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出生于宦官家庭，他的政治敌手斥之为“赘阉遗丑”，社会地位不高。二十岁举孝廉后，随即任洛阳北部尉，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先后担任过顿丘令、议郎和海南相，汉献帝时，官至丞相，封魏王，他“奉国威灵，仗钺征伐，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为恢复国家的统一，南征北战，消灭了吕布、袁术、袁绍、韩遂和刘表等割据势力，统一了北方，从而恢复和发展了北方的经济，为后来的南北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曹操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曾被歧视为“浊流”身世的曹操，为什么能在不长时间里，把“天下大乱，豪杰并起……家家欲为帝，人人欲为公侯”的纷乱的北方统一起来了呢？

汉献帝初平三年，曹操打败了黄巾军，“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万余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从此，曹操实力日益强大。建安元年，曹操迎汉献帝都于许昌，献帝以曹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后转任司空，行车骑将军，“挟天子而令诸侯”，“奉辞伐罪”，建立起了政治上的有利地位，成为中原最强大的力量之一，与地广兵多的袁绍，成为当时中原北方两大对抗力量，双方的矛盾、冲突，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官渡之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

战前，重要谋士荀或向曹操献策，《三国志·荀或传》载荀或与曹操的一段对话：“今与公争天下者，唯袁绍尔。绍貌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达不拘，唯才所宜，此度胜也。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公能断大事，应变无方，此谋胜也。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众，其实难用。公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能致死，此武胜也。绍凭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

公以至仁待入，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已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此德胜也。夫以四胜辅天子，扶义征伐，谁敢不从？绍之强其何能为!”荀或能从度、谋、武、德四个方面十分中肯地进行了优胜劣败的对比分析，极大地鼓舞了曹操参战获胜的勇气和决心。在战争进行中，曹操自始至终听取荀或的建议，坚持不退，积极寻找战机，奇兵破敌，终于获得全胜。

这是曹操统一中国北方的关键一战，也是曹操在谋士荀或的辅佐下，以智克敌，以少胜多的重要战例。曹操在向汉献帝褒奖荀或时说：荀或“以亡为存，以祸为福，谋殊功异，臣所不及。”这里表现了曹操靠荀或智谋获取官渡大胜的喜悦之情。

官渡一战，曹操更加深知人才的重要与难得，他多次要求荀或向他推荐人才，当颍川谋士戏志才不幸早逝后，曹操迫不及待地写信给荀或说：“自志才亡后，莫可与计事者，汝颍固多奇士，谁可以继之？”荀或随即向他推荐苟攸、郭嘉等很有作为的人才，辅佐曹操，后来都成了他的重要谋士。

随着北方的统一，广阔的北国领域，急待治理、安定和巩固，曹操的政见措施，急待实施、总结和推广，这都需要大量的贤才。而曹操在赤壁受挫后，仍“壮心不已”地积极致力于全国的统一，因而渴望有更多的贤才来帮助自己完成统一大业。所以在建安十五年、十九年、二十二年连续三次下了求贤令，渴求人才，“与之共治天下”。他在《短歌行》诗里说：“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他引用《诗经》中《子衿》和《鹿鸣》的诗句，启人思接千载之上，婉转而清晰地表达自己思慕贤才的深挚情意。诗的最后写道：“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故能成其高。”贤才谋事呢？多多益善。曹操多么希望有贤才云集的“彬彬之盛”的局面出现啊!所以他以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的故事自勉，深情地抒发了他延揽人才，使天下归心的愿望。这首诗，实际上是一篇形象的求贤令。

曹操在创建“洪业”的斗争中，他心中萦念着的自始至终都是希望多得贤才以辅佐自己，他“不戚年往，忧世不治。”他深深知道：当令“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即使在“对酒当歌”的时侯，也往往“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表现了他求贤不懈的耿耿之忱。

曹操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鲜明地提出“唯才是举”、以“才”作为选拔和使用人的准则的政治家。这在当时，是对门阀世族世袭官僚制的沉重打击，是有其进步意义的。

