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军事家复盘推演无数次，也无一人能复刻的四渡赤水中，总指挥毛泽东究竟靠什么创造奇迹，从而以3万人对抗蒋介石的40万大军？这个问题的答案，毛泽东曾用非常隐晦的方式做过回答，他说：长征中红军是“打着灯笼走夜路”。
没错，毛泽东认为，最关键的因素就在于“灯笼”二字。此处的灯笼，不是别的，而是当时红军中的机密情报单位——二局。
仅仅只有几十个人的二局，是红军真正意义上的“顺风耳”。这几十人在艰苦的长征路途中，靠极其简单的电台设备，破解敌人数百种密码，其作用比上百个专业情报人员还要强大。
而在四渡赤水之战中，二局更是以“神助攻”的方式出场。可以说，四渡赤水中，二局提供的情报，一次次让红军在危急关头，做了最正确的抉择。从而让红军在九死中，拿到了一线生机。
一，
遵义会议后，红军指挥领导权重归毛泽东。复出第一仗——攻打土城。然而，这一仗打的并不顺利。
1935年，中央红军到了危急关头。敌人紧咬不放，围追堵截，部队到底该去往何处？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经过短暂调整，决定要北渡长江入蜀川会师。要想完成这一目标，拿下土城是关键。
兵贵神速，毛泽东等人迅速指挥部队兵分三路，朝着目标开进，势必夺下土城。
土城，贵州北部“重镇”，正在红军入川的必经之路上。
攻夺土城时，红军早已陷入敌众我寡的被动局面。如何化被动为主动，毛泽东脑子里的答案是：通过运动战四处调动敌人，从而掌握战场主动权。
运动战的关键是“变”，毛泽东进行的第一个“变”是调整红军的方向。红军调整方向后，一时摸不着头脑的敌人很快在慌乱中露出破绽。毛泽东迅速调集红军伺机歼灭了部分敌人，并趁势靠近长江，北渡入川。
毛泽东的第二个“变”是心理上的“变”，他摸清楚了蒋介石的心理后再行动。蒋介石野心很大，他历来喜欢“花小力气办大事情”，尤其喜欢一箭双雕。
国民党连续数月对红军穷追不舍的态势，已让毛泽东彻底看清了他“一箭双雕”中的“箭”和“雕”：他想借围剿一事，既一举消灭红军，又削弱西南军阀力量。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他调集重兵来围剿红军，主力却是西南黔、川两地军阀，中央军只是在一旁看热闹。
蒋介石这一步棋有一个可怕的漏洞，那就是一旦西南各军阀看穿了他的心思，他的棋就不容易下了。果然，各军阀很快看出了蒋介石战略布局的“小九九”。所以，他们剿共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重防不猛追”。他们大多秉持一个原则——“只要红军不来我地盘，去哪里也无所谓。”
蒋介石与毛泽东
到这里，西南各军阀“消极对付红军”的局面就已经行动。
毛泽东惊喜地看到，红军被赶向了黔川边界，后面黔军追击的劲头就小多了，如果以前他们追红军是一路狂奔，现在则是一路小跑，还跑跑停停。到此，追兵就不足为虑了。
然而，此时红军前面的川军却异常紧张，他们唯恐红军入川。为了应对红军，川军早已布下重兵防线，严阵以待。
当红军到达土城后，立刻遭到南下川军的反击。此时的川军已经不再分散，而是被军阀刘湘统一起来。
刘湘实力不容小觑，先不说他联合川军各部手握重兵，他还“富得流油”，武器装备上一点不含糊，不仅有自己的兵工厂，甚至还有战机和舰队。
四川王刘湘
以往红军多跟黔军周旋，黔军的战斗力一般，甚至还有著名的双枪军，他们的士兵几乎人手装备两杆枪，即一手长枪，一手烟枪。
同样都是国民党部队，川军可不像黔军是印象中的弱军。这一战，红军面临的对手已是今非昔比。为了把红军拦在川外，刘湘更是出动了他麾下最精锐的两个师。
到此，毛泽东在摸清蒋介石心理后，对军队又进行了一轮“变”，就是将主点放在打掉尾追的川军身上。
如何打掉川军？硬打肯定是不行的，几个月来红军转战各地已经疲惫不堪，而且敌军遍布四处，一旦战斗进行不顺利，敌方也会有后续援军赶来。经过观察和研究，毛泽东和刘伯承决定：打伏击！而这也是“变”的一环。
从地形位置来看，土城附近的青杠坡就合适伏击，并且当时红军得到消息，此处敌军只有三个团，兵力较弱。
