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3月20日晚十时左右，上海北站人头攒动，热闹非凡。黄兴、廖仲恺等都聚集在此，准备送奉袁世凯电召北上的宋教仁乘夜车北上北京。他此行的目的，是想趁国民党选举大胜之机进行活动。
十时45分，当宋教仁被黄兴等人簇拥着走到检票口时，突然一声清脆的枪声响起，随即，宋教仁背后中弹，子弹射中其右肋斜入腹部。凶手开枪后逃逸。宋教仁疼痛难忍，靠在铁栅栏上凄声说道：“我中枪了。”
正说着，又听到两声枪响，车站顿时大乱，众好友慌作一团，一面追赶凶手，一边高呼：“抓刺客，抓刺客！”
同时，宋教仁被紧急送往沪宁医院抢救，但因子弹射中其心脏附近。3月22日凌晨，宋教仁不治身亡。黄兴、陈其美、于右任、居正等人皆悲愤填膺，情不可抑。
作为中华民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民国初期第一位倡导内阁制的政治家，国民党“教父”宋教仁，在政界乃至全国范围内都威望极高。在他遇刺后，举国震动，舆论大哗的时候，上海的《中华民报》、《国风日报》、《民国报》等纷纷刊载有关宋案的报道，宋案一时成为舆论的中心。
因为宋教仁是应袁世凯的电召北上，在这个时期突然遭遇不测，国民党人认为，此案的幕后黑手必定是袁世凯。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到底谁是杀害宋教仁的真凶呢？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要说国民党人的推测，不无道理，自中华民国建立后，北洋军阀袁世凯利用手中掌握的强大的军事力量，篡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成为民国大总统，但其伪共和的面目和妄图恢复帝制的野心，逐渐被国民党人识破。
于是，同盟会领导者孙中山、宋教仁等有识之士提议改组同盟会，联合五党组成国民党，以制衡袁世凯。因此，袁世凯对宋教仁一直心存忌惮并有意拉拢，让他出任总理，但宋教仁一直坚持政党内阁的主张，所以坚辞不就。除此之外，袁世凯多次“送礼”讨好给宋教仁，据说，为了拉拢宋教仁，袁世凯连送他的西装尺码都非常的精确，可谓是提前做了很多的功课，还送他交通银行50万元的支票一本，请他自由支用。
但宋教仁只取了一点，离京南下前夕，就让赵秉钧还给了袁世凯，并留信一封表示“实不敢受”。相反，宋教仁在全国各地演说，内容都是抨击袁世凯政府的不当之处，所以，袁世凯表面上客气拉拢，背地里却视其为眼中钉。这才借口急事要商议，电邀宋教仁北上。刺杀案前数日，宋教仁多次接到友人告警，请其重视安全。宋教仁只以为是谣言，不大相信，泰然处之。
1913年3月中旬，袁世凯电邀宋教仁北上，几天后，宋教仁收到一封密函谓：北方忌先生者，欲杀之，务必戒备。
宋教仁认为，“我平生对着既无私仇，也无夙愿，尽管与北方某些政治见解不同，但他们也不会采用这种卑鄙的手法欲杀我只是谣言而。”仍不加戒备。
没想到，这封密函正是血的预言。在中弹之后，宋教仁被送进附近的铁路医院里进行抢救，神志还比较清醒，他请黄兴代笔，给袁世凯拍了一封电报，希望袁世凯：“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确定不拔之宪法。”
袁世凯接到宋教仁被刺的电报后，连发两则电报，第一封电报表示慰问，并命令江苏行政长官悬赏重金缉拿凶手。
第二封电报是致电吊唁，并关照宋身后一切事情，希望会同沪宁铁路总办钟文耀妥为办理，所用治丧费用可向财政报销等等。
宋教仁案发生后，江苏省长官通电各地方官，悬赏重金缉拿杀人凶手。
黄兴、陈其美又秘密请公共租界总巡卜罗斯，托他侦查捉拿。如能破案，酬金1万元。此外，铁路局也悬赏5000元。
俗话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一众侦探都想发这笔财，渐渐的，竟探出点行迹来。那天，宋教仁还在医院时，就收到过一封奇怪的信。信封署名为“铁名自上海本支部发”。
