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同年下学期，考入成都联合中学。这所中学原为成都锦江书院，变法维新，改为成都府中学堂。辛亥革命，取消了行政建制的府，改为成都联合县立中学。因为原书院是由属于成都府属十六县公款办的，联合中学的办学经费，仍来源于此。还有每年的学费收得很少，成都各县学生只收十元，外县学生只收十四元。解放后改为成都市第四中学，现又改为“石室中学”。说来，历史很玄，秦时文翁入蜀主持文教事业，其机构所在“文翁石室”，一直延续下来，就是今天的石室中学。改名时中学曾来信要我题词，我就写了一副对联，用杜诗的“锦江春色来天地”，对上一句自拟的“石室文风烁古今”.无非是为对对子而对对子罢了。

就是这个石室，还跟汉唐石经有点关系，孟蜀广政(938年)刻了一套石经藏在这里，石头是没有了，但在文化史上成为它的一种骄傲。

校长张铮(重民)，一位日本留学生，同盟会中属于政学系的政客，官架子很大。他最出名的一件事是，四川有个接近孙中山的资本家，叫康心如，在上海办了一个半月刊《雅言》。我们这位校长，在那上面发表了一篇抨击袁世凯擅改《约法》、“违宪叛国”的文章，《雅言》甚至因此被迫停刊。他办学的着重点很明确。一重英语。二年级后，世界地理用英文教，数学的代数、几何、三角都用英文教。英文文法教的是今天已很少人知道的《纳氏文法》。四年级的英文还请在成都的传教士，英国的，加拿大的，专教会话。二重数、理、化。四年级就学到高等几何，有专门的理化教室。三重汉语作文。不学四书五经，但开了许镇的《说文解字》和王引之的《经传释词》的课。在学完《经传释词》后，还加学马建忠的《马氏文通》。什么名词、代词、动词、静词、状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等，完全与英语文法相通。把汉语加以类似的处理，实在感到新鲜。大概学校认为这是学好文言文的基本功所在，所以特别开了这门课。这个学校的毕业生，绝大多数升学时都能考上北京、上海、天津、南京的大学，如北大、清华、南洋(即今上海交通大学)、南开、北洋(今天津大学)、东南(今南京大学)。但四川中学毕业生考北京的燕京或上海的圣约翰这类教会大学的比较少中学教员中，我记得的仅有教《经传释词》的余舒(苍一)，学生中把他叫成“余苍蝇”，此人写一手好苏字。还有一位王伯宜，专学黄山谷，写得剑拔弩张，很有气派。这些书家，即在成都，现在亦恐不为人所知了。照例，学生总是替教员取外号，我们很简单，一般的以他所教的课程为某教员的外号。如教体操的教员姓罗，就叫罗休操，诸如王代数、王英文，等等。三位学监一位年大约在六十岁左右，则呼之老太婆;一位很年轻，大概三十岁左右，姓任，则呼之为任幺妹;一位有两撇胡子，姓李，则呼为猫胡子。

六十多年过去了，这些教员的名字很难记忆了，幸好从石室中学复印来一本《石室纪事》，差不多有全部教职员名单，但凭记忆所及，教过我的教员，能够确指的，并不多。如上边所说的学监，任么妹为任星海(仲涵)，老太婆为周玉璞(璧卿)，猫胡子为李开绵(徙生)。教国文(当年这门课就叫“国文，不是汉语或古汉语)的除余舒外，有祝同曾(屺怀)、彭举(云生)。教英文的是王敬先(叔驹)、吴炜(昭华)。教地理的是彭昌南(少东)—这位先生自已编一部中学地理教材，内容详尽，条理清楚，学起来非常顺手，深受学生欢迎。教数学的是王伯宜(伯宜)、周澄(子高)。教博物(动植物和矿物)、理化(物理和化学)的教员，就难以确指了。教图画的是张钧(衡之)。教体操的是罗汝霖(仲渠)。这位罗休操在成都很有点名气，因为他兼成都其他中学的体操课。对新入学的学生上第一课时，他必有几句一成不变的话:“鄙人留学东京，一无所长，惟有体操一科，略有所得，愿和大家共同研究。立正!”当然课程的内容，如器械体操的哑铃、浪桥等，完全是日本式的戊戌变法前后建立新学制的中学，都作兴请日本教员。我们县的中学一开始就请有日本教员，主要教理化。这所成都联合中学我人学时已没有日本教员。早期是有的，在史地有过两个日本教员，数学有过四个日本教员，博物有过六个日本教员理化有过五个日本教员。那时虽然没有日本教员了，但教员亦大半是日本留学生，所以基本上还是受日本学风的影响。

