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　黄兴国

（本文写的是一个真实发生在我身边的故事，文中的主人公与我是亲属关系。因此文中的人物都是化名，千万不要对号入座。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如有雷同实属巧合。谢绝任何形式的抄袭、搬运和洗稿。本人已经开通全网维权，一经发现必将追责。）

我的父亲是一位商人，解放前收留了一位流落街头的国民党将军的姨太太。二人来到了商洛地区的洛南县隐姓埋名过上了富足的田园生活。

很快我们兄弟二人就相继出生，哥哥名叫黄继国，我叫黄继民。哥哥比我大四岁长得眉清目秀，唇红齿白。与哥哥相比，我却显得瘦小柔弱，邋遢寒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与母亲的身份被查了个水落石出。父亲因受不了永无休止地批斗，唅恨上吊。母亲被戴上了反革命分子帽子，天天忍受着非人的折磨。在一次批判会上，她竟被义愤填膺的革命群众一阵群殴，落了个脊椎骨折瘫痪在床的可悲下场。

哥哥成了家里唯一的顶梁柱，高中还没有毕业就回家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当时，哥哥也想让我回家劳动，但被母亲给拦住了，母亲说继民还那么小，回来能干什么？再怎么说也应该让他上完初中。

当时在学校，我的学习成绩总是垫底的。唯一能拿来炫耀的就是就是美术了。

当时农村流行给背心上印字，我经过观察和琢磨，在我和哥哥的背心上印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字样，并且还配上了飞机的图案。村上的人看到我们兄弟俩穿的背心上的图案都是一模一样，并且十分美观，于是就缠着问我们是什么地方印的。

哥哥以为找到了挣钱的好门路。于是便配合我准备给背心上印字来赚钱。妈妈知道后立即制止了我们兄弟俩，气得哥哥在背地里给妈妈起了个绰号叫“督管”当然只有我们兄弟俩这样称呼。

一个星期日的晚上，我们兄弟俩坐在院子里乘凉，哥哥突然问：“继民，你说咱们村上，谁家的媳妇最漂亮了？”

当时我正在上初中，对于村上的姑娘媳妇虽然都认识，但却没有在意过她们的长相。因此，我想了好大一会也没想起到底谁漂亮。

我哥微微一笑说：“你好好想想，难道你就没发现一个长得好看好女人？”

我靠在院子里的樱桃树上闭着眼睛，把村上的每一个年轻姑娘媳妇的长相在我的脑子里像放电影似的回放了一遍。突然一个人的音容笑貌浮现在了我的脑海。

这个媳妇名叫张玉梅，是村子最东边牛成福才过门的新媳妇。张玉梅身材高挑，皮肤白皙，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深邃而明亮。

那天，我从她家门前经过的时候，她还从门前的桃树上给我摘了两个熟透了的大桃子。当她把桃子递到我的面前时，我没有被桃子吸引住，而是被她那一双白嫩细腻的手给吸引住了。

她的手指圆润而修长，就像一颗颗小巧玲珑象牙雕琢而成。当我拒绝的时候，她还强硬的张开我的口袋，把两个桃子装了进去。她的手与我的手接触的那一刻，有一种滑滑，柔柔，温温的感觉。

对了，在我的印象中，她就是我们村上最漂亮的一个女人，于是我就大声的告诉哥哥：“我们村子漂亮的女人是张玉梅”

哥哥哈哈一笑：“不错，和哥想的一样，那么你想不想让她给你当嫂子呢？”我吃惊的看着哥哥，立即回敬了他一句：“哥，你是不是脑子不正常了。人家可是有夫之妇，并且丈夫还是一名军官，你惦记那个女人都可以，唯独不能惦记人家张玉梅！”

哥哥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就回家睡觉去了。

没过几天，村子里果然传出了哥哥与张玉梅的绯闻。

又过了一个月，又一个爆炸性的新闻来袭。而这个新闻直接让母亲抱着我在床上哭了整整一个晚上。

哥哥被牛成福的父母捉奸在床。并且扭送到了派出所。接着牛成福就急匆匆地从部队赶了回来。

牛成福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与张玉梅办理了离婚手续。

尽尽过了一个礼拜，又有了新闻，哥哥在被压送洛南县的途中，推倒了公安干警逃走了。

我还没有从震惊中醒来，却听见人你传说哥哥偷偷跑回村子带走了张玉梅。

那几天，只要我一到学校，同学们都在背地里对我指指点点，我知道他们是在议论我哥与张玉梅的事。天天忍受着同学着的白眼和冷嘲热讽，我索性收拾东西回了家，尽管母亲不停的絮叨，但我还是没有再去学校。

１９７１年的农历腊月２３，那是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突然我听到有人在敲打我的窗棂，我刚把窗子打开，哥哥和张玉梅就从窗子翻了进来。张玉梅的怀里还抱着一个婴儿。