拆看内容，满篇都是嘲笑奚落的语言。下面落款是“救国协会代表铁名启”。看完这些，大伙就猜到，这不可能是一个人干的，而是一个团体。而且，这伙人现在仍在租界中。那么，该如何去寻找这个团体呢？
谁也没料到，事情竟出奇的顺利。
宋教仁遇刺的第二天，国民党方面就收到报告：一位住在上海五马路六野旅馆的住客举报说，一个住在邻室的房客——一名名叫“武士英”的男子形迹可疑。这个武士英是山西人，自称曾为云南省管带。辛亥革命后，浪迹上海，打零工为生。
据报案的旅馆住客陈述，20日午前，武士英突然向邻室借车费，说是要去“办大事”。邻室给了他小洋一角。武士英说，怕是不够，“我要去西门，路途遥远”。
邻室就给了武士英小洋三角。当日晚上八点，武士英回到旅馆。但奇怪的是，他早上出门的邋遢衣服，已经换成了笔挺的西服。
武士英还说，“我现在有钱了”，随手就取出一元给邻室。邻室推让不肯收下。武士英又说：“我事成尚有千元，快快收下！”说完就出门而去。
第二天，宋教仁遇刺的新闻遍传上海。邻室突然发觉昨天武士英的举动异常，并查询此人行踪，结果发现武士英20日晚上并没有回旅馆。问酒店前台，说是他21日早晨七点曾来旅馆结账，随后就不见了。
邻室觉得事有蹊跷，就向国民党方面报告。正当警方下令抓捕嫌犯武士英的时候，另一个人的出现让事情出现了变化。
3月23日的深夜，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黄金荣已经睡了，忽然被人喊醒。
“报告，英租界巡捕房打来电话，说是在湖北路迎春坊的一个做皮肉生意的女人家里，抓到了一个叫应桂馨的人，可能与宋教仁血案有关。”
应桂馨本是浙江宁波人，家财颇丰，好挥霍交际。曾承父命在家乡办学。因仗势欺人犯案，避捕混迹上海，成为流氓帮会头目。
英巡捕房要求法巡捕房，第二天早晨派人去搜查他的家里，希望能找到一些案发相关的证据。黄金荣获悉后不敢耽误，立刻率领五六名巡捕，在夜幕中赶往应桂馨的住处-法租界文元坊。
应宅的客厅里，正有几名男女。见巡捕一拥而上，个个惊慌失措，神色仓皇。黄金荣见状，高喝一声：“不许动！”这一声犹如炸雷，吓得这些男女一动也不敢动。
这时，独见一个身材矮小的男子，扭头就往后面跑。黄金荣见状，立即拔腿追赶。在看到那人准备翻墙逃跑后，黄金荣一个箭步扑上去，将人扑倒在地。
此时，后面来的巡捕也悉数到来，齐力将那人制服，押回到应家客厅。灯光下，黄金荣一眼看去，顿时想起一张熟悉的面孔，冷笑道：“你叫武士英！”那人身体震了一震。却仍在竭力掩饰，“我，不是武士英，我叫吴福铭。”
黄金荣把脸一沉，喝道：“瞎讲！你明明是武士英！你忘了？今年2月，你代别人卖三只肉桂，偷拿了两只还嫌不够，又把另一只卖的一百多块钱吞没了。在法巡捕房里，你不是做过一个月监牢吗？”
至此，武士英无话可说，只得默不作声地低下头去。待到押解到巡捕房，黄金荣直截了当地审问道：“是谁指使你刺杀宋教仁的？”
对此，武士英供认不讳：“是应桂馨，应桂馨先给我一千块钱、一张照片、一支手枪和六颗子弹，并且派四个人相助。其中一个叫叶玉如，一个叫杨什么仁，另外两个名字记不得了。应桂馨要我带这四个人到北火车站，依计行事。刺杀照片上的人，我根本就不知道要去刺杀的人是谁。”
天快亮了，黄金荣命武士英在口供上签了字，然后押入囚室。对于武士英说到的应桂馨，巡捕黄金荣并不陌生。
前些日，一位专卖古董字画的河南商贾王阿法前来报案，说：一个多月以前，他到应桂馨家去卖画，应桂馨曾经拿出一张照片给他看，要他“办”这个人，事成愿意给1000元酬金。王法回答说，他并没有“办”人的能力，于是推脱了。
宋教仁被刺后，他看到报上的照片，方知道应桂馨要“办”的人就是宋教仁，于是表示愿意为这件案子到公堂作证。
3月24日四点，黄金荣到文元坊应桂馨的家正式搜查，武士英行刺时使用的六响手枪，以及枪内的三颗子弹一并搜了出来。经查对，枪中所存子弹和宋教仁开刀取出的子弹核验一样。在搜查应家时，黄金荣和各巡捕部商量，认为宋教仁被刺案全国瞩目，关系太大，所有在应家的男女人等一律带回巡捕房，审讯后再决定羁押还是释放，免得有人漏网。
由于应桂馨一向狡猾，英国领事提出要把关押在法巡捕房的武士英押来，当面和他对质。