我是1919年下学年考进联中，1921年暑期离校的，查《石室纪事》附录四，《修业学生》三十一班有我的名字李国治，这是我们四弟兄的“国”字排行。到上海后进中学、大学，改为李民治。1928年大革命后回上海做地下工作及写东西用笔名李一氓，迄今。但在江西苏区两年多，却又用一氓的谐音，改为叶芒，用的时间很短。

由于两年的同学，在卒业生部分从第二十六班起，我认得的，有些还很熟悉的，计二十六班有李国华、陈体善、何恩宽、谢灵石、陈述修，二十七班有任世贵、余模、门启昌、王季甫，二十八班有黎光明、龙文光，二十九班有朱瑞、高尚志，三十班有林昌恒，三十一班有蒋留芳，三十二班有王明哲、罗永正、游雪程。在修业学生部分，从二十九班起，我认得的，有些还很熟悉的，计二十九班有贺昌隆，三十一班有毛摘 ,夏昌槐、周惠元、龙启翔、郑福海等，三十三班有孙良。三十一班是同班同学，毕业的是二十二人，修业的是五十二人，前后共有七十四人，但真正记得起来的，是很少很少了。上边这些有名有姓的同学，可以简单的作一点追记:

—谢灵石，在南京东南大学学习，我在上海时，相互还有来往，后下落不明。

—陈述修，后改陈述民，北大毕业，大革命时在武汉当过短时期总政治部秘书，后一直在北方教中学，抗战时回四川。四川解放后我到成都，作为老同学，还看望过他，当时在四川师范学院教书。

—任世贵，字爵五，后改为觉五，以字行了。1921年初到上海时，一同进浦东中学，他不久考进东南大学，1925年进黄埔军校，是第四期学生。原为很熟悉的朋友，大革命失败后无来往。1938年夏，我以毛泽东同志私人代表身份回成都，他已任四川三青团头子。尽管如此，还是见了面，许多在成都的联中同学，大摆宴席，宴请了我。不久，我回西安，他亦调任陕西省三青团的头子，由成都到西安搭的同一架飞机。到西安的当天晚上，林伯渠同志以中共驻西安代表的身份，请他吃顿饭，他来了。恰巧我在西安下飞机后，少了一件行李，说是中途误卸在汉中了。吃饭时，我同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说“你是我的老同学，你还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怎么把主意打到我身上来了?有点什么的话，难道我不能有别的什么办法。”他只好涨红了脸。嗣后，我们就再无来往。全国解放后，听说他跑到台湾去了。

—王季甫，在上海同济大学学医，毕业后回了四川，在成都开私人门诊所。我同他朋友关系很好，1928年以后，我在上海工作，还有来往，因为可以找他看病，不要诊费。1938年我回成都，因为他搞自由职业，没有国民党的政治关系，我顺当地通过他对付了那些当时在成都有实力的国民党同学。1949年四川解放，他离开成都。那时正是柯灵接任广州中山医学院院长，他们是同济大学同学，就聘请他当副院长，我极力赞助。当时，潘梓年正负贵中南政务委员会的教育行政，经过他同意，就到广州去搞医学教育去了。王季甫一直与柯灵合作，直到1959年逝世。他在同济肄业时入党，大革命失败后脱党在中山医学院时，重新入党。

—黎光明，这是同学中最随和、又最用功的一个人，回族，但已不忌嘴，表示解放。1938年我回成都亦相遇在酒席筵前。他是灌县人，后来听说当灌县县长(此人实在不是一个县长材料)，热心于铲除鸦片，自己下乡去铲烟苗，被种烟的农民打死。无缘无故跟着复兴社跑，只好如此下场。

—龙文光，中学毕业后加入国民党空军，1930一年驾机轰炸鄂豫皖苏区(四方面军根据地)，机械发生故障，机人都降落在根据地，机为我所得，人为我所俘。飞机修好后，还在武装监视的情况下，驾这架飞机上过天。四方面军主力转入川陕时，他在路上跑掉了。后又参加国民党空军，作为同学，他同我私人交情还很不错。