东汉时期的用人标准，首先是讲究世资门第，豪官地主可以世代为官，当时推行所谓“察举”、“征辟”制度，而地方所举往往是依靠权贵保荐，或选取地主子弟能报答荐主恩德的人，以贤良、方正、孝廉、秀才等名目呈报州郡和朝途征辟。其次是以儒家虚伪品行为准绳，选录的都是名实不符的伪君子。如“赵宣葬父母，就在墓道中居住行丧礼，前后凡二十余年，乡人都称他是孝子，孝名愈来愈大，州郡都要请他作官，后来郡太守陈蕃查出赵宣在墓道中生了五个儿子，按惑众欺鬼的罪名处罚了。

所以当时流行着这样的民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如此“秀才”、“良将”能“为国家讨贼立功”、“荡平天下”、“成就王业”吗？因此，曹操的“忧思难忘”之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同时，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中原大地，户口流离，即使是地主士人，亦多侨寓他乡，如王粲、诸葛亮的寄寓荆州，张昭、诸葛瑾的避乱江南等就是。显然，州郡察举的用人制度已不适用了。

曹操审时度势，毅然改革，在所下的三次求贤令中，在重点强调“唯才是举”的原则下，要求凡是“果勇不顾，临敌力战”、“有治国用兵之术”、“堪为守将”、“能成就王业”的人，不论是“放在民间”，还是“出于贱人”；不论是“不仁不孝”，还是“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的，都“勿有所遗”地逐一举荐，使能“得而用之”。

他以历史为借鉴，多么希望能够获得象出身奴隶而辅助商汤灭夏建立夏朝的如伊挚，象“被褐怀玉”、“钓于渭滨”而辅助周文王使周得以兴盛的如姜子牙，象“杀妻自信”、“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的如吴起等等杰出的贤才谋士。因此，他在求贤令中反复列举陈述，表明他对选才用人不计门第，不论“品行”的“唯才是举”原则的正确性，坚信不疑。

须知人才，首先是要具有“才”，有才必举，举必有才；无才而举，何为人才？曹操正是看重了“才”的重要性。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我们历史中从来就是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

曹操以反潮流的精神，从完成封建统一的大局出发，执意冲破门阀世族官僚的取士制度，“唯才是举”，任人唯贤，实行的是一条“正派”的用人路线。显然，这是时代的需要，是曹操为之奋斗的事业的需要。

但是，“唯才是举”决不是只认“才”，不要“德”。过去一提曹操用人的思想，总认为他斥德，废德，只重才，不顾德；这是对曹操的误解。曹操举才的目的，是“得而用之”，是“与之共治天下”，这就是说一定要为“我”所用，为曹氏政权服务，并在服务的实践中加以改造、考核，如能竭尽忠诚，服务的成绩卓著，曹操则褒扬、嘉奖，爱重奋至。

如谋士郭嘉，初投袁绍，认为袁绍好谋无决，不能成事，由先投曹操而获信任的荀或举荐来归曹操，任曹操司空军师祭酒，他为曹操出谋划策，擒吕布，灭袁绍，平乌桓，对统一北方建立了卓越的功绩，但不幸早逝，年仅三十八岁。

曹操为失去一位得力助手十分痛惜，他在给献帝《请追增郭嘉封邑表》里说：“颍川郭嘉，立身著行，称茂乡邦，与臣参事，尽节为国。忠良渊淑，体通性达……自在军旅，十有余年，行同骑乘，坐共幄席。”“凶逆克殄，勋实由嘉。臣今日所以免戾，嘉与其功。”为表彰死者，鼓励后人，请求“追赠加封，并前千户”。曹操为“追伤郭嘉”，在写给荀或的信里说：“追惜奉孝，不能去心”、“相与周旋十一年，险阻艰难，皆共罹之。又以其通达，见世事无所凝滞，欲以后事属之。”

