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南京的天气还有一丝微凉，雨花台戒备森严，被宪兵围的水泄不通，一辆卡车在宪兵们的目送下驶入了封锁线。
当时蒋介石刚刚下野，但依然能够节制保密局等重要机构。对于这次行动，国民党对外严格保密，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又要有一批革命人士要不声不响的“消失”了。
随着卡车缓缓停下，车上的人陆续走下车，他们双脚带着重重的脚镣，金属碰撞的声音显得格外刺耳。
“你看那个人，是不是军统少将周镐啊？”一名宪兵无意间瞟到人群里有一个比较熟悉的面孔，“他怎么也被押到这来了？”
一旁的战友告诉他：“没错，就是周镐，记得当年在汪精卫手下比较得势，给日本人卖命的人，落这样一个下场，活该。”
提起雨花台，人们不禁会想到88师在南京保卫战时曾在此处挥洒鲜血，像周镐这样的“汉奸”自然不会被容忍。
但是，这两名宪兵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1910年，周镐出生于湖北罗田，由于地理上的优势，湖北省自古以来就是全国各大交通干线的必经之路，清朝末期，大批怀有报国之志的青年才俊在湖北扎根，各种新式思想汇聚于此。所以周镐一出生便受到了新式思想的熏陶。
周镐一岁时，武昌起义爆发，革命的火焰迅速蔓延，百姓们对封建统治的仇恨被瞬间激发。
虽说奴役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被推翻了，但孙中山梦寐以求的民主共和体制并未降临，正如他后来所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周镐父辈是种田人，但周父深知，只有实现了民主共和，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才会被终止，于是周父省吃俭用，供儿子读书，盼望他将来能够成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革命者。
14岁时，周镐考入了武汉成呈中学，原本周镐是想走文人救国的路线，但后来他发现，在这个军阀混战的年代，“文斗”不如“武斗”。
18岁时，周镐弃文从武，考入了桂军在武汉创办的随营军官学校，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
但是，这所学校不久后便被蒋介石所控制，并改名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与以往不同的是，蒋介石在这所军校开设了大量的政治课程，给学员灌输他的独裁思想。
早在周镐入学前，他对蒋介石的印象就比较差，主要因为1927年他曾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这严重违背了孙中山生前“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政治主张。
可能是因为年轻气盛，周镐在学校里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民主诉求，甚至还曾在考试试卷上发表与“蒋式独裁”相违背的民主言论。
不出意外，周镐的行为很快便被政治部察觉，最终他以“思想不纯”为由，被开除了学籍。
好在周镐的为人有目共睹，他在学校里结交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些朋友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各个部队，在朋友的介绍下，他成为了蔡廷锴麾下第19路军的一员。
1932年，日军在上海挑起了“一二八事变”，周镐跟随第19路军在闸北与日军浴血奋战，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对中华民族的忠诚。
在列强的调停下，国民政府与日军签署了《上海停战协定》，第19路军随后被调往了福建一带“剿共”。
由于第19路军并非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原本隶属于桂军。所以他此举是想借“剿共”之名削弱桂军的势力。
蔡廷锴看穿了蒋介石的阴谋，多次与红军和谈，避免自相残杀。但蒋介石咄咄逼人，不断催促蔡廷锴立即对红军发起总攻。
1933年，走投无路的蔡廷锴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脱离国民政府管辖。由于准备不足，这场起义以失败而告终，第19路军随后被裁撤，作为蔡廷锴的得力干将，周镐在武汉被特务抓捕，之后被关押在了军统武汉站。
幸运的是，提审周镐的正好是他在军校时期的老同学周伟龙。学生时期，周伟龙就十分欣赏周镐仗义执言的性格，所以他并没有为难周镐，而是劝他：“只有活着，才有能力将革命进行下去。”
在周伟龙的劝说下，周镐加入了军统，从此成为了一名特务。因为有了周伟龙的引荐，周镐的工作能力被戴笠注意到，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周镐已经被提拔为了军统南京站站长，军衔少将。
由于周镐心思缜密，戴笠还交给了他一个艰巨的任务，打入汪伪政府，接近汪伪政府的三号人物周佛海，并搜集相关情报。
为了取得周佛海的信任，周镐积极表现，因此他成为了人们口中的“大汉奸”。
周镐从不在意这些谩骂，因为他的心中装着的是民族大业。周镐有写日记的习惯，在汪伪内部当卧底时的经历在日记上均有所体现，那本日记成为了他日后正名的依据。
说到这本日记，就不得不提两个女人，她们陪伴周镐度过了那段艰难时光。
周镐的第一任妻子名叫李华初，是一位大户人家的千金。17岁时，周镐第一次与李华初见面，当时两人都是情窦初开的年纪，英俊潇洒的周镐深深的吸引着李华初。
但是，那个时代的大户人家大多都比较封建，李华初家也不例外。李父一直强调门当户对，由于周镐父母都是农民，所以李父一直不同意这门亲事。