—蒋留芳，同济大学医科毕业，毕业后回四川，主要在成都当各中学的校医。这是成都中学的医疗制度，请一个医生，包括携带简单药品，每一周按时(大约一周两个半天)到校给学生治病。学生都是住宿的，这对学生很方便。一直到解放以后，还是如此。这个人在校和我同班，关系特别好。桃园三结义，我和李硕勋之外，另一个人就是他。但1927年在广州，那时有一批革命的同济医科学生，转到广州大学医科，其中就有柯灵、王季甫、沈其震和他。一次会面，人很多，我好像没有来得及同他打招呼。他还是大学生，我已穿军服当上个小军官，他说我架子陡然大了。于是就在这样一场误会中绝交，从此不相往来，甚至解放后我几次回成都都未和他见面。不能只说是误会，渐渐的，意识形态的分歧恐怕还是主要的了。

—罗永正，这是同学中的一个老共产党员了大革命时当过贺龙军部的警卫连长，解放后当过江西的副省长，现己离休在北京。最近写了一本回忆录《从武汉到潮汕》，他要我题了书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记录南昌起义时他在贺部的经历，署名黄霖。可惜重校此稿时，他已因心脏病去世。

—游雪程，武汉军校毕业，应排为黄埔六期。毕业后入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后转入井冈山，在井冈山某次战斗中牺牲。从二十八班到三十三班，正是五四运动把这批青年学生推向革命大潮流的时候，但加入共产党的不多，一大部分都跑进国民党去了。当然，别的中学的学生，在同一时期入党的还有李硕勋、欧阳继修(阳翰笙)、余泽洪、阐薄民(刘鼎)这些同志。成都联合中学却只有罗永正、游雪程和我三数人。

—贺昌隆，即史学家贺昌群。他出川后，进南京东南大学，后来可能遇到什么问题.书读不下去了，就到商务印书馆当校对。

他利用商务藏书的方便，自学成才，成为历史学家，专攻汉唐土地的封建关系问题。他还苦学马克思主义，颇能运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因此著作很有成绩。全国解放后，他当过科学院图书馆馆长，历史所的研究员。我们在北京还有过几次见面，可惜那时我无意学问，大家只叙友情而不及文艺，不久他亦去世。其著作除《论两汉土地占有形态的发展》、《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两书外，现已辑为《贺昌群史学论著选》，准备出版。同学中有学术成就的，恐怕就算他了

—孙良，即孙元良，在中学时，谐音被叫作“绅粮”，地主之意。他和我一样.未毕业即出川，到南京进东南大学附中，他比谁都先到广州，进黄埔军官学校为第一期学生。学校全名应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以设在广州黄埔，遂简称“黄埔军校”了。1927年春夏之际，北伐，他已任第一军第二师的团长，师长刘峙，他先带队出发，我还在广州为他饯行。北伐军打湖北，占领武汉的同时，打江西，他在孙传芳军面前打了一个败仗。蒋介石下令到江西要依当时军队所施行的《连坐法》就地枪决。因为同学多，武汉、江西都有人透漏消息给他，他就孤身离开部队，跑到武汉来。

他先找到了我，还要找邓演达，想法向蒋说情。邓不愿见他，要我告诉他，快回四川去躲一个时期，以后再说，蒋决不会现在接受任何说情。我替他作了回四川的安排，还送了他一笔路费。我和他的交情到此为止。以后此人重新得到蒋的重用，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抗战时当过旅长、师长淮海战役时已是杜聿明指挥下的第十六兵团司令。淮海战役，国民党军全军夜没，孙事先只身逃跑，未被俘。

我为什么除本班同学以外，还认识了从二十八班到三十三班的同学?那是因为有五四运动的关系。尽管是中学，当时也已酝酿了一股自由民主的空气，学生自由结合，成立一个书报阅览室.叫求是学社。我在这里提出的这一批名单，都是当时在校的活跃分子，主持和参加学校的许多社会性活动。同时大家又都有股莫名其妙的锐气。以前，中学不毕业，不会到上海、北京、天津等处去想法升学的，而现在半途就跑到上海、北京、南京去，亦成常事了，很显然，这是那个时代所自然形成的。至于后来这些青年人之所以分道扬镳，也是那个时代所自然形成的。