曹操竟想把自己身后的事业托付给他，可知对他了解之深，信任之诚。但是，没有想到他猝然去世了，曹操禁不住声泪俱下地哀叹道：“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但与此相反，如不愿为曹氏政权服务，甚至从中作崇，直接危险曹氏政权，阻挠、破坏曹氏统一天下的事业，曹操对这种人都将毫无例外地坚决予以翦除。如曹操任丞相后，任命崔琰为东曹掾。在表扬崔琰的教令里说：“君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贪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厉，斯可以率时者已。故授东曹，往践厥职。”

对崔琰这个有用之才，真可谓赞佩备至。然而时隔八年，他对曹操进魏王有所不满，曹操竟毫不犹豫地对他下了《赐死令》，迫他自杀。又如建安二十四年，丞相西曹掾魏讽纠集党徒阴谋进攻曹操根据地邺诚，以割地自立，事泄，魏讽连同党徒数十人被镇压。“外对敌国，内有奸谋不测之变”的复杂局面，曹操早有清醒的认识，而对于不谓所用，阴谋反叛的人，曹操是决不手软的。事实很明显，曹操“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也就“寓”德于其中了。

曹操“唯才是举”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用人不究其小过。他在《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中以陈平、苏丞为例，说明用人不辟求全责备。陈平是西汉初年丞相，原由魏无知推荐，得到刘邦的重用。刘邦郭下许多人不服，指责陈平曾与他嫂子私通，又接受过贿赂。刘邦责问魏无知，魏回答说：你所过的是“行”，你所荐的是“才”。当令楚汉相争，最需要的是人才，盗嫂受金算得什么呢？刘邦很以为是，因而更加信任陈平。后来陈平对于汉朝的统一和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而苏秦力劝齐宣王归还侵占燕国的十个城，虽然其人骂他是“左右卖国的反复之逆臣”，但他能为燕王取回了城布保证了燕国的领土完整。

如果在不用人上不注重大节，只在一些小事上纠缠不休，弃置不用，陈平、苏秦怎能“定汉业”，“济弱燕”乌？曹操善于从历史长河中吸取有鉴于自己的东西，以匡补自己在用人问题上可能出现的偏颇，这是十分明智的。

本来人在现实生活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发生这样那样的错误，是十分正常的，也是难以避免的，就是曹操本人也不例外，如他在建安二十五年临终前的《遗令》中说：“吾在军中持法是也，至于小忿怒，大过失，不当效也。”毫不隐晦地承认自己一生中既有“小忿怒”，又有“大过失”，要求大家不要.学习他。而这些“小忿怒”“大过失”往往发生在不自觉之中，如曹操出军打仗，常“行经麦中，令‘士卒无败麦，犯者死。’骑士皆下马，付麦以相持，于是太祖马腾入麦中。”

这时操曹主动要求主簿给他定罪，主簿从《春秋》经上的“刑不加尊”回答他。曹操说：“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然孤为军帅，不可自杀，请自刑。”立即拔剑割发掷地(古代割发是一种刑罚)曹操懂得“人无完人，金无足赤”的道理，所以他发布了《取士无废偏短》的命令，要求“有司名思此义”，遵令办理。这样，有才能的人就不会被遗弃而得到重用，官府也就没有旷废的事了。

曹操用才不仅不究“偏短”，而且知人善任，从善如流。如建安十八年，东郡朱越谋反，诬陷卫臻与他同谋。卫臻时献帝黄门侍郎，其父卫兹曾在陈留资助曹操起兵讨董卓，“合兵三千人，从太祖入荣阳，力战终日，失利，身殃。”曹操对关卫氏父子是很了解的，对卫臻参与谋反，曹操不相信，遂即指派荀或调查，终于弄清了真相，并下令作出了正确的结论：“孤与卿君同共举事，加钦令问。

始闻越言，固自不信。及得荀令君书，具亮忠诚。”从令文可以看出，曹操对其部下是非常信任的，对人的处理是十分慎重的。建安二十二年，曹操和刘备争夺汉中，刘备令张飞、马超、吴兰屯兵下辩(今甘肃成县西)，曹操令曹洪前往征讨。曹洪是曹操的堂弟，讨董卓时，曹操在荣阳战败，“太祖为流矢所中，所乘马被剑”，曹操得以脱险。

