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底，毛主席参加完洛川会议后，返回延安凤凰山下的吴家窑洞。
毛主席是这年1月搬到吴家窑洞居住的，这个窑洞是平地上建起来的坐北朝南的石窑洞，比较宽敞，当时中央领导人特意为毛主席挑选了这个住所，就是希望他能够住的好一点。
当时，毛主席并不是一个人居住在这里，还有夫人贺子珍。
可毛主席9月底回到吴家窑洞时，并没有看见贺子珍，而是看到了他留在窑洞里的一封信，信里贺子珍写明了自己要离开延安，前往上海治病。
不过，贺子珍在留下这封信的时候，也并没有想到，等到她再见到丈夫毛主席时，已经是20多年以后。
时隔多年以后，毛主席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来，仍然忍不住感慨：
“这位女同志是女中的豪杰，人是很耿直的，就是缺少文化，她不要去苏联，劝也劝不住。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生活是很艰苦的，我们也不知道消息……”
从毛主席的话中不难看出，当他知道贺子珍要离开时，曾极力的挽留她。
当贺子珍提出离开延安赴上海时，毛主席曾对她说了一番肺腑之言：“我这个人不怎么流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泪，一是我听不得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就会掉眼泪。二是跟在我身边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的直掉眼泪。三是在贵州的时候，听说你受伤了，要不行了，我掉眼泪了。”
“现在不同以前了，现在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我受那么多苦了。”
毛主席一贯性格刚强，能够说出这样一番话，足见诚心。
可贺子珍那时已经决议要离开，对丈夫的这番话竟没能理解，当时中央红军抵达陕北逐渐安顿下来以后，大批进步青年以及记者都涌来参加革命，毛主席那时天天忙于接待这些人，对贺子珍有些忽视，加上后来史沫特莱、吴光伟等人的影响，让贺子珍愈发的感觉，丈夫之所以轻视她，是嫌弃她没有文化。
贺子珍离开时，不少战友都挽留过她，比如一同长征走过来的32名红军女战士钟月林（宋任穷夫人）就劝她，但她并没有听从。坐上飞机以后，贺子珍到了西安，才知道上海当时已经沦陷了，即便如此，贺子珍依然没有选择回到延安，而是自顾自的决定到苏联去。
毛主席在延安接到贺子珍的来信，心中有些忐忑不安，他太了解贺子珍的脾气，又担心她的身体，于是做了两个决定：
一方面是同张闻天商量，在第一批赴苏联治疗的名单中填上贺子珍的名字，以免节外生枝，另一方面，发报给西安办事处、兰州办事处、迪化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请他们出面劝说，无论如何让贺子珍回到延安来。
不仅如此，毛主席还叫来了同贺子珍关系交好的女红军战士彭儒，请她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到西安去，想办法劝说贺子珍回来。
彭儒在听毛主席说了实情以后，也感觉情况比较严重，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几个月之前，她和丈夫陈正人还受他们夫妇邀请到凤凰山吴家窑洞做客，怎么关系一下子僵成这样……
一从关系上来看，彭儒与贺子珍确实算得上是情同姐妹。
2023年3月26日，在纪念彭儒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李敏谈到彭儒时也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妈妈贺子珍是彭儒的老战友、好朋友。她们曾经在井冈山时期一起战斗工作过，她还是彭儒与陈正人婚姻的介绍人。”
彭儒是老井冈出身。
彭儒原名彭良凤，1913年3月6日出生于湖南省宜章县迎春乡碕石村，父名彭寿，参加过辛亥革命，后来回到老家，是当地颇有名望的开明士绅，在这样家庭的教育下，彭儒幼年时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926年，从家乡承启学校毕业后，彭儒考入了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