父母的反对岂能阻拦一段真正的爱情，李华初不惜与原生家庭决裂，选择了与周镐私奔。结婚之后，周镐家里一贫如洗，最落魄时，两人一度在山上的茅草屋中艰难度日。
原本是个富家千金，李华初怎么可能受过这种苦，但他毫无怨言，并为周镐生下了一个儿子。但儿子出生不久，周镐便前往了武汉求学，李华初独自守着茅草屋，与年幼的孩子相依为命。
有一天突降暴雨，茅草屋严重漏水，在雨水的侵袭下，孩子不幸染上了风寒，李华初抱着孩子走了十几里泥泞的山路，到镇上找医生为孩子看病，可惜的是，因为孩子年龄太小，没能抵抗这场疾病。
孩子的夭折让周镐无比愧疚，于是他将李华初接到了武汉生活，从此之后，周镐在外打仗，李华初就在家里给别人洗衣服赚点零花钱，两人又生下了三个孩子。
后来得知周镐“投奔”的汪伪政府，夫妻之间多年的默契也让她坚信，自己的丈夫一心为国，绝不会做背叛民族的事。
即便得知周镐娶了吴雪亚为妻，李华初也从未怀疑丈夫对自己的忠诚。事实正如李华初预料的那样，周镐娶吴雪亚为妻，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
吴雪亚也是一次偶然机会，从日记中得知了周镐娶自己为妻的真正目的，她非但没有责怪丈夫，反而被丈夫的民族气节所打动。这本日记也成为了周镐留给吴雪亚的唯一遗产。
由于后来周镐是被蒋介石秘密处决的，所以大多数人心中，他依然是个卖国求荣的汉奸。
周镐的前妻李华初因此受到了波及，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镇反中被下放到了某农场接受劳动改造，郁郁而终。
吴雪亚得知李华初去世后非常震惊，她发誓，有生之年一定要为丈夫洗净冤屈。1965年，吴雪亚得知周镐生前的好友曹荻秋被任命为了上海市长，于是她看到了希望。
但是，当吴雪亚到上海市政府门前拜访时，却被门卫泼了一盆冷水：“你一个反动派的遗孀，市长每天很忙，没有时间见你的。”
吴雪亚极力辩解，声称今天必须见到市长，哪怕在门口等他下班。无奈之下，门卫只好通报了曹荻秋。当听到吴雪亚这个名字时，曹荻秋大吃一惊：“快让他进来！那是我们自己的同志！”
吴雪亚见到曹荻秋后泣不成声，曹荻秋耐心的看完了那本已经泛黄的日记，然后双眼湿润，对吴雪亚说：“你丈夫很了不起，他是人民的功臣。”
前文提到，周镐曾在汪伪政府当卧底，但是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周镐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反而被莫名其妙的以“贪污罪”为由关进监狱。直到戴笠遭遇空难逝世之后，周镐才恢复自由。
为了民族大业，不惜背负骂名，最终却没能得到国民政府的认可，周镐心灰意冷，对这个腐朽的国民党越来越失望。
1946年，蒋介石撕毁了“双十协定”，内战爆发，周镐与老同学徐楚光取得了联系，并主动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的入党请求被邓子恢、谭震林批准，从此之后他成为了一名我党安插在军统的地下党员。
成为一名红色特工后，周镐为我军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帮助我军在战场上一步步的取得了主动权。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由于一名交通员被捕后未能坚持自己的立场，将徐楚光和周镐供了出来。
但是两人在狱中与敌人斗智斗勇，徐楚光被打的遍体鳞伤，为了掩护周镐，他绝口不提与周镐之间的关系，最终壮烈牺牲。
由于没有得到足够的证据，毛人凤只能让周镐恢复原职，但也对他提高了戒备。周镐心里清楚，自己是踩着战友的尸体才活到了今天，他发誓要为革命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
1948年，淮海战役前后，周镐接到任务，策反国军将领孙良诚和刘汝明，从而减小我军在战场上的伤亡。
孙良诚原本是汪精卫的部下，之前和周镐有过一定的交往，但孙良诚是个投机主义者，仗着手上握有重兵，试图与我军讨价还价，周镐的策反过程十分艰难。
然而，孙良诚的部队内部却产生了分歧，他本人也被手下的两个副官软禁，在我军的包围之下，走投无路的孙良诚这才想起周镐，当即表示：“愿意率领部队起义，弃暗投明。”
但是周镐说：“现在才想起起义，已经晚了，你这最多算投降，如果你愿意协助我策反刘汝明，可以将功补过。”
孙良诚一口答应了下来，但是他却与刘汝明相互勾结，出卖了周镐。刘汝明故意表现出有起义的意向，于是借口“事关重大，有些细节需要见面沟通”。
周镐为了尽快帮助我军取得优势，以身赴险，前往了刘汝明的约定地点与其进行会面。殊不知，这是刘汝明设下的鸿门宴，周镐等人刚一入座，便被一群宪兵团团包围。
由于周镐曾是军统的少将，毛人凤十分愤怒，对他实施了多种酷刑，但周镐始终守口如瓶，最终在雨花台被秘密处决。
考虑到周镐的身份是地下党员，如果过早的公布他的事迹，可能会牵扯出其他隐蔽战线的工作者，所以对于他的牺牲，我党始终未作任何报道。再加上当时蒋介石也是严令“秘密处决”，所以周镐就像是从人间消失了一样。
当时很多人都以为，他是个军统的大特务，甚至有人认为他后来跟随蒋介石逃亡了台湾，所以他的遗孀会在后来受到波及。
好在周镐为妻子留下了一本日记，在曹荻秋的帮助下，周镐的牺牲被公之于众，吴雪亚也收到了一张久违的烈士证，这段故事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周镐是一名纯粹的爱国者，自从青年时期参加革命之后，他便把拯救危亡之中的中国为己任，当面对革命队伍中的斗争时，他又能理性的与人民站在一边。
如今的国泰民安是无数烈士用鲜血换来的，人们往往会对那些在正面战场上牺牲的英雄产生深刻的印象，但却很容易忽视那些在隐蔽战线默默付出的人。
相比于正面战场，隐蔽战线同样险象环生，他们的功劳应该被人民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