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泽东同志的发言不认同！”
这话一出来，把毛主席惊得立马转头，他怎么也没料到说话的竟是凯丰。这会儿，会场里那一片赞同支持毛主席的声音慢慢没了动静，大伙的眼神都落到了凯丰身上，想瞧瞧他接下来还能讲啥。
“你毛泽东晓得啥子是马列主义？顶多就是靠《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来打仗！”只听凯丰火急火燎地冲着毛主席讲。毛主席没料到凯丰竟然拿自己没出过国这点来攻击他，并且话说得这般刺耳，在一阵喧哗声里，毛主席使劲压着心里的火气反问：
“你说我依着《孙子兵法》去打仗，那我倒要问问，你读过没？”
毛主席这么一问，凯丰一下慌了神，不知咋回答。毛主席接着又追问：“你都没读过，咋就说我是靠《孙子兵法》打仗的呢？”
毛主席一再追问，凯丰只得不情不愿地坐下，可嘴里还硬撑着自己的看法：“反正邦宪同志不能把权力交出去，到底谁对谁错，咱往后看！”
1935 年的遵义会议期间出了这么一段风波，这次会议让毛主席在党内的地位重新得到确立，而凯丰呢，由于他在会议上的表现，九军团中央代表的职务被暂时给他停了。
凯丰本名叫何克全，家在江西萍乡，家里挺富裕。就因为这样，他顺顺当当读完小学，还考进了萍乡中学。刚进中学那前两年，凯丰就光知道闷头读书。到了第三年，学校来了些北大毕业的老师，这下子，学校的风气大变样，凯丰也从这开始接触到了新思想。
1925 年五卅运动一爆发，萍乡各界立马响应。萍乡中学弄了个学生会，凯丰被选到学生会干活儿。同一年，凯丰从中学毕业，考进了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不过，当时到处都是革命的氛围，他没心思读书了，常常逃课，窝在寝室里看进步书刊，还主动在校刊上发文章。
1927年，有人介绍凯丰加入了共青团。大革命失败后，在组织的安排下，凯丰转到了上海，接着去往苏联学习。1930年回到国内后，秦邦宪介绍凯丰成为了中共党员。
上海党中央受破坏后，凯丰接到命令前往中央苏区工作。六届五中全会举行后，凯丰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后又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遵义会议举行之后，秦邦宪把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缘由，说成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势力太过强大，只把一些不太重要的差错揽到自己身上。不知情的人一听，会觉得秦邦宪的报告挑不出毛病。
秦邦宪之后，周恩来作军事报告，直截了当地表明失败是指挥出错导致的。当秦邦宪宣布会议要围绕他和周恩来的报告进行发言时，会议陷入了好一阵沉默，一直到毛主席把手里的烟抽完，用脚把烟蒂踩灭：
“我不赞成邦宪同志的报告。”
接着，毛主席很有道理地讲了自己不赞成的缘由。这一通话马上引发了很大的反应，张闻天和王稼祥瞅准时机站出来，坚决地表示不认同秦邦宪的报告。随后，朱德、刘少奇、陈云等人，一个接一个地把心里的想法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
会议那一边倒的态势，把在一旁看着会议进展的凯丰给惊着了。为了保住共产国际的权威以及党的组织纪律，保住秦邦宪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地位，凯丰脑子一热就起身了，对着毛主席一顿冷言冷语。
结果毛主席这么一反问，凯丰不但没达成自己的想法，还被中央给批评了。
才过了两个月，凯丰就意识到自己错了。遵义会议结束后，仗打得不太顺，党内有一些人不太服气，小范围地讨论着要换领导，可凯丰通过自己的判断，觉得只有毛主席能带着大家摆脱困境，于是在一次领导干部的会上，凯丰当着大家的面，做了很深刻的检讨，坚决支持毛主席当领导。
“谁要是反对毛泽东同志，那我就跟谁对着干！”
1935 年 6 月，政治局会议否决了张国焘的想法，凯丰坚定地表示支持向北行进，还写文章指责张国焘搞西北联邦政府的做法。之后张国焘擅自另立中央，凯丰始终坚决地维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央，强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