以后他又立了许多战功，是曹操的亲信。但是曹洪贪财好色，曹操很了解他，为了使他正视自己的毛病，不致铸成大错，于是便派骑都尉曹休和谋士辛毗去当他的参军，随即颁发了《使辛毗曹休参治下辨令》，令文说：“昔高祖贪财好色，而良、平匡其过失，今佐治、文烈忧不轻矣。”曹洪知道曹操的意图，事无大小都同曹休和辛毗商量，改正甚好，深得曹操信任。

用才，还要作到信才。只有信才，才能使人尽其才。如果疑神疑鬼，互存戒心，任何人才都不能“忠能勤事，心如铁石”，成为“国之良吏”。曹操信才不疑，主要表现在能听取意见，从善如流，这是他壮大实力，获取胜利，统一北方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汉献帝初平三年，曹操领衮州牧，刚刚在衮州站住脚跟的曹操，便立即采纳了治中从事毛玠的建议：“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军资，如此则王霸之业可成”。这个建议很符合曹操的思想，因为“奉天子以令不臣”，就是要搞中央集权，用以对付乱臣贼子，以建立政治上的优势。“修耕植以畜军资”，就是要推行耕战政策，发展生产，以建立经济上的优势。

这样，就“可成”“王霸之业”，即统一天下。建安元年，曹操奉献帝都许昌后，立即打着东汉皇室的旗号，动员群众，打击割据势力，始终坚持“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方针，政治上取得了主动。随即又接受枣祇、韩浩的建议，推行了适应当时情况的屯田制，当年“得谷百万斛”29，“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使曹军“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所以推行屯田制的巨大效孟，为曹操统一北方奠定了物质基础。

而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战例的官渡之战，更是曹操听取谋士荀或等人的意见而获胜的(本文前已论及)。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乌桓，当时正值夏季多雨，沿海道路不通。曹操采纳了田畴的建议，出卢龙寨，经白檀、平岗，东向柳城，从山间小路袭击乌桓，并让田畴率部五百充任向导。结果出敌不意，打败了乌桓，彻底消灭了袁绍的残余势力，消除了边患之忧。

总之，曹操选才不究其小过，用人不疑，从善如流，因而加速了他“王霸之业”的进程。

“不念旧恶”是曹操“唯才是举”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的曹操，“不念旧恶”，不计前嫌，对一些曾经反对过自己而愿意悔过的人，仍能量才录用，委以重任，历来誉为美谈。陈琳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

陈琳原是东汉灵帝时的大将军何进的主簿，中平六年，何进谋杀宦官事泄，反被宦官所杀。陈琳避难冀州，投奔袁绍，“袁绍使典文章”，作檄声讨曹操：“司空曹操，祖父中常诗腾，与左棺、徐璜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父嵩，乞匄携养，因赃假位，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操赘阉遗丑……”这篇檄文骂及曹操祖宗三代，挖了曹操的祖坟。

当曹操打败袁绍后，陈琳被俘。曹操对陈琳说：“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而己，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陈琳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表示愿意悔过，曹操“爱其才而不咎。”不但“不咎”，反而重用了他，一直为军谋祭酒，和阮瑀同管记室，书檄多出其手。一次陈琳为曹操作檄文，“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数加厚赐”。可见曹操对他的器重。

还有张绣，降而复反，其罪难容，可是曹操正是不计前愆，恢复了他的官职。张绣是董卓部将张济的“从子”(侄儿)。建安元年，“张济自关中走南阳。济死，从子绣领其众。建安二年正月，曹操率部进逼南阳，张绣走投无路，向曹操投降，“既而悔之，复反”。

曹操率部围歼，战斗中，曹操所骑之马为流矢所中，伤颊及足，曹操随之右臂中箭。随战的长子曹昂将自己的骑马进献曹操，曹操得以脱险，而曹昂遇害。曹操总结了这次教训，他对诸将说：“吾降张绣等，失不便取其质，以至于此。吾知所以败。诸卿观之，自今已后不复败也。”