哥哥告诉我，婴儿是牛成福的女儿，出生刚刚三天，她们两人带着孩子没地方住，回家先躲几天，等过完年后，再想办法。

就在我犹豫不绝的时候，母亲的房间里传来了声音，我只好跑过去。母亲起不了床，但是耳朵特别好使，她已经听出了哥哥的声音。

哥哥也带着张玉梅见了母亲。母亲反复叮嘱我让我守口如瓶，否则她就死给我看。

哥哥和张玉梅还有那个叫张小菊婴儿就在家里住了下来。

过了年，哥哥竟然要我给他刻一枚大队的公章。我坚决不同意，但是母亲以死相逼。没办法，只好给他刻了一枚我们大队的公章。

过了正月十五，哥哥把孩子丢给了我和母亲又带着张玉梅开始了逃亡生活。

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四年时间，哥哥先后偷偷的跑回家了六次，我也先后为他刻了六枚公章。有公社的，有区上的还有县物资局的。当然我也不知道哥在外面都干了些什么。

１９７５年的６月，我与张玉梅的女儿张小菊正在门前玩耍，突然一辆警车停在了我家门前，接着六个民警就闯进了我家。

开始他们向我打听哥哥的一些情况，当然我是一问三不知。后来他们竟然问起了公章的事，我知道哥哥可能出事了。

当时在我刻公章的时候，母亲就与哥哥和我制定了面对警察的问话应该如何回答。因此，我就按照之前商量好的内容回答了警察。

母亲曾经告诉我，公章用了后一定要烧掉。但我觉得刻一枚公章也不容易，万一哥哥再要怎么办？因此，我就凭借侥幸心理把用过的公章全部包在一块红布里放在顶棚上。然后再用报纸从新把顶棚糊好。（当时农村的顶棚都是用废报纸糊的）

几名警察没有问出什么结果，刚走出门，没想到突然就听到“轰”的一声，好好的顶棚竟然全部垮塌了下来。那个红布包裹着的公章刚好就从门槛下边滚落到了院子。一名警察立即弯腰拣了起来。

我刻公章的事再也隐瞒不住了，我只好如实交待。私刻了六枚公章被判刑６年。从此我便开始了漫长的监狱生活。

我在监狱里服刑一年后被调到了汽车修理厂，当了一名汽车修理工。由于我刻苦好学，努力勤奋，两年后我便成了汽修厂的技术骨干。

１９８１年６月，我服刑期满，释放回家。

在我被抓走的那天，母亲的精神就彻底崩毁，听说她一会哭一会笑，三天后母亲就去世了。我们兄弟二人都没在家，是乡亲们把母亲安葬的。母亲去世后，张玉梅的女儿张小菊就成了一个孤儿。她的亲爷爷奶奶也拒绝收养她。因此，她只好东家一口饭，西家一口水的打发日子。

我获释回来的第三天，听人说，张小菊在县城流浪，因此我花了两天时间在一个桥洞里找到了她。

当时张小菊已经１０岁了，我便送她在村小学上了学。

平静的日子过了两年，哥哥突然就回到了家里。他高兴的对我说，他的案子已经过了追诉期，现在他是自由之身了。

由于我有修汽车的手艺，所以很快就在县城的汽修厂找到了工作。

我在汽修厂工作了四年后与汽修厂的一名做饭的寡妇好上了。

我带着寡妇第一次回家，就被哥哥赶了出来。哥哥说，我想成家可以，但是家里的房子没有我的份，要结婚就必须自己想办法盖房子。

我能有什么办法，虽然打了四年工，但工资非常低，手上也没攒下几个钱，结婚还勉强，想盖房，那绝对是不可能的。

寡妇见我连落脚的地方也没有，只好与我分了手。

我丢了工作，媳妇也没谈成，现在连家也回不去了。无奈之下，我去了南方，在南方的一个修理厂干了两年，攒下了一笔钱后又回到了县城。

我在县城开了一家汽车修理门市部，由于我技术过硬，收费低，生意越来越好。

想到有一天，哥哥竟然找到了我，他说，他准备出门做点小生意，家里就托我照管。

谁知他这一走就全无看音信，

更严重的是张玉梅竟然病倒在床上五天了，还没人知道。五天没吃没喝想想都让人害怕。

于是，我只好把张玉梅送到了医院，一个月后医生告诉我，张玉梅以后只能躺在病床上了。

我只好把张玉梅接到了修理门巿部，白天把她出来晒晒太阳，晚早再送她回房休息。

日子一晃五年过去了，张玉梅竟然要求我把她娶了。她说，她虽然与我哥生活了十多年，但他们始终不是正儿八经的夫妻，因为她们根本就没有领过证。

我想了很长时间，想不出一点好办法，首先张玉梅生活不能自理，把她推给谁？

另外，我现在已经快奔四十岁的人了，谁愿意嫁给我？就是愿意嫁给我，家里有一个张玉梅，我们三人如何相处？

像我这样的人，根本不懂爱情，更不会谈情说爱。只知道一男一女在一块过日子，别的我也不在乎了。

说服了自己后，我与张玉梅去民政局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

两年后我们在县城买下了一套房子，没想到搬到新房子后张玉梅竟然能站起来走路了。

又过了两年，张玉梅给我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我在外面经营着修理门市部厂，张玉梅在家里带孩子做饭。坎坷半生的我总算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