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每年的四月是我们国家的爱国卫生月。今年4月是我国第32个爱国卫生月。全国爱委会第八次委员会扩大会议提出，从1989年起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活动，要建立爱国卫生月制度。

我国最初的“爱卫会”实际上是“中央防疫委员会”。成立这个机构是因一桩历史事件引起的。1952年的2月29日，美国飞机共14批148架次侵入我国安东、抚顺，后来又在其他地区播撒带有病毒、细菌的昆虫，对我国发动了细菌战。当年3月14日，政务院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任务是领导反细菌战开展爱国卫生运动。3月19日，中央防疫委员会向各省、市自治区发布，反细菌战的指示。要求各地做好灭蝇、灭蚊、灭蚤、灭鼠以及杀灭其他病媒昆虫的工作。从此爱国卫生运动在全国开展，目的是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振奋精神、移风易俗改造国家。

时隔68年后的今天，我国再次受到严重的病毒危害，举国上下正在进行着一场战“疫”。

我国发现第一例新冠病毒感染者是什么时间感染？官方消息是2019年12月12日湖北武汉市的一名患者。

一、我们来看一个说法：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华南农业大学和北京脑科中心的一个研究。科研人员一起收集了全世界各领域共享到GISAID EpiFluTM数据库中覆盖了四大洲12个国家的93个新型冠状病毒样本的基因组数据（截止2月12日），通过全基因组数据解析，追溯传染源及扩散路径。研究发现，收到的93个样本包含58种单倍型，可以归纳为五组，包括3个古老超级传播者单倍型（H1,H3和H13）和2个新的超级传播者单倍型（H56和mv2）。以此鉴别出广东的病毒可能有三个来源，重庆和台湾的病毒有两个来源。有较多样本的澳大利亚、法国、日本和美国，他们的患者感染源至少有两个，尤其是美国包括了五个来源。

对"古老的"单倍型H13和H38的病毒样品溯源发现分别是来自深圳的病患（广东首例）和美国华盛顿州的病患（美国首例）。他们的旅行记录表明应该都是2019年12月底至2020年1月初在武汉探亲期间被感染的。现有武汉样本中没有检测到H13和H38单倍型，可能是因为现有样品主要采自几家定点医院，而且样品采集时间局限于2019年12月24日和2020年1月5日。

这篇论文得出来的结论是这样的：华南海鲜市场的新型冠状病毒是从其他地方传入进来，在市场中发生快速传播蔓延到市场之外。

也就是说，通过对病毒进行基因分析，科学家发现，深圳和美国的第一例患者，他们的病毒起源较早，比华南海鲜市场的患者要早。也就是说，华南海鲜市场并不是病毒的发源地。

二、剑桥大学4月9日发表关于新冠病毒的几个变种和传播路径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新冠病毒分为A、B、C三个变种。

而A类病毒，大多数发现于美国和澳洲的受感染者，在我国武汉却有极少的病例，并且这几例A类病例的来源还是在武汉生活国的美国人。所谓A类，是和蝙蝠穿山甲身上提取的病毒最为相近，研究人员称，病毒的根源就是来自与A类（“the root of the outbreak”）。

A类病毒最大的流行地是美国和澳大利亚，总共有超过40万例的COVID-19病例！

而B类毒株是中国境内（即武汉）主要类型，且并没有传播出东亚地区。

C类病毒是欧洲主要类型。亚洲地区的香港，新加坡，韩国皆有此类型，且没有在中国大陆发现。

剑桥大学的彼得·福斯特（Peter Forster）博士及其团队发现，英国和瑞士以及法国、比利时与德国和荷兰的病毒以B型为主，C型这是B型的另一种变异病毒，因此团队认为，SARS-COV-2正在以快速变异而适应全球不同人群的免疫系统！

下面是剑桥大学的报告原文：从图中可以看出，英国的四分之三的样本中都是B型病毒，欧洲极大部分都是B型为主！

从2019年12月份24日到3月4日的样本中确认，A、B、C三种病毒的关系是A为最原始的毒株，B为A的变异，C则为B的变异！

美国联合一些有政治图谋的其他国家领导人甩锅给中国，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三、有媒体报道，多国怀疑的焦点：一是去年武汉的军运会，美国队的表现“不可思议”，在射击打靶项目中得了0分。美国派出的369个军人，难道是一群不会打枪的乌合之众？对美国派出的一名生化兵始终讳莫如深。二是10月底美国为何花大本钱派专机把5位患病运动员从武汉接走？更让人怀疑是，美国为何用专机把5位患病运动员从武汉接走，当时军运会已经结束，如果患的是普通疾病，为何不多等2天，与其它360多名军人一起回美？再说，真想回家，为什么不在武汉国际机场搭乘普通民航客机？

4月——是我国的爱国卫生月，68年前的美国出动148架次飞机向我国播撒病毒，我们没有屈服，也不怨天尤人，靠我们自己搞好卫生战胜“疫情”。

今天，我们仍然能够阻断新冠病毒在我国大地上蔓延。

中国人民爱好和平，过去不会用病毒、细菌危害人类；今天更不会；永远都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