葬一处。
陈独秀名“独秀”，却葬在独秀山脚下，也不能不说是个巧合。
为了避免一些麻烦，陈松年在安葬父亲后，并没有刻上“陈独秀”的大名。
1953年2月21日，毛主席抵达安庆后，沿江视察时，突然想起了陈独秀的老家就在安庆，特意问傅大章的家在哪儿。
傅大章告诉毛主席：
“在怀宁独秀山脚下。”
“独秀山？”
毛主席当时颇为讶异：
“独秀山这座山是因陈独秀而得名呢？还是陈独秀因独秀山这座山而得名？”
傅大章告诉毛主席：
“陈独秀是因独秀山而名。”
傅大章这句话，也不是白来，根据当地县志记载，独秀山在当地早有大名，因景色秀美，故名独秀。
陈独秀原名“陈庆同”，据说当年他曾与友人一起攀登独秀山，饱览此地风景，触景生情之余，顿生豪迈之意：
“此山独秀，如斯名也！”
辛亥革命后，陈独秀遂依山而改名，随着陈独秀后来名扬天下，怀宁独秀山也因人而闻名。
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在提到陈独秀后，还特意询问他后人情况，傅大章如实告诉毛主席，陈松年一家生活状况后，毛主席特意嘱咐：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后期他犯了错误，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他1937年出狱后，中央派人做他的工作，希望他发表个声明承认错误，回到党内来，但他拒绝了。因此，对他这个人物要历史的具体分析。对于他的家庭，地方上还是应当予以照顾的。”
自此以后，陈松年每月都能得到当地政府发放的30元生活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