审讯开始时，审判官问武士英：“你为什么要杀死宋教仁？”他回答道：“宋教仁这个人骄傲自大，恐怕他将来作乱，我杀了他是为了同胞除害。”
而当被问到受谁指使，武士英企图推翻被捕时在黄金荣面前所做的供词，出尔反尔，一会儿说他只跟应桂馨见过一面，一会儿又虚构出一个人叫“陈玉生”的，说：“是陈玉生教唆他如何行刺宋教仁的。”
审判官又去审问应桂馨，应桂馨也编造谎言，将罪责推得一干二净。但不论他们怎么辩解，破绽还是越来越多。
主控律师抓住一切疑点，对二人的谎话一一加以反驳。之后，巡捕黄金荣，又将他们二人在应宅搜出来的证据一一出示，其中有应桂馨与政府内务秘书洪述祖，总理赵秉钧的往来的电报原件及底稿多件。铁证如山之下，应桂馨和他所聘请的四位外国著名律师，至此再也无法狡辩，于是全案水落石出。
应桂馨在会审公堂上俯首认罪。
当时梳理出的事件缘由是：因为袁世凯畏惧宋教仁北上出席国会，深恐对他有所不利，所以由国务总理赵秉钧，授命洪述祖指使本人，贿买凶手行刺是实。
到这里，似乎事件已经十分明了。
杀人凶手已经捉拿归案，下一步就是判罪定刑了。4月25日，上海地方法院宣布正式开庭审理应桂馨、吴世英行凶杀人案。但离奇的的是，就在4月24日晚上，拘押在监狱的武士英，竟突如其来的自杀了。
化验结果显示是服毒。至于死因，有人放出风来说，武士英受人指使犯下死罪，想想杀人要抵命，如今反正是活不成了，不如自杀算了。
也有一种说法，说是有人逼他自杀。
更奇怪的是，武士英死后不久，被捕的应桂馨居然逃狱前往北京，向北洋军阀寻求庇护，并得到了赵秉钧的收留。
但令人吊诡的是，应桂馨在京津快车上遇刺身亡，赵秉钧也在家被毒死，直接或间接参与此案的几个重要人物，都离奇死亡。
这不禁为刺杀宋教仁一案埋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果真如国民党大多数人推测的那样，袁世凯是不想让罪责不至于一层层推到自己头上，下令暗杀应桂馨、赵秉钧吗？
还是说案件背后主谋另有其人？袁世凯只是在“背锅”呢？在这场极短时间内侦破的案件中，仍是疑点重重。
最大的疑点在赵秉钧给应桂馨的电报。根据电报内容显示，赵秉钧是让他“毁宋”，即搜集并诋毁宋教仁，寻找他的黑料。实际上应桂馨也是这么做的，他四处搜寻孙中山和宋教仁的黑料，但都一无所获。
而且在审问期间，应桂馨始终没有承认自己买凶杀人，为什么在逃亡北上的时候，应桂馨却主动承认自己是主谋呢？
实际上，那时候革命形势已经改变，讨袁的二次革命已经开始。这个时候向北洋军阀承认自己杀了宋教仁，已经不再是罪过，反而是大功一件了。
应桂馨究竟是想谋生存，当墙头草，假称自己杀人，还是真的买凶杀人呢？从电报文书等证据来看，应桂馨与宋教仁的死脱不了关系。但是他自己也在逃狱后被刺，显然背后另有其人，那么，到底是不是国民党内务部总长赵秉钧，指使和教唆买凶杀害宋教仁呢？
从表面上看，赵秉钧和宋教仁利益攸关，第一，赵秉钧与宋教仁有最直接的利益冲突。宋教仁是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并即将出任总理，矛头直接指向现任总理赵秉钧，赵秉钧为了自保，派人暗杀宋教仁合乎情理。其二，赵秉钧与直接行刺者在逻辑上有直接关系。
在一系列的杀人链条中，枪手武士英受主犯应桂馨的指使，应桂馨接受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的领导，而赵秉钧则是洪述祖的直接上司，当然脱不了干系。
其三，从案发后从应桂馨处搜集到的电文看，应桂馨与赵秉钧有直接的联系。但又有人指出，在宋教仁与北洋人物的交往中，与赵秉钧的交往最为密切。政见不同是一回事，私人交往则是另一回事。宋教仁离开北京南下时，曾经欠了5000多元的债，是赵秉钧为宋教仁一一还清的。这说明二人交情确实不错。
且赵秉钧在宋教仁死后也离奇死亡，显然其背后有更大的主谋。那么再往上推理，背后的主谋是袁世凯吗？大多数国民党领导人，认为是。
黄兴在4月13日宋教仁追悼会上致宋教仁的挽联中，愤愤地说：“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树组，我说确是袁世凯。”
那凶手真是袁世凯吗？