当时，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是当地知名的学府，后来走出了不少革命意志坚定的共产党人，其中包括蒋先云、黄静源、黄克诚、张际春、江华、陶铸、毛泽建、伍若兰、曾志，不仅如此，彭儒的三个哥哥当时也考上了这所学校，并在后来投身革命浪潮。
深受影响的彭儒自然也不例外。
1927年4月，彭儒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1930年6月，彭儒转为中国共产党。
那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参加革命的学生也受到了国民党当局血腥镇压，特别是马日事变以后，他们的处境更加艰难，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党组织委派彭儒等一批学生回到家乡开展革命。
彭儒星夜兼程回到老家宜章后，在中共宜章县委的领导下，碕石村成立了党支部，彭儒任交通员、宣传员，当时碕石村党支部中，彭儒的堂兄彭晒任党支部书记，嫂嫂吴仲廉为组织委员，堂兄彭暌为宣传委员。
1928年，彭儒跟随宜章的农民军参加了朱老总、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起义失败后，彭儒随大部队上了井冈山，彭儒一开始任红29团宣传员，因为年龄太小，朱老总、陈毅特批彭儒可以不随军活动，而是留在井冈山湘赣边界特委，担任湘赣边界特委妇女运动委员会副主任。
红29团是宜章农民军构成，乡土观念极重、组织纪律性也差。1928年5月，湖南省委派代表杜修经上井冈山，要求红四军向湘南发展，得到了以宜章农民军为首的红29团支持，然而这一出击指示严重违背了实情，毛主席再三表示反对，却并没有起到实际作用。
1928年7月，湘军两个师进攻井冈山，朱老总、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作战，结果回师途中遭到问题，红29团秩序大乱，郴州一战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少部分逃回老家宜章。
也是在这一战中，彭儒的堂哥彭晒、姐姐彭堃英勇牺牲；姐姐彭娟被俘后押解回宜章牺牲。
当时，年仅15岁的彭儒也面临选择，不少宜章老乡都劝她一起回到家乡，但她并未犹豫，而是跟随大部队一起回了井冈山，时隔多年之后，有人问彭儒：
“依你家庭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你完全可以在家过那种安逸舒适的小姐生活，但是，你却在年蔻年华的少女时代就走上了一条充满艰辛、危险，隨时都可能付出生命的革命道路。”
彭儒只回答了一句：
“一个人要有理想、有信念、有追求。我的信念就是要为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奉献自己的一生。这个信念一旦形成，我就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回到井冈山以后，彭儒担任了红四军政治部宣传队员，与毛主席、贺子珍有着很深厚的交情，后来彭儒也被誉为是井冈山妇女运动的“三杰”（另外两人分别是曾志、吴仲廉）。
彭儒与毛主席、贺子珍之间还有两段趣事。
彭儒回到井冈山以后，部队战士的情绪日渐低落，不少从旧军队过来战士都在传，毛委员那么大的官，吃得肯定比我们都好，当时这些战士根本就不相信红军宣传的官兵平等一致的主张。
考虑到这个情况，彭儒决定代表大伙到毛委员家里侦察一番。
一次中午吃饭，彭儒特意到毛主席家里，那时毛主席、贺子珍都很喜欢这个年龄不大的妹妹，盛情邀请他落座，贺子珍招呼她一起吃。然而彭儒当时只是拨弄碗筷，并不着急，一直到毛主席在一旁掀开了锅盖，彭儒才把脑袋凑上去看，见毛主席和大伙吃的一样，连饭也不吃高兴的跑开了。
一连去了几次，彭儒才确定，毛主席家里和他们普通战士吃的没什么区别，最多只是多了辣椒，因为毛主席爱吃辣椒。