为了更快打破僵局，红军计划集合两个军团，在青杠坡伏击敌军，然后以突击战的形式一举拿下土城。
然而，当红军按计划实施作战计划时，却发现实际情况却与预想很不一样。敌军兵力超出预计几倍，而且川军战斗力比黔军高出了一大截。更让红军没想到的是，敌军支援得相当快。
战斗在27日正式打响，双方激战难分胜负。第二天，川军郭勋琪率部队赶来支援青杠坡的敌军。郭勋琪来势汹汹，而且并没有从红军预想的坡下经过，而是直接奔山上的制高点去了。战局突然发生逆转，红军原计划的伏击战，一下子变成了与川军的拉锯战。
交战不利，交战不利！红军被迫后撤，敌军趁机重新占领优势。前后夹击，红军陷入危险。最紧迫时，敌军的冲锋距离红军指挥所仅有几百米。
千钧一发之际，年近半百的朱老总亲自上阵，指挥干部团冲到前线，与敌人展开激战。战况异常激烈，战士伤亡惨重，战局极为不利。
朱德在前线
毛泽东明白，现在能扭转战局的唯一方法就是获取关键情报。也只有情报能像上帝一样，知晓整个战局，而胜利，往往属于对战局最清楚的一方。
二，
“急需情报，急需情报”，前线战士在炮火中的呐喊，给了负责情报的二局战士以极大的压力。对于二局的将士们而言，前方正在和敌人拼命的，是他们的兄弟们。
谁愿意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兄弟战死？二局战士们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将决定他们的生死后，都变得异常紧张起来。
战士们在前方厮杀时，二局战士们隐蔽在后面山包下紧张地工作着。他们四处寻找安全的空地，架线、侦收，一刻不停。
因二局战士的秘密地点离战场太近，他们一面要担心自己的安危，一面又必须集中全部注意力才能免除炮声干扰，听取无线电讯息。
为了挽救危局，他们已经顾不上吃饭、休息了。可即便如此，他们面对的破译难度依旧很大。他们的时间太紧张了。
据一位侦收员回忆，他们当时早就捕捉到了川军的电台信号，两天时间里他们发了几十封密电，全部被红军获取，但是一时还无法转为文字。
密电校译需要时间，因为破译密码也不简单。郭勋琪部队用的密码是“来去本”，是一种复杂的自编本“正密”，当时红军还没有针对这批密电的现成“密码本”，必须先自己破译。
二局破译科压力极大，他们不分昼夜，用了一天一夜终于完成破译工作，校译科有了“字典”，争分夺秒开始校译那些积压密电，敌军动向逐渐清晰。
“出来了，出来了！”随着几声激动的叫喊，破译出来的密电被紧急送往中央军委。毛泽东等焦急地接过了消息。
看到真实的敌情后，毛泽东等人忧喜参半。
坏消息：蒋介石这次集中重兵设下包围圈，敌人正在红军周围部署了一个“死亡陷阱”，十几万大军正朝红军逼近。
好消息：敌军的包围圈尚未合拢，而且身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周围兵力空虚。
但无论如何，这个情报都是最及时的“助攻”，它给在青杠坡鏖战的红军明确了形势。
毛泽东等人根据这一敌情信息，迅速做出决定，命令部队立即调转行进方向，趁敌人尚未合拢包围圈迅速撤出，西渡赤水跳出“陷阱”。
三，
一渡赤水后，毛泽东等更加看清了二局的重要性，他决定亲自主管二局破译科，查看敌军电台通信情况，从中获取敌方的兵力部署和动向等军事信息。他确信：战场上知己知彼，比什么都重要。
毛泽东亲自主管二局后，二局在感受到压力的同时，也更加发奋了。为了能严密监控敌方电台，侦收战士们边跟随部队行进边工作，一天也不停歇。
据当时的侦收员回忆：“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分工，轮着来，一天不停，百分百地掌握了国民党军队的情报。”
一渡赤水之后，二局不分昼夜地工作，接连破获敌军密电，2月7日到10日，二局破译科创下了四天破译敌军六本新密码的惊人战绩。
其中破获的电文，很多都成了中央军委决策的关键信息依据。
例如，2月7日晚上，二局截获一份署名为“总司令龙云”的《作战方略》，电文涉及部署、时间、友军、作战方针等重要敌方机密，立即引起中央军委重视。
龙云万万没想到，他前一天刚被任命为“总司令”，第二天就被红军知道了。不仅如此，他为向蒋介石献殷勤而大书特书的《作战方略》，次日也被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
