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先生近百年的人生像是一个被折弯的V形。他在人生的头二十来年和最后二十来年，参与了两件最值得书写的大事：年轻时担任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秘书，发现了南京大屠杀标志性事件“日本百人斩杀人竞赛”的证据；耄耋之年又不计报酬地投入到审定至今仍是英美法领域权威大部头的《元照英美法词典》中。
▲ 晚年时期高文彬频繁参与与东京审判相关的活动中。图/新京报记者 杜雯雯 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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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中的最后九个月，高文彬先生几乎都是在13楼的医院病房中度过的。两种癌症同时侵袭了他的身体，从内到外。
在最初被告知罹患肿瘤的2019年底，他并未表现出对疾病的恐惧，还回绝了家人关于手术的建议，“都这个年纪了还开什么刀，（活）够本啦。”但真的临近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求生欲望又变得强烈。病榻之上，他从不说“我不行了”之类的话，转而关心，“医生还有什么办法没有？”
在初秋的9月7日凌晨，97岁的高文彬告别世界。
老先生近百年的人生像是一个被折弯的V形。他在人生的头二十来年和最后二十来年，参与了两件最值得书写的大事：年轻时担任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秘书，发现了南京大屠杀标志性事件“日本百人斩杀人竞赛”的证据；耄耋之年又不计报酬地投入到审定至今仍是英美法领域权威大部头的《元照英美法词典》中。
但这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伟大者故事。
光环和盛名向他奔涌而来，已经是非常晚年的时候了。原本应该大有作为的中青年时期他遭遇命运急转，长达27年的漫长时光都消磨在劳改农场，直到60岁后才得以重返沪上，捡起法学本业教书授课——言及这段处于V字底部的深刻苦痛，是他被最常评价为“乐观、沉稳、谨言”的性格表露之外，少见的会情难自抑、泪流满面的时刻。
从世俗的角度来讲，无论是在名士辈出的东吴大学、外界瞩目的远东审判以及词典的编审过程中，还有太多耀眼且避不开的大人物排在高先生的名望之前。更多的时候，亲历者高文彬，只是一位给周边人留下淡泊印象的老人。
如果一定要用什么词语来界定他与所处时代的关系，女儿高岚给出的答案是：父亲生得逢时。与高文彬相识超过70年的故友、东京审判向哲濬检察官之子向隆万，有更切身的感触：他成为他，是那一代人的必然。
盛名晚至
年龄，或许是高文彬最不在意的事情之一。
这位在新闻标题里常被称作“全球最后一位全程参与东京审判亲历者”的老先生，从未在任何正式场合纠正过外界对他出生年份的错误记录。
公开可查的资料里，他出生于1920、1921、1922三个年份。照顾了他九年的保姆吴元丽（化名）比他更着急，多次向他求证才得知用得最多的1922其实指的是农历。先生属狗，换算过来的阳历生日为1923年2月11日。
进入九字头的年岁后，他不得不与日渐衰弱的身体做现实对抗：心脏跳动过缓，必须依靠植入其中的起搏器调节；每日要按时吞服治疗高血压、糖尿病、骨质疏松的好几种药片；与他联络频繁的人，会在不经意间发现他状态上的细微差别，比如反应变得迟钝，一句话会重复讲三次，以及交流时更容易走神了。
女儿提醒他，年龄大了要多吃蔬果和健康食品，但他还是几十年如一日地钟爱荤菜，用残留的两颗牙根啃骨头、吃大闸蟹。长寿成为他的还击武器，“你看，我这样不也活到这个岁数了吗？”他不喜欢拄拐杖，非必要时刻连坐轮椅都不大情愿，直到双腿无法支撑他走到更远的地方。
80来岁的时候，他还是一个能从淮海路步行往返东长治路家中的矫健老头儿。就连八年前检查出的阿尔兹海默症，对他的记忆影响都像是特意被筛选过的：最近的生活琐事老是忘，早年重要往事却依旧清晰。
尽管最亲近的家人都不在身边，但他把自己的晚年生活安排得规律有节。不出门的日子，他早起泡上一壶茶，坐在阳光能洒进地板的卧室小书桌前，翻翻相册或是摆弄些老物件。坐在阳台看花是他打发时间的方式，昙花、三角梅也算不错，但他更钟意颜色鲜艳的牡丹。
▲ 高文彬卧室的书桌一角。图/新京报记者 杜雯雯 摄
每日读报也是一辈子都未改变的习惯，即便后来住进医院，也不忘让保姆把订阅几十年的《参考消息》带过去。音乐唱片和电影碟片早已堆满家里好几个柜子，他还会用淡红的塑料绳分门别类打包成捆。最常听的是邓丽君、蔡琴和费玉清的老歌。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追捕》或好莱坞经典冒险片《Indiana Jones》，他可以反复看至睡着。