这件事被彭儒传开以后，使得许多从旧军队走来的战士十分感动，彭儒也趁机编了歌在全军传唱：
红米饭，南瓜汤，
毛委员和我们吃一样，
嗨，餐餐味道香！
……
二彭儒的性格豪爽泼辣，因为年轻，有些时候也不大注意。
一次，彭儒有急事要找贺子珍，大早上八九点钟，她就跑到毛主席家敲门，发现他们还在睡觉以后，就猛烈的敲门，还高声喊叫：
“都这个时候了，干嘛你们还不起床，再不起来我就要进去掀被子了。”
一直到屋子里传来毛主席的声音，彭儒才住手。
许多年以后，彭儒为自己冲动的行为感到很后悔。
“我对不起毛主席。”
原来毛主席的工作方式与周围的人都不同，他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因为晚上夜深人静，能够更好的集中精神，那时贺子珍也跟随在毛主席身边，有时也要帮着完成一些整理工作，到天亮才会休息。
不过，对毛主席、贺子珍而言，他们很喜欢这个妹妹，所以有时对她特别宽容。
值得一提的是，彭儒与丈夫陈正人的婚姻，也是毛主席、贺子珍一手促成的。
陈正人也是一个老井冈，1925年加入中共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陈正人与曾天宇一同领导了“万安暴动”，同年12月，陈正人回到老家遂川县领导革命，任遂川县县委书记。
1928年1月，毛主席率领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县，领导建立中共遂川县委、县赤卫队和县工农兵政府，陈正人被毛主席指定为遂川县委书记。
也是从这一天开始，陈正人便和毛主席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1928年10月4日，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产生了新的边界特委，当选的书记杨开明因病不能负担工作后，谭震林接替任书记，陈正人任副书记。
从到了井冈山的那天开始，陈正人就注意到了彭儒，并被这个天性活泼的姑娘深深吸引了。
一次，陈正人忍不住写了封情书给彭儒，因为用的是文言文，她没看懂（要说看不懂也不大可能，因为彭儒是师范毕业），对于这段从天而降的感情，彭儒很迷茫，不知道该不该接受，于是就去找了嫂子吴仲廉和贺子珍，请他们帮忙出主意。
贺子珍对他们两人自然是举双手赞成，因为她见过陈正人，知道这个小伙子年轻，干练、生活作风朴实。
吴仲廉拿出一幅大姐的气势对彭儒说：
“这个人很不错，人家写信你不回，人家来你又跑掉，这怎么行呢？你回他一封信吧。”
在吴仲廉的指点下，彭儒写了封回信给陈正人。
就这样一来二去，两人顺理成章的走到了一起。
陈正人与彭儒的婚礼异常简单，甚至连结婚仪式也没有，婚后彭儒同康克清大姐住在一起，也没有提与陈正人结婚的事儿，一直到后来过了两天，陈正人去找彭儒，康克清感觉奇怪，问了一句，才知道两人结婚，气得她轻轻打了一下彭儒：
“这么大的事儿也不告诉我。”
陈正人与彭儒结婚的消息越传越广，甚至于后来在前线的红军战士也知道了，吵着要回来喝喜酒、闹洞房，遂川县委得知两人结婚后，给两人备了一床印花的薄面被，即便如此，重新补办的婚礼也是异常简单，只有陈毅、宋任穷、杨至成等几个战友参加。
值得一提的是，在井冈山上相识、相恋并走到一起的夫妻只有两对儿，一对儿是毛主席与贺子珍，另外一对儿就是陈正人与彭儒。
尽管是新婚，奈何当年正处于革命最艰难时节，日子过得很艰苦。
1929年初，红四军挺进赣南后，井冈山遭到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彭老总率领红五军被迫撤离，当时湘赣边界特委机关只有陈正人、王佐农和彭儒在山上。
那时，彭儒身怀六甲，跟着丈夫一起钻入深山老林，偏巧这年冬天，大学封山，气温低至零下40℃，一行人处境很艰难，但彭儒却主动劝丈夫丢下自己，去外面找党组织。
幸运的是，在历经大雪封山的40多天里，彭儒安然无恙，并于1929年秋生下了孩子。
只是遗憾的是，这个孩子才出生三天就被放到了老乡家里，自此以后，陈正人夫妇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孩子，彭儒一直到建国后才去打听，才发现孩子早在6岁时便患病去世。
三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中央红军被迫踏上长征之路。