这份战略情报十分关键。龙云在电文中对部队布署介绍详尽，这下不仅蒋介石心中有数了，连红军也对此了如指掌了。
此时，强势的敌军正从南、北、西三面逼近，只有东面的黔军相对较弱，毛泽东了解敌方意图后，胸有成竹地根据已有的情报提出一条妙计——挥师东进，重占遵义。
毛泽东料定，刚离开遵义不久的红军又杀了回来，敌人一定想不到。
果然，红军二渡赤水，再次奔向遵义时，黔军王家烈还在给老娘过寿。面对突然出现的红军，王家烈措手不及，红军再次攻占了遵义城。
刚拿下遵义，二局又破获一重要情报：遵义南部有敌方吴奇伟的一股部队正孤军深入。获得情报后，毛泽东当机立断，命令部队迎面痛击。
追击途中，二局又截获吴奇伟一封密电，掌握了他们指挥部的具体所在位置，并且还得知了吴奇伟身边只带了一个团。这份情报，无疑又是二局在四渡赤水中立下的“奇功”一件。
二局局长曾希圣陪同毛主席到安徽视察
机会难得，毛泽东当即命令红一军团发起进攻。眼看红军直奔他指挥部而来，吴奇伟又惊又怕，顾不上指挥战斗，扔下一个团，仓惶逃走了。
红军二渡赤水，杀个回马枪，痛击敌人软肋，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取得了长征以来的最大胜利。而这一切的最大功劳，除了毛泽东的英明领导外，当然得归结于二局的神助攻。
四，
三渡赤水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依旧是二局的情报。
1935年3月到来时，蒋介石已调集重兵围剿红军数月，可遗憾的是，他们的死命围剿下，红军依然在与之顽强对抗。
1935年3月2日，为了给前线围剿部队施压，蒋介石乘飞机亲临重庆，坐镇督战。蒋介石每次亲自督战时，往往是士气不振之时。这次也不例外。
相反，此时一直被围追堵截的红军，刚刚取得遵义战役的一次大胜利，士气大振。但此时摆在红军面前的难题也有，红军部队急需物资补给。
行军打仗，粮草往往应该先行。可粮草先行对红军而言简直是奢望，他们这一路，最缺的就是粮草，因为极度缺粮，很多红军甚至因为吃野菜而中了毒。
为了解决粮草问题，有人提议打敌军兵力较弱的打鼓新场。他们认为，打鼓新场兵力弱，必定好打，打下来正好可以补充军需。
毛泽东对此坚决反对。他认为虽然打鼓新场此时兵力空虚，但突然重返遵义，敌人现在一定反应过来了，接下来肯定就会朝这一方向增兵，这种情况下攻打鼓新场，无疑是极为冒险的举动。
不打鼓新场，那打哪里呢？没处可打，那就只好打看起来容易打的打鼓新场了。打，总比“坐以待毙”强啊！
军委举棋不定之际，二局突然捕获了敌方的电台信号，当晚值班的侦收战士一下子精神了。很快，电文被破译成文，负责人马上一路小跑把这份情报送到毛泽东手上。
毛泽东看到情报后两眼一亮，果然，和毛泽东预料的一样，蒋介石已经掌握了红军动向，正在朝打鼓新场增派兵力，计划布置口袋阵，就等红军上钩。
拿到这份情报，中央军委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一致决定放弃进攻计划。之后，周恩来也感慨道：“幸亏有这份情报及时佐证了毛泽东的观点，否则我们贸然行动难免要损失惨重啊！”
在放弃进攻计划后不久，毛泽东决定三渡赤水。开始行动前，二局就得到贵州地下同志发来的敌方又一重要作战机密。
原来，国民党部队组成复杂，战场部署又多有变动，为了便于空军行动，国民党内部制定了统一标识，只要在山头插上白底红十字的布旗就表明是自己人，可避免空军的扫射攻击。
有了这一内部消息，红军部队接下来两天渡河时从容不迫，即使是白天也不担心被敌人的战机扫射了。
与此同时，二局又截获了一份敌方的重要电文。文中提到，蒋介石断定红军过河后必会向西进军，因此已经紧急调动周围国民党部队合力“进剿”，严防红军向北渡过长江。
见到这份情报，中央军委的各位领导长舒一口气。
红军此时已经是第三次渡过赤水河了，按照毛泽东的计划，这次渡河只是佯动，目的就是迷惑敌人，让他们以为红军真的是要“西进”。
从刚刚截获的这份密电内容来看，蒋介石已经上钩了。毛泽东立即下达命令，全军秘密准备四渡赤水。