可知他伤痛之深。建安三年，张绣与刘表兵合击曹操于安众，曹军“乃夜凿险为地道，悉过辎重，设奇兵。”到天明，奇兵出击，才大败张刘联军。及至建安四年十一月，张绣困于绝境，才被迫再次率众投降。这个降而复反的张绣，折腾曹操三四年，曹操在与他交战中，曾一度被其所败，而曹操本人也中箭负伤，其长子也因之丧命，损失巨大，危害非浅。似此恶极难赦之歹徒，杀而报仇解恨，是在劫难逃之事。可是曹操在张绣来降之后，不但不杀，反而封为列侯。

曹操“不念旧恶”决不止于上述二例。他为什么能够如此宽容呢？看来，我们不能简单地从个人气质上着眼加以考察。诚然，宽厚的气度，不能不是一个考虑的因素。

但纵观曹操的一生，特别是他的晚年，他并非宽大为怀，能容人过，据《三国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记载：“初，袁忠为沛相，尝欲以法治太祖，沛国桓邵亦轻之，及在衮州，陈留边让言议颇侵太祖，太祖杀让，族其家，忠、邵俱避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士燮尽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谢于庭中，太祖曰：‘跪可解死邪!’遂杀之……常讨贼，廪谷不足，私谓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后军中言太祖欺众，太祖谓主者曰：‘特当借君死以厌众，不然事不解。’乃斩之，取首题徇曰：‘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其酷虐变诈，皆此类也。”

那么曹操为什么对陈琳、张绣未能“斩之”、“族之”呢？“变诈”的曹操自有明智的考虑。《三国志·武帝纪》载有曹操与程昱的一段对话即可一语破的：建安元年，“吕布袭刘备，取下邳。备来奔。程昱说公曰：‘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公曰：‘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显然，曹操“不念旧恶”是以是否有“失天下之心”，是否有利于“克成洪业”，“与之共治天下”是互为表里的。而曹操为不“失天下之心”而“不念旧恶”，能从大局出发权衡利弊，跳出了狭隘的报复主义的樊篱，不愧为一位杰出的封建政治家。

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进军荆州。八月，荆州刺史刘袁病死，他的谋士蒯越劝说刘表少子刘琮献地投降，蒯越也归附了曹操。曹操喜出望外，他给荀或写信通报了这一消息，这就是有名的《下荆州书》：“不喜得荆州，喜得蒯异度耳。”荆州“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曹操对长期为刘表割据而赖以抗衡的荆州，觊觎多年而未得获取，现在居然不战而得到荆州，其喜悦之状，当是不言而喻的了。

然而曹操并“不喜”——当然，不喜是假的，但使喜的却是得到了谋士良才蒯异度。曹操思贤若渴，爱才如命之情已按捺不住、跃然纸上了。蒯异度，名越，系西汉蒯通之后，“深中足智，魁杰有雄姿”，原是大将军何进的东曹掾，劝何进诛杀宦官，何进犹豫不决，蒯越“知进必败，求出为汝阳令，佐刘表平定境内，表得以强大。”

归附曹操后，深得曹操器重。建安十九年，蒯越在他临终前把家属托付给曹操照管，曹操回信表示不负所托，信文中说：“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情深、义重，不但悼慰死者，而且鼓舞生者。通过曹操对蒯越的无比爱重，可以窥见其爱才、重才之一斑。

曹操爱才、重才，还表现在他不夺功，不掠美，对良才谋士的褒抚和抚恤上。

当曹操消灭了北方与之对抗的最大的割据势力袁绍集团以后，为激励将士为统一战争贡献力量，于建安十二年发布了《封功臣令》：“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天下虽未悉定，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吾专飨其劳，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把有功的二十余人封为列侯，其中特别嘉奖荀或(文若)，荀攸(公达，对他们的功绩给予高度评价：“忠正密谋，抚宁内外，文若是也，公达其次也。”