陈正人、彭儒夫妇被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但因为患病的缘故，组织上后来同意他们夫妇到白区治病，1936年，陈正人、彭儒抵达湖南省宜章县碕石村，一边养病，一边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毛主席对陈正人夫妻的情况很是关注，陈正人与彭儒也决心到延安去参加革命。两人兵分两路一路辗转。
1937年5月，陈正人率先抵达西安，周恩来那时见到他，高兴的拥抱他：
“太好了！太好了！！正人同志，真沒想到你还活着，你总算是活着给我回来了啊！”
当时彭儒尚在老家，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批了100元，让陈正人寄回老家去给彭儒当路费。
到1937年6月，陈正人、彭儒夫妇终于抵达延安。
贺子珍那时听说两人到延安后，也是高兴异常，因为她本身在抗大学习，只有周六才能休息一天，于是特别通知他们，周六来家里小聚一番。
当四人围坐在凤凰山吴家窑洞炕上，彼此情绪都是激动异常，贺子珍见三人在一边畅聊，自己一头扎进了厨房，连着做了好几道江西小菜，还炖了红烧肉连同大米饭一起端上来，在那个困难的年代，这可以算得上是绝无仅有的招待了。
毛主席看着陈正人，不由得就想起了牺牲在江西的小弟毛泽覃，他忍不住感慨：
“我的小弟泽覃他是再也回不来了啊！”
聊到最后，毛主席鼓励陈正人，一定要养好身体，身体一好，立刻安排工作。彭儒也被安排到中央党校学习。
那时、陈正人、彭儒两人都没想到，才隔了几个月不久，就传来贺子珍要去苏联的消息。
陈正人、彭儒夫妇立即带着毛主席的亲笔信，星夜疾驰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然而当时贺子珍已经到了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于是他们夫妻两人又星夜奔驰到了兰州劝说：
“不要离开延安。”
尽管是面对老友，但贺子珍还是坚持不松口。
陈正人、彭儒也没有办法。
当时就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谢觉哉也在时隔多年后回忆称：
“要是知道后来的事情搞成这个样子，我那时候说什么也不会让她走。”
毛主席晚年回忆起这件往事，仍忍不住对身边的警卫员说：
“当时她要走，我几次挽留，让她留下来，我哭着劝她，她也没有停下离开的脚步，只是让人捎来了一条写着诀别信的手帕。”
贺子珍在苏联吃了不少的苦，一直到1947年才回国，当时陈正人和彭儒都在东北，还到火车站去接她，只是时过境迁，大家老战友重逢，都是忍不住一阵唏嘘。
彭儒记得很清楚，六十年代初她国务院农林办工作，一次出差到上海，还专程去探望了病中的贺子珍，当时两人就躺在一张床上，整晚上都在聊，贺子珍说的事儿还是以她和毛主席在一起时居多。
贺子珍说到动情处，又忍不住落下泪来，气得彭儒对她说了一句：
“当初怎么劝你回，你就是不听，现在可好，后悔了，也来不及了。”
听了老友这句话，贺子珍再也忍不住，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低落，彭儒只能一边安慰一边唉声叹气。
建国后，陈正人与彭儒夫妇都在不同的部门工作，但始终严于律己，让许多曾与他们共事的老人记忆深刻。
彭儒更不容易，她也是为数不多经历过长征的女同志。
1959年，彭儒到粤西农场参加劳动时，因为在战争年代饱受风霜，身体很差，大家都想照顾她，不让她参加劳动，都劝说他：
“彭大姐，你不用干，站在旁边看就是对我们的鼓舞。”
彭儒坚决不同意：
“这样不行，我下来就是要通过劳动向你们学习的。”
1960年，彭儒被授予“三八红旗手”的荣誉称号，为此她特别高兴，还同身边的人说：
“这并不是我得到了一项荣誉，而是我为人民‘干实事、务实绩、创实惠’的观念得到了党和人民的肯定，党和群众的满意是我至高无上的荣誉！”
2010年，彭儒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而她也是最后一位离开人世的井冈山女红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