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年谱（1949-1976）》（第五册）纪事本末（663）】1966年，毛泽东73岁。

1966年9月5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贺龙谈话，把林彪指使吴法宪等写的诬告信交给贺龙，并说：

你不要怕，我当你的保皇派。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

9月9日晚上，针对贺龙受林彪等诬陷一事，让机要秘书徐业夫给贺龙打电话说：

经过和林彪还有其他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次日，贺龙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同林彪谈话，明确表示：

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谁！

1966 年底，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挑唆、鼓动下，体育系统的造反派将斗争目标集中到贺龙身上。他们分批不停地找贺龙“澄清问题”、对各种事情表态。贺龙日夜不得安宁，无法休息。

12月26日，周恩来对贺龙说：“你身体不好，在家中，造反派天天找你，你得不到很好休息。组织决定你暂时搬到新六所去住。家中的事情由我来管。”

到新六所没有多久，解放军政治学院造反派声称要结队前来揪斗贺龙。薛明三次向周恩来告急，没有及时得到回答。贺龙对薛明说：“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他们是瞎胡闹！走！我们回去和他们讲理去！”

路经中南海，贺龙、薛明来到周恩来的住处，他要向周恩来报告准备搬回家去住。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没有回来，秘书为他们在西华厅搭了床，对他们说：“总理让你们先在这里休息，暂不要回家。”周恩来很忙，每天都是天快亮时才能回家，没有时间与贺龙谈话。但贺龙住在他的家里，他承担着巨大压力。

1967年1月19日下午4时，周恩来与李富春一起来找贺龙正式谈话，周恩来说：“本来这次谈话还有江青同志，但她临时说有事不来了。”

周恩来告诉贺龙：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之后他不放心。还有，关于洪湖肃反扩大化问题，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你要好好想一想。

贺龙几次按捺不住，站起来想说话，但没有等他说话，周恩来紧接着说：“你不要再说了。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

周恩来还勉励贺龙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贺龙听了周恩来的话，伤心地说：“我没想到把我看成这样的人。”

1月20日凌晨4时，贺龙和薛明被送到北京西山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这是一处建在半山腰的平房院落，三面是山，只有一条路可以出人，除了贺龙、薛以及看守他们的警卫战士以外，什么人也看不到。

这年夏天，天热少雨。一连45天每天只给贺龙、薛明一小壶饮用水。水不够用，他们只好在下雨天，把水盆、脸盆甚至水杯都拿到门前去接雨水。贺龙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疲乏、心慌、头昏、脉搏极不规律，睡眠不好……这对贺龙本来就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的身体屡屡发出危险信号。薛明只好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写信，请求治疗。

1968年3月26日，贺龙病倒了，患的是脑缺血失语症。被送到医院后，接诊医生遵照林彪、江青的“医疗为专案服务”的方针，诬蔑贺龙得的是“诈病”，在医嘱上写了“请经治军医主宰”几个字。贺龙在医院住了几天，遭到了种种刁难，病未治愈，就让出院了。

（摘自《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66年12月30日，江青就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公开煽动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

1967年1月9日，林彪在一次会上诬陷贺龙“到处搞夺权”，是个“刀客”。说，现在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要把“贺龙的问题端出来”。他们编造贺龙搞“二月兵变”的谎言，操纵指使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成立所谓“斗争贺龙筹备委员会”，发“通令”，游行示威，冲击贺龙住地，制l造舆论，向中共中央施加压力。

贺龙于1933年枪决反动政客熊贡卿，此事本来早有定论，这时又被翻了出来。当年经办此事的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晏勋甫的儿子、武汉市第二十中学教员晏章炎于2月14日写信给中央文革小组，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地诬陷贺龙在历史上有所谓向蒋介石“乞降”，企图“叛变投敌”的问题。（晏章炎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写信诬陷贺龙，造成严重恶果，并长期做了隐瞒，1983 年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追究刑事责任，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林彪见到这封信，如获至宝，立即批转江青等人，并煞有介事地派人外出“调查”。调查人置历史事实于不顾（此事鄂湘西中央分局曾给中共中央有过报告，报告就在中央档案馆，在没有取得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按照林彪、江青授意，就此事诬陷贺龙“叛变投敌未遂”，于7月12日上报中共中央。

1967年9月7日，叶群在一次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会议上提出：贺龙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问题严重，要立案审查。康生、江青、陈伯达、谢富治等人积极支持。9月13日，贺龙被正式批准立案审查。11月8日，康生和叶群亲自主持讨论和批准了对贺龙专案审查的《工作设想》，并要求专案组在工作中“不要纯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防止右倾”，“不要被同化”。

1968年6月13日，专案组将手伸进了贺龙的西山住地。从此，贺龙、薛明的处境就更加困难了。

1967年1月11日下午，毛泽东出席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周恩来在谈到外面有很多有关贺龙的大字报时说：

