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3月20日，26岁的毛泽东离开北京。途中，他转道上海送别了包括好友蔡和森、萧子升在内的赴法青年。
送好友们奔赴更大的世界，自己却不得不留在原地，毛泽东的心情非常复杂。
毛泽东志向远大，在那个流行出国留学的年代，毛泽东不可避免地想到过出国留学。一开始他计划留日，后来，他也想到过留法，1921年前后，他还计划过留苏。
可最终的结果世人都知道：他一生未留学，且出国也仅有两次，且都是去苏联。
关于毛泽东不出国留学的原因，萧子升曾做过猜测，他认为毛泽东不肯出国留学的原因之一是语言和经费问题，他说：
“毛泽东几乎一无所有，虽然赴法的路费已减少到一百大洋，但这对他仍是无法解决的大数目，而且他自己知道，无人能借这笔钱给他。其次，语言上不能过关。在学校时，他的英语发不好音。”
萧子升的言外之意是：毛泽东太穷，无法支付出国留学费用；他的语言不够好，无法适应留学生活。
这两个理由听起来像那么回事，然而细想之下，却马上能发现问题。首先第一个，没有经费的问题，毛泽东是一个非常能解决问题的人，如果他真想赴法留学，他一定能解决学费的问题，这点毋庸置疑。
何况，毛泽东当时经手从章士钊那里借来了两万大洋，用来资助旅欧学生，只要他愿意，他大可自己留一份以作出国路费。
据考证，毛泽东参加了这次欢送赴法留学生大会，并与大家一起合影留念。
其次来看第二个，毛泽东的外语的确不出色，可民国年间很多留学生出国前外语都不好，连胡适也是到了美国，才开始系统学习英语。
了解毛泽东的人一定知道：他如果真的决定做某件事，就一定会全力以赴，且能成功。“出国留学”一事之所以一直未被提上毛泽东的日程，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只动过念头，并没有真的做过打算。
也就是说：出国留学，仅仅是毛泽东的一个短暂“念头”，而没有成为一个“决定”。
而毛泽东未下定决心出国留学的背后，并非某一个单纯的原因在起作用，而是两大深层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一，他的眼界已经脱离了世俗，他透过当时的出国留学潮，看到了中国不仅需要青年‘走出去’，也需要青年“立足本国”。
也是因为明白需要“走出去”的道理，所以，他一直是主张留学的坚决支持者，为此，他甚至做了赴法勤工俭学的倡导者、组织者之一。
可当时的情况下，一“走出去”就是三年五载，对于青年而言，时间如黄金般宝贵。毛泽东本就出来晚，他在一师范上学时，就属于年龄偏大者。如此一来，时间对他而言也就更加宝贵了。
思来想去后，毛泽东决定将自己有限的时间，放在“立足本国”上。对此，他自己也曾在讲述自己未去法国时有过阐述，他的原话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
到此，我们不得不佩服毛泽东的清醒，这个清醒，是他在审时度势后的顿悟。
青年毛泽东
那么，在他的同学萧子升等赴法留学的多年里，他是如何在本国花费时间的呢？这个问题，我们顺着《毛泽东传》就能轻易找到答案。
1919年4月6日，即毛泽东送别赴法留学生约半个月后，他在同学周世钊的推荐下，在修业小学担任历史教员。相比一年前，他在北大图书馆做的图书管理员工作，这份工作也依旧算基层工作。
做历史教员期间，他每周只要上六节课，这意味着他每天都会有大量的自由支配时间。如果毛泽东愿意去北大做图书管理员的原因，是那份工作能让他多看书且认识一些知名学者。
那么这份工作对他的吸引力在于：它将为他提供温饱的同时，让他有更多时间同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加强联系。也就是说：这份工作，能够让他更好地投身到社会活动中。
毛泽东做历史教员仅仅一个月后，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新文化运动爆发了。
五四运动爆发后，全国各种宣传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毛泽东看准形势，第一时间创办了《湘江评论》杂志。随后，他全身心投入到了《湘江评论》的编辑工作中。
而此时，毛泽东那些赴法留学的同伴们，正在一边做工一边捧着法文书籍学习新知识。
相比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同学们，此时的毛泽东明显更加辛苦。《湘江评论》最艰难的时期，正是酷暑时节，湖南蚊叮虫咬，毛泽东却要在这种情况下挥汗疾书，常常工作到夜半。
毛泽东的商专学生易礼容有一次来找他，掀开蚊帐，竟惊动一群臭虫，“它们正在他作枕头的暗黄色线装书上乱窜，每一只都显得肚皮饱满”。这样的情况，定不止一两次。
当时的毛泽东太忙太累，仅仅一个月时间，他就为《湘江评论》写了四十多篇文章，文章写好后，他还要自己编辑、排版、校对，有时候，他还得亲自拿着报纸上街叫卖。
毛泽东与《湘江评论》
在如此繁重的工作状态下，毛泽东还要和贫穷作斗争，他在修业小学的工作只够他吃饭，所以，他常年穿着一件灰布长衫和白布裤，时间久了，灰的看起来有点黑，白的看起来像黄色。
可毛泽东觉得苦累吗？并没有，他内心全是狂喜。他在《湘江评论》上撰写的“创刊宣言”，最能表达他的这种狂喜，他说：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
正是在这期间，毛泽东的视野迅速开阔起来，他开始将目光转向现实问题的研究，他关注的焦点也转向了整个社会的改造问题了。
在他的赴法留学同学正忙着勤工俭学之际，毛泽东就已经意识到：“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所赖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者，无非知识、金钱和武力这样一些东西”……
