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国民革命军在河北长城地区与侵华日军展开激烈斗争，然而面对敌人精良的武器，长城最终沦陷，日军的侵略势头直逼平津，令人心痛不已。

5月31日，国民政府在长城失守后，急于稳住局势，派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总参议熊斌，与日本侵略者岗村宁次签署了《塘沽停战协定》。这一消息如同一声惊雷，震动了全国，民众纷纷指责政府“卖国”。

在此之前，国民军队在热河和长城的战役中接连失利，国民党高层虽感到羞愧，却并不意外。蒋介石早已意识到，面对日军的强大，继续抵抗只会自取灭亡。

国民政府深知国力悬殊，寄希望于国联的援助。然而，国联中的英法两国因自身经济危机，难以对中国提供实质支持，蒋介石失望之余，终于明白“立国不能依赖他人，全仗自己努力”的道理。

既然国联靠不住，国民政府又如何凭借薄弱的力量与日本抗衡？这成了一个悬在心头的难题。于是，与日本议和便成了国民党人眼中可行的出路。

议和并非突发奇想，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过程。早在1933年4月中旬，蒋介石和汪精卫便开始筹备议和事宜，频繁与华北军政当局沟通。汪精卫甚至将底线降低到“除承认伪国和割让四省外，其他条件皆可接受”。

5月29日，中日双方互换意见，何应钦等人向蒋介石确认，协定内容绝对不包括承认伪国和割让四省，蒋介石对此表示满意，放手让何应钦与日本签订正式协议。然而，事情并未如愿。

两天后，日本派出冈村宁次与熊斌在塘沽谈判。冈村态度强硬，要求协定内容一字不改，并在一个小时内给出答复。熊斌虽然认为条款未违背指示，但仍希望与日方讨论，遭到拒绝。无奈之下，他只能在这份屈辱的停战协定上签字。

《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需撤至延庆、昌平、顺义、通州、香河等地，日军则可通过飞机确认中方是否遵守，若遵守，日军也需退至长城一带。表面上是“和平共处”，实则暗藏杀机。

国民政府一再强调协定仅涉及军事，试图与政治割席。然而，战争本就是政治的延续，如何能完全切割？《塘沽协定》的签署，实际上是双方在政治上的权衡。国民政府希望暂时缓解压力，但对抗战胜利并无信心，而日本则在华北建立伪满政权，意在巩固侵略成果。

1935年，日本更是阴谋策划河北、山东、陕西、察哈尔、绥远五省独立于中华民国，意图使其投靠日本。《塘沽协定》的签署，给国民政府带来了极为负面的政治影响。

首先，它对伪满洲和沦陷的热河地区的态度模糊，致使华北门户大开，留下隐患。舆论上，国民政府遭到严厉批评，指责其“卖国”的声音此起彼伏，人民对协定的和平效力充满怀疑。在国际上，国民政府的作为传达出纵容侵略的姿态，难以获得其他国家的支持。

《塘沽协定》如同一场悲剧，国民政府在“求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成为历史的笑柄。愿后人铭记这段历史，警惕外敌，捍卫国家的尊严与安全，才能不再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