主席说了，只是要贺龙去登门听取大家的批评，不公开点名。我们政治局的同志和常委同志不要在公开的场合点他的名，当然也不要让红卫兵去揪他。

1967年1月19日，周恩来和李富春找贺龙谈话，周恩来说：

毛主席是保你的，我也是保你的。

1967年9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谈到其他一些受到冲击的干部时，说：

有人提出打倒徐向前，徐向前我是一定要保的。不管谁要打倒，我是一定要保的。贺龙这个人，将来恐怕还是要当中央委员。

1967年9月19日，毛泽东在武汉谈到召开九大的问题时说：

要开一次九大，准备在明年秋季，至少在后年一月份召开。中央委员会要扩大。怎样扩大？中央委员会要选些新鲜血液，代表里要有新鲜血液。选中央委员，刘少奇同邓小平是不是有区别？我看是应该有区别。他（指邓小平——编者注）打过仗。可不可以当中央委员？你们赞成不赞成？贺龙恐怕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头子。

为阻止贺龙参加九大，林彪、江青一伙加紧迫害贺龙，而且采取肉体折磨的形式。同时进行捏造事实进行诬陷。

毛泽东听信了林彪、江青一伙。在1968年10月13日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他对贺龙不保了。

1969年4月上旬，由于“专案组”对医生下达了“尽量用现有药物，维持现有水平，也不要像对待好人那样”的指示，在医疗上采取了控制、减药、换药乃至收走全部自备药品，加上生活条件恶劣，营养不良，所患糖尿病、高血压日益严重。

6月9日凌晨贺龙发病，迁延数小时后，于上午9时被送到医院，6个小时后逝世。

（摘自《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李仲公（1890-1978），贵阳人。早年毕业于京师国立法政专门学堂。1914年，与李大钊一道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任众议院首席秘书，参与《晨钟报》的创办，参加护国运动、护法运动。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担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军事委员会秘书处长、内政部禁烟委员会主任委员、立法院立法委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国务院参事、政协全国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等职。

1968年3月26日至4月20日，参事室多次举行座谈会，座谈揭发所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历史问题。

根据参事们的揭发情况，中央专案组曾派人到李仲公家中，逼迫他写所谓贺龙通敌的材料。之后，李仲公将两封据称是贺龙早年的亲笔信交给参事室，参事室派人将信送交周总理办公室。

在为贺龙平反的过程中，周总理派人辨别李仲公上交的贺龙两封“亲笔信”的真伪，其鉴定结论为：“所用纸墨是1940年以后生产的”，系李仲公伪造。但李仲公始终坚持“贺龙的信”是真的，拒不承认伪造。当时调查人员建议“处理”李仲公，周总理说：“把调查结果告诉他，就能把他吓死，算了，他已八十多了。”

1978年5月26日，李仲公审查小组作出《关于李仲公问题的处理决定》。决定说：

“1968年春李仲公交出两封伪造信陷害贺龙同志的问题，审查小组报经中央批准，认为是李仲公配合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蓄意陷害贺龙的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李仲公罪行严重，又不老实交代。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本应从严惩处，逮捕法办，决定撤销其国务院参事职务。每月发给生活费80元，交国务院参事室监督。”

1978年6月20日，李仲公因患肺炎医治无效，在北大医院死亡。

1973年2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张春桥谈话时说：

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贺把他杀了。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词。

并指示要为贺龙平反。毛泽东的指示，张春桥未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也没有着手为贺龙平反。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圈阅周恩来、王洪文本日晨二时报送的十九、二十两天政治局成员参加中央军委会议议事情况的报告。报告说：

政治局商定二十一日休会一天，由对调的大军区分四组开会，双方介绍主要情况，并协商欢迎、欢送和对各派做工作、打招呼的办法。拟在二十二日开全体会宣告结束。

同日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接见参加中共中央军委会议全体成员。接见开始时，毛泽东同杨得志、白如冰、许世友、杜平、韩先楚、丁盛、韦国清、皮定均、冼恒汉、王六生、刘兴元、秦基伟、赛福鼎、杨勇、王必成、周兴、徐向前、聂荣臻、张宗逊、刘贤权、田维新、马宁、陈士榘、朱德、邓小平一一握手。

谈到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受到冲击的老同志时，毛泽东说：

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

1974年9月4日上午，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多哥总统埃亚德马，邓小平在座。会见埃亚德马后，同邓小平谈话。谈到正在召开的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会议时，毛泽东说：

贺龙要恢复名誉，不要核对材料了，杨、余、傅也解放了嘛。一个宋任穷，一个王恩茂，叫他们振作一点，不要搞得太紧张了，何必搞得紧张呢？

1974年9月29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通知宣布：

“中央决定：对贺龙同志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

通知对林彪等人给贺龙捏造的“罪状”予以否定：所谓“通敌”问题，完全是颠倒历史，蓄意陷害。所谓“图谋篡夺军权”和支持军队一些单位的人“篡夺军权”的问题，经过调查，并无此事。所谓搞“二月兵变”的问题，纯系讹传。

1975年6月9日，毛泽东阅周恩来报送的贺龙女儿贺捷生关于举行贺龙骨灰安葬仪式问题的来信。来信说：

六月六日接到通知，中央军委等单位举行贺龙骨灰安葬仪式要求保密，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道。这样做不符合一九七四年中央为贺龙恢复名誉的精神，请求补行葬仪，挽回影响。

周恩来在附信中提出对贺龙骨灰安葬仪式要设法补救。毛泽东批示：“照总理意见办理。”

本日，在周恩来安排下，重新确定了贺龙骨灰安放仪式的规格，周恩来扶重病出席仪式，亲致悼词。事后，毛泽东指示要关心贺龙家属。

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