实际上，袁世凯根本没有必要去冒这么大的风险。不提袁世凯本身就对宋教仁的才识抱有极大的好感，从时间节点上看，案发之前的一段时间内，袁世凯对宋都是友好甚至拉拢的态度。北洋政府邀请宋教仁来北京，也是为达成共识。在谈判结果尚未明确的情况下，就发生180度态度大转变，杀掉宋教仁明显不太合理。
何况，宋教仁被杀，国民党内还有孙中山，黄兴等人代其行事。杀了他根本无济于事，只会徒增麻烦，引起舆论的反感。在当时客观形势下，刺杀宋教仁会破坏袁世凯自己在民国初年极力树立的“合法性”形象，不符合政治家袁世凯的切身利益。
再者，北洋军队里业务熟练，忠心耿耿的杀手很多，为什么要在尚不熟悉且无法控制的上海地区去买凶杀人呢？从道理上来讲，好像很难说通。
学者张耀杰经过多年研究认为，主谋刺杀宋教仁的不是袁世凯、赵秉钧，而是宋教仁的同志-前上海都督。宋教仁死后，取代其成为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陈其美。
此研究石破天惊，震撼近代学术界，吸引了众人的眼球。宋教仁被自己的同事陈其美所杀，如果成真，历史真就给我们开了个大玩笑。
陈其美虽然是革命党人骨干，但他在上海网罗结交青帮作为羽翼，成为青帮在上海的头领。他出入于青楼、茶馆、戏院、澡堂、妓院，结交社会各界人物。这些人物中既有资本家如王一婷、沈曼云等，也有李平书、朱葆三等商界社会名流。同时也有一些青帮、江湖地痞人物。
在他身上，体现了黑白两道的特征。他花天酒地，风流倜傥，被称为"杨梅都督"。与耕读传家的宋教仁的成长环境有天壤之别。
对陈其美的怀疑来自袁世凯儿子，青帮大佬级人物-袁克问，而杀害宋教仁的应桂馨和陈其美都是青帮头目。而且袁克文当时就在上海，所以从这个角度说，他对宋安是有发言权的。
而他在《辛丙秘苑》一书中非常直接的指明，宋案就是陈其美，应桂馨所为。袁克文揭发宋教仁为陈其美主谋买凶杀人是可信的，宋教仁被刺杀的上海沪宁铁路车站，是国民党自己的地盘，尤其是在陈其美的势力范围内。
然而，1913年3月20日，黄兴、于右任等国民党大佬，在沪宁铁路车站送宋教仁北上时，竟然没有任何行动上的保护，而且车站不同于平时，“夜里有巡警在站搜寻”，甚至在枪声响起的时候，“并无一巡警在旁”，以致任凶手扬长而去。
陈其美一向与当地帮会、士绅、军警等关系良好。而从他一贯的行为方式来看，他习惯于使用暗杀手段，排斥政敌，之前就派部下蒋志清，也就是蒋介石刺杀了当时出任浙江总督呼声最高的陶成章。既有前科，那么陈其美杀害宋教仁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而且，回顾凶犯捕获过程，在陈其美的参与下，案件被迅速侦破，不由使人怀疑，宋案就是陈其美自导自演的一出大戏。在宋教仁死后，陈其美的实权进一步加强，成为国民党内威望排在第二的人物。
此外，袁克文的文章发表在当时的上海《经报》上，从20世纪20年代文章发出，直到目前几乎没有看到反驳袁克文的文章，也就是说，袁克文的说法为人们默认了。
如果袁克文胡说八道，是为其父洗白捏造事实，那么国民党以及陈其美的亲属、后代、部下肯定会进行反驳或报复的。
如今在百年后的今天，再去审视这一案件事实仍被笼罩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买凶杀人的到底是袁世凯，洪述祖、赵秉钧还是陈其美，历史学家们各执一词。不可否认的是，宋教仁遇刺案是新生的中国民国第一大政治血案，对民初中国社会造成了重大影响。
首先，宋案是宋教仁个人的最大悲剧，早早结束了其年轻的生命。
宋教仁，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和建设者，一个年龄仅仅32岁的青年政治家，就这样被一颗罪恶的子弹结束了宝贵的生命。宋案的发生，改变了民初政治民主化道路，改变了民初政治均势，由宋案引发的二次革命，使国民党人的力量消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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