为了确保行动消息的严密性，军委发布行动部署时特别命令“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
全军迅速执行命令，部队上下一心，迅速调头奔向赤水河岸。期间，红军部队还曾与赶来合围的敌军擦肩而过，不可谓不惊险。
据老红军战士回忆，当时他们的队伍在赶往赤水河的途中，就曾和敌军遇上了。当时对方东进，他们西进。因为对方接到的消息是将红军围困在东面，不曾想在西面能遇上红军。
为了完成既定的渡河计划，军团下令趁夜色突破敌人封锁线。为分散敌人注意力，团长和政委决定各带一支队伍分开走，尽量避免与敌军发生冲突。
红军战士们大胆穿插于敌人的部队中间，甚至有的红军伤员乔装改扮混到敌方治伤，还有的混进对面炊事班打饭……
红军悄然完成四渡赤水，重返黔北，把蒋介石十几万大军苦心部署的包围圈撇在了身后。
蒋介石对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的行动浑然不知，直到数日以后他才察觉到自己之前失误，转而将部队紧急向西南方向集结。
五，
四渡赤水后，红军的危机并未解除。让红军在此后解除危机、迎来生机的，依旧是情报机构二局。
完成四渡赤水时，红军虽然跳出了包围，但还是没有甩掉敌人。3月29日，毛泽东下达命令，部队向南进军，横渡乌江。
第二天夜晚，天气突变狂风暴雨，战士们没有停留，按照计划抓紧渡江。过程中，有战士突然发现不远处有敌军也在趁夜奔袭。
经侦查，当晚的夜行军是敌方吴伟奇和周浑元的两支纵队。当时天气十分恶劣，他们冒雨急行，显然是有紧迫任务要执行。
这一情况引起了军委的高度重视。毛泽东认为，敌军兵力占明显优势，并且很可能已经预判了我们的行动，如果我们不及时做出调整，极有可能遭到围攻，势必有一场恶仗。倘若双方交战时间过长，耽误战机是一方面，红军也会遭受重大损失。
可是，现在红军刚刚跳出包围，如果即刻放弃南渡乌江的计划，改为向东或向西突围，也难免遭遇敌方援军的四面包围。
如何避免红军陷入这种极度危险的境况呢？当天晚上，军委指挥部里众人彻夜未眠，大家苦苦思索解决办法，可是很长时间都没有头绪。
最后，在最关键的时刻，依旧是二局起了作用。原来，时任二局局长的曾希圣想到一个办法。他提到，经过长期的侦收和破译，当时二局已经基本掌握了敌军的密码，就连蒋介石方面的发文密电格式他们也很熟悉了，他拍着脑门道：
“我们可以冒充在贵阳的蒋介石，分别给吴奇伟和周浑元发电文，将他们的部队调开。”
粟裕、二局局长曾希圣和陈赓
此言一处，大家皆震惊不已，对啊，这个法子怎么没人想到呢？毛泽东等领导都觉得这是“神对策”，他们当即批准。经研究，一份顶着蒋介石名义的假电文很快出炉，又通过红军二局的电报设备发了出去。
电文发出后，红军又严密监控了吴伟奇和周浑元部队的动向，经侦查他们确实没有异动，二局的情报奏效了！
四渡赤水后，二局的一封假电文，破除了一场几乎无解的敌军包围，红军再次化险为夷，在第二日下午全部顺利渡过乌江。
接下来，毛泽东出其不意，甩下乌江北岸的敌军，率领红军直逼贵阳。
此时的蒋介石还沉迷在自己的“万全之策”的美梦中，这次他信心满满，为了把红军团团围住，将西南各路大军全都向乌江一带集结，连自己所在的贵阳也没留下什么军队。
他万万没想到，红军凭借一封假电，巧妙地躲过了围困，已经来到了乌江以南。直到红军如同神兵天降，突然出现在贵阳一带时，蒋介石才猛然反应过来，慌忙命令就近部队调头“救驾”。
后来，叶剑英在回忆起当时红军在龙里、贵阳一带穿插往返的经历时，曾感慨道：“在别人看来这是匪夷所思的，但是我们很清楚，之所以能做到这样，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二局情报的准确及时。”
确实，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况且红军还处于敌强我弱的劣势，有了情报，红军就像毛泽东说的，是“暗夜行走有了灯笼”，行动也就有了方向。
到此，我们也可下结论：是毛泽东与军委、二局强强联合，以超凡的智慧加上精准的情报，成就了“四渡赤水”这场史无前例的经典战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