这就是曹操对荀或、荀仪《大论功行封》的令文，说他们忠诚正直，周密谋划，安抚朝廷内外，功绩卓著。但他们又各具特点，在曹操看来，荀或是“知人”，他问曹操举荐的谋士良才如荀仪、锺繇、戏志才、郭嘉等“皆称职”，为曹操“克定天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曹操称赞荀或“积德累行，少长无悔，遭世纷扰，怀忠念治”，并说：“天下之定，或之功也”，“勋业之定，或之功也。”建安十二年，“复增或邑千户，合二千户。”

荀攸“深密有智防”，与曹操“常谟帷幄”，曹操称赞他“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弱内强，不伐善，无施劳，智可及，愚不可及，虽颜子、甯武不能过也。”并对曹丕说：“荀公达，人之师表也，汝当尽礼敬之。”荀仪死后，“太祖言则流涕。”

曹操认为荀或、荀攸是“近世之大贤君子”，并说：“荀令君之进善，不进不休；荀军师之去恶，不去不止。”褒奖、敬重竟至如此。

曹操在下令大论功行封时，还明令规定免除死难将士子女的徭税，并把自己封地的租税收入分给他们及众将属官。看来，曹操对谋士良才的爱重、褒奖，他想要做的，可算都已做了。

曹操爱才如命，但也嫉恶如仇。这里仅以诛孔融为例加以介绍。

孔融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大圣之后”，在任北海相期间，鼓吹礼治，结果“连年倾覆，事无所济。”任青州刺史后，袁谭军至，“诚小冠众，流矢雨集，”孔融无动于衷，竟“凭几安坐，读书论议自若，”最后“城坏众亡”，老婆孩子全都做了俘虏，只有自己只身逃出。

曹操迎献帝都许昌后，孔融归属曹操，他要曹操“依旧制，定王畿”，对曹操执意“狎侮”：曹操鉴于连年用兵，军粮短缺，因此下令禁酒。孔融极力反对，并“书啁之曰：‘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尧不饮千钟，无以成其圣，且杰纣以色亡国，今令不禁婚姻也’。”

曹操要杀与袁术勾结的杨彪，孔融知道后顾不得穿上朝服急急忙忙地去见曹操，要求曹操不要“横杀无辜”，并威胁曹操说，如果杀了杨彪，“孔融鲁国男子，明日便当褰衣而去，不复朝矣。”

建安九年，曹操攻下邺城，曹丕纳袁绍儿媳为妻，孔融即写信讽刺曹操：“武王伐纣，以妲已赐周公。”曹操问此事出自何经典，孔融回答说：“以今度之，想当然耳。”

对于孔融长期蓄意作对，曹操“外虽宽容，而内不能平。”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对他表示了极大的容忍。建安十三年，北方局势已趋稳定，为了排除干扰，消除隐患，曹操授意丞相军谋祭酒路粹以图谋叛乱和大逆不道的罪名将孔融“下狱弃市”，曹操亲自颁发《宣示孔融罪状令》，说明孔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理”，不但该杀，而且“犹恨其晚。”

曹操为什么对孔融如此刻骨仇恨呢？看来，根本原因是孔融要维护东汉政权，反对曹操专权，要求曹操“恢复王畿之制”，即京都周围千里以内都归属朝廷直接管辖，想以此来限制曹操的势力，这对于“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不可一世的曹操说来，任何有碍“王霸之业”的人和事，都是决不能就此宽容的，即使是曹操一生中爱重备至的重要谋士荀或，对曹操“宜进爵国公”之时表示了“不宜如此”的规劝，曹操“由是心不能平”，竟把他逼死，何况一贯与他作梗的孔融呢？所以即使对他“下狱弃市”，也有“犹恨其晚”之叹!

综上所述，由于曹操推行了“唯才是举”，任人唯贤的用人路线，从而选用了大批既有真才实学，又忠于封建统一事业的人才，他重用了荀或、荀攸、郭嘉、满宠、刘放，“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立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他们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给曹操出谋划策，使曹操能以完成在当时条件下统一中国北方的任务，这是曹操的历史功绩。的确，“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今天，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培养和造就具有各方面专长的建设人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选择和任用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研究曹操有关人才问题的思想和实践，对我们今天仍然有着有益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