1921年夏，王季甫、任觉五他们毕业到上海升学，我也没有和家庭打招呼，向一个家住成都的亲戚，借了一百块钱，同他们一路跑到上海去了

这是我离开家庭，独自生活的开始，已是六十五年前的事了。

六

那时中学课程虽多而杂，但不留什么“作业”。中学生时代，从不知作业这一名词。星期六下午就无课，加上星期天，没有人留在校里用功。食堂里星期六晚饭，星期天早饭、午饭，几乎没有人吃饭，都玩去了。因为兴趣不大一样，有的约好几个爱好运动的则去南校场(今已建起成都军区所属的被服厂)踢足球，随便踢而已，更少球赛。球类运动很不发达，学校里也没有什么篮球、排球。所谓运动也不过是上面提到的浪桥、哑铃，顶多再加天桥、杠子(也无所谓双杠、单杠)，还有个跳远的沙坑，非常简单，和成都学生今天的运动状况不能相比。我不爱运动，所以既不旁观助威，更不参加，一直到今天。只有1939年到1940年，在皖南新四军军部时，那里有个小学的操场，既平坦又宽敞，我们开辟了一个网球场，晚饭后，总在那里打个把钟头。我是毫无成就，但胡立教却从此打上瘾了。

有时四个人相约去打麻将牌，学生都是外县人，不容易找到打牌的地方。中学附近总有几处人家，替学生洗衣服以获取微薄的劳务费。有的学生同这些人家弄熟了，就借这些人家打牌，付一点头钱。我没有参加过这种牌局。

有时几个好朋友相约去游山玩水，无非是出东门去逛望江楼，凭吊薛涛并，或者出南门去武侯祠，连带去昭烈庙(刘备)，或者出西门去草堂(即今杜甫纪念馆)。去了，亦并无研究三顾茅庐或高吟《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之意，左右不过喝茶而已。奇怪的是昭烈庙两庑侧的武将并不是刘备张飞的同乡河北琢县人，而大半是湖北襄阳樊城人。这些都是当时地主武装的头领，诸葛亮在那里时团结了这个武装集团，后来都整编为刘备的基本队伍，所以入川打刘璋时，就依靠这个实力。这些所谓成都附近的风景名胜，一个学期去一次也就够了。

有的则去悦来茶园(即今锦江剧场，地址在华新街)看戏。中学生对看戏亦实在外行，有的人根本没有去过，只有少数人爱看，每星期天上午或下午必跑戏院。那时成都有名的旦角是杨素兰、周慕莲，还有一个小知识分子下海的老生，艺名天籁。我到后来才对川戏、京戏，甚至河北梆子发生兴趣，抗战时期在苏北组织京剧团，在北京还大写其《程砚秋论》。其实中学生时代，甚至在上海的大学生时代，我都不大爱看戏。

成都城北还有一座大庙叫昭觉寺，是个好去处，但距离成都约十多里，太远，徒步去不容易。我记得学校曾组织过一次所谓“远足旅行”，全校学生由学监带着，去玩了一整天，路上来回就花了三个小时。午饭，照和尚吃素的规矩，在斋堂里吃了一顿百分之百的素餐。一排一排地坐在长条桌旁边，面前放一双筷子，一个茶碗，一个饭碗，一个莱碗。坐定后，一个小和尚提壶茶，给你倒碗茶;接着第二个小和尚提桶饭，给你盛碗饭;跟着第三个第四个小和尚提两桶菜，给你在莱碗内加两样素菜。如此，又照样来第二次。来第三次时则看你的碗里情况或添点茶，添点饭，添点菜，或不添。真是一顿粗茶淡饭的出家人生活。这个昭觉寺，我1961年秋天还去过一次，是在去缅甸回任的时候，由北京飞到成都住两天，李宗林同志陪我去的不须走路，汽车居然开到山门。已没有一个和尚，而是什么管理处，很难找到足以留连的幽静的意境了。

我在成都的中学生活，星期天大致是两三个同学在锦华馆、劝业场的楼上或少城公园的茶馆里喝茶度过的。喝茶时，租茶馆的各种报纸看，还可以在茶馆里理发，叫点心吃。在茶馆里，什么都可以谈谈学校的事，也谈国家大事。喝茶的人也可以变，三几个人，走了一两个，又补上一两个，还是那么多人。北京、天津都有劝业场，一直维持到现在。北京还有东安市场。这和成都的锦华馆、劝业场极相类似，都是洋务运动的产物。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商店，即或不喝茶，也可楼上楼下地瞎逛。茶喝够了，则去青石桥商务印书馆看有什么书可买，在青石桥顺便还可以吃金钩(大虾米)包子下午回校前，很多人都在文庙前街附近的丁字拐一家小铺子吃粉蒸牛肉和粉蒸肥肠，既饱腹，又极有味。然后回校。时间还早的话，就不定进校门，而是前街转后街，转一两趟。这大概因为省立女子师范和省立女子中学同在文庙后街，是一个校门的缘故，而我们这个中学则在文庙前街。那时中学还没有男女合校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