在五四思潮的影响下，毛泽东已经起飞了，他的思想向前跨出了一大步，用一句通俗化讲：他已经开始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并以此观察社会历史。
毛泽东在此间确定：自己以后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研究实事和真理。
就在送别赴法留学生这年，毛泽东还和湖南学生一起策动了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即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
1920年，毛泽东等在上海成立了“湖南改造促进会”，之后，他又尝试了工读互助的生活，并在上海与五四运动领袖陈独秀谈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当年6月份，张敬尧军队全部撤出湖南全境。毛泽东愉快地再次回到了长沙。回湘后，毛泽东着手办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关于当前的，还有一件是关于长远的。
当前的事，是同易礼容等创办文化书社。
易礼容
长远的事，就是毛泽东在总结，并与赴法的留学生们“互通有无”之后做出的一个大决定：主张新民学会开始“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
可以说，未赴法留学的毛泽东，用事实证明：他立足国内所发挥的作用，的确比他出国留学所得到的要多得多。
可以说，早在送萧子升等赴法留学前，毛泽东就已经预料到了后来发生的事。也是因此，他当时曾在回应劝他出国留学的友人的信中，探索留在国内的好处时说：
“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
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
从这段话中的后几句看来，毛泽东想的非常深远，他当时就已经看到了一个真相，那就是：如能携带经验去留学，效果将完全不一样，将可在考察时“借资比较”。
实际上，若有了足够的经验，即使不出国留学，而只听留学归国者讲述，就可达到“借资比较”的效果。
第二，毛泽东未下定出国留学的决心，与时机不成熟有关。
做任何事，都讲一个时机，尤其对于毛泽东这种喜欢深度思考的人而言，更是如此。他们做任何事之前，都会进行周密的分析判断，哪怕这件事非做不可，若时机不对，他们也不会动。
1919年，即萧子升等赴法留学之际，毛泽东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判定：此时的中国历史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巨变就在此间。所以，他曾在谈到赴法留学问题时，对萧三说：
“中国处于伟大的变动中，我不能离开这个战斗的环境。”
这点，后来的事实证明了，1919年，中国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后，中国人民觉醒，历史果然来到了十字路口。
到此，我们不得不佩服毛泽东对历史进程的超强感知能力。有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毛泽东当时放弃赴法留学，而坚决选择留在国内的选择，也是如此。
毛泽东洞察事物的能力，与他在湖南求学时期博览群书、热心时政有关，博览群书增长其知识的广博，而关注国内外时事变化，则又反过来验证了他从书本上学到的广博知识。这两条线交织在一起，塑造了青年时代博古通今的毛泽东。
1920年5月8日，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上海半淞园合影。左七为毛泽东。
在湖南求学期间，毛泽东制定了非常详细的自学计划。计划表中，文史哲等社科学问，如诸子百家、诗词歌赋、学者文集等，都是他的重点学习项目。
毛泽东读书非常重笔记，他看过的书都会密密麻麻布满批注。很多知识点还会被他记载在笔记本中，日久后，他记录得满满当当的笔记本放在一起，能装满一提篮。
从毛泽东早年写的《湘江评论》的文章就可看出，他在分析时事时，总能在讲清楚时事新闻来龙去脉的同时，结合历史经验，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能做到这点的毛泽东，必然比寻常人通透，也注定能感知到寻常人无法预知的历史进程。毛泽东在关键时刻的正确抉择，改变了他的个人命运，也将间接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毛泽东与母亲、弟弟们合影
在以上这两个因素之外，文首提到的语言问题，也是毛泽东未决定出国留学的原因之一。毛泽东学外语比较晚，所以，他看外文、听外文、说外文都比较费劲，他曾在提及未出国留学的原因时说：
“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这不仅不影响吸收西方知识，还有利于在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
另一方面，回到问题的根本处：出国留学作为当时的一种潮流，其主要作用是让自己的履历更加光鲜，也就是“镀金”，这是对于个人发展有利的一件事。可这块金色的敲门砖，毛泽东并不需要，因为他的能力早已注定，他不需要任何“敲门砖”，他能直接“撞开门”。
也就是说：出国留学对于毛泽东而言，恰是可有可无的存在，花时间去做“可有可无”之事，多少是浪费时间、精力的错误抉择。
也有人认为：毛泽东作为出国留学的组织者，他一直将出国留学作为革命的工具，既是工具，革命队伍中有人拥有了，就足够了，无需亲力亲为。作为革命领袖，他的时间应该花在更重要的事情上。
无论如何，毛泽东未随大流出国留学，终成革命之大幸了！“选择决定命运”，在毛泽东出国留学一事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