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凯丰获任“少共”中央书记，负责筹备构建共青团中央局。瓦窑堡会议结束后，凯丰跟着毛主席一同东征，并顺利完成东征后的宣传工作。
1937 年，凯丰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对批判张国焘的工作进行指导时，凯丰不合适地把四方面军说成是“土匪”“军阀”的队伍，这让四方面军的官兵承受了很大压力，最后导致了许世友等三十多人“拖枪逃跑”的惨剧发生。
还好毛主席及时出来解决了这个“麻烦”，毛主席批评后，凯丰也晓得自己错了。之后，政治局开批判张国焘的会，还是让凯丰作主要报告，还去抗大引导这场斗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凯丰被安排到武汉做事。当王明想要把武汉弄成第二中央的时候，凯丰坚决地跟周恩来站在同一战线，对王明的不合法举动表示强烈反对。后来武汉情况危急，凯丰跟着长江局搬到了重庆，凯丰变成南方局六个常委中的一个，还担任了南方局的宣传部长。
1941 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毛主席为处理文艺界的一些问题，跟凯丰一块儿找了几十位文艺家交流。做好充分准备后，毛主席和凯丰共同举办了闻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这是毛主席这辈子唯一一次和别人共同举办的会议。
这次会议是凯丰负责主持的，好多问题都归他解决，后续工作也由他来安排。
1945 年党的七大举行，在选举中央委员时，代表们觉得凯丰曾经大力推行“左”倾路线，还在遵义会议上直接反对毛主席，所以不给他投票。对此，毛主席专门让凯丰在大会发言时，对过去的错误进行检讨，并且给代表们做了三次解释。
尽管毛主席尽力去说明，可最后凯丰还是没选上，这让毛主席特别无奈和遗憾。
新中国成立后，在东北工作挺长时间的凯丰还兼任着沈阳市委书记。那时候，他看到中宣部编的一部宣传片里有领导人的镜头，就把这个事儿直接跟毛主席说了。高岗知道这事后，觉得凯丰瞧不上他，他俩就这么产生了一些矛盾。
后来，毛主席特意给高岗发去电报，对凯丰的行为表示肯定，给予了凯丰支持。
1953 年，凯丰被调到北京，当了中宣部副部长。之后，胡乔木暂时不在中宣部工作了，毛主席专门批示，让凯丰参加中央会议。可让人惋惜的是，才过了一年多，凯丰老病又犯了，没法工作，只好住进了北京医院。
医生一诊断，才晓得之前给凯丰瞧病的那些医院都整错了，错把凯丰得的肝癌晚期当成肝硬化了。
凯丰住院的时候，邓小平、陆定一等领导都去医院瞧过他，还对治疗办法很上心。毛主席知道后，也派了人过去看望，还带话宽慰他：“把过去的事放一边，安心治病！”
可是，疾病太残酷了，1955 年 3 月，49 岁的凯丰在首都北京的医院里静静地走了，中央办公厅发出了讣告。在治丧委员会的名单当中，邓小平是主祭人，陆定一、徐特立、杨尚昆等人为陪祭人。
追悼会结束后，凯丰被葬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凯丰和毛主席这俩老战友，一开始互相挖苦，最后却是以钦佩收尾。
[1]孙国林所著的《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凯丰》，刊登在《党史博采（纪实）》2005 年第 7 期，页码为 23 - 27 以及 1 页。
[2]李友唐所著的《凯丰：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发表于《世纪桥》2006 年第 7 期，页码为 39 - 40，DOI: 10.16654/j.cnki.cn23 - 1464/d.2006.07.009 。
[3]李友唐所著的《遵义会议前后的凯丰》，刊登在《档案时空》2007 年第 7 期，页码为 32 - 33 页。
[4]孙国林写的《以挖苦始，以钦佩终——凯丰与毛泽东》，发表在《百年潮》2005 年第 10 期上，页码是 40 - 46，DOI 是 10.16624/j.cnki.11 - 3844/d.2005.10.007 。
[5]陈立旭.《毛泽东以豁达开阔的胸怀用人与待人》[J].《党史博采（上）》,2024,(02):10 - 15.
[6]张学龙所著的《凯丰传》，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于2010年7月在南昌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