熟悉高文彬的人，都见过他常年放在手边的三册蓝白便签本，封皮上用英文缩写标注了顺序：1st，2nd，3rd.那些由红色或蓝色钢笔记录的信息中，有排列了人名和手机号的个人通讯录，也有抄录了一整页的“什么是民族精神”的严肃讨论，还有一些随手写就、充满生活气息的细节，例如“全自动电子血压仪99元”、“雾霾克星红豆杉”，以及从1999年的报纸上裁下的一则美联社《英国评出本世纪电影百佳》的新闻剪报。
▲ 高文彬手边经常记录的三本册子。图/新京报记者 杜雯雯 摄
他不愿跟随女儿女婿出国生活，从20年前便一直居住在北外滩的这套两居室里。临近百岁，他的同龄者日渐凋零，登门拜访他的人却是越来越年轻。许多人牵挂他的健康，一年之中，中秋春节这样的日子家里甚是热闹。
在很多晚辈眼里，高文彬的身份是戴着光环的“东京审判见证者”。但在女儿高岚的印象中，父亲“被外界关注也就是这一二十年的事。”
▲ 2007年，高文彬在家中接待前来拜访的客人。图/民盟上海市委提供
晚年的很多重要场合，高文彬都被当做国宝级一样的人物关照，拍照时也被安排站在最中间的位置。但在一些私下的场合，老先生用上海话调侃自己，“什么国宝，没什么了不起，现世宝（沪语：yi si bao，指出丑出洋相的人，有时用于责骂顽皮孩童）还差不多。”
“生平最重要的功绩”
在南京大屠杀史实展馆7号展区“埋坑遗址”北侧，是那幅臭名昭著的“百人斩杀人竞赛”图。这是一篇出自1937年12月14日《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的报道，刊登了随军记者浅海、铃木在南京紫金山麓发出的关于野田毅、向井明敏杀人比赛的消息。当时，向井明敏屠杀106人、野田毅杀105人。
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教授，是研究东京审判领域的专家。他把“百人斩”看作是日本在南京大屠杀暴行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并认为这是高文彬“生平最重要的功绩”。
在东京审判期间，青年高文彬找到这份十年前的报纸时，它湮没在法庭专设的Document Section浩繁的资料中。两名日本军官手握军刀站立的傲慢姿态让他倍感愤怒，他把材料复印了三份，一份存底于中国检查组，两份寄回国内。
当时南京军事法庭正在审理乙级战犯，庭长石美瑜收到这份重要证据后，通过国防部公文直送盟军麦克阿瑟总司令部。大约半年后，两名已经退役回到埼玉县摆摊的日军少尉被捕，随后押送至南京受审。这两人最终与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的谷寿夫一起，于1948年枪决于雨花台刑场。
大概是从2008年往后，无论是新闻报刊还是社会活动，提起高文彬必提百人斩，最开始程兆奇选择沉默。他对历史事件中的当事人及其后人的口述信息，通常保持谨慎态度，“所有单纯的口述史不能直接作为历史信息使用。因为我们碰到了太多亲历者回忆本人或先人时，出现与事实较大的误差。一方面是人类记忆有限，另一方面，人难免对自己参与的部分合理化。”
直到2013年，程兆奇前往中国台湾查找资料，看到了当时东京检查组传回的书面文件。此后几年，越来越多的史料浮现。
比如高文彬曾提到，前往东京之前，他是先辞去了某军事法庭书记官一职。这个细节，后来找到了与之相对应的那封辞职信，信中还工整写到，高要去远东军事法庭担任检察官译员且工作紧急。
再比如，在历时四年整理编辑的百卷本《中国对日本战犯审判档案集成》中，程兆奇既找到了高文彬从东京寄回的庭审记录摘要，也在《国民政府战争犯罪处理委员会全综》里确认了抓捕向井明敏和野田毅的具体时间，是在1947年的8月。
上述材料，时间、地点、工作内容，都能与高文彬的口述相印证，这也成为程兆奇后来对高先生越发尊敬的重要原因，“时隔多年他对很多小事都能记忆精准，我印证之后得出，他为人方正严谨，不会有虚言。”
关于那段历史，程兆奇还纠正了一个被频繁提到的错误。在东京审判宣判之前，中国检查组成员已全部回国，“宣判也是审判很重要的一环，所以提起高老不能说是全程参加东京审判，而是全程参加庭审。”
那场耗时两年半的世纪大审判，是二战结束后同盟11国在亚洲地区组建的唯一一个针对A级战犯的国际军事法庭。在历经818次开庭后，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7人被处以绞刑，光是宣读超过1200页的判决书就花了十几天。
包括高文彬在内，共计17名中方法官、检察官代表团成员参与其中。1947年春，其中10位在东京留下一张珍贵合影，众人西装革履英姿挺拔——高文彬没有出现在画面中，他是这张照片的拍摄者——这张图片后来也展出于南京大屠杀史实展馆16号区域“战后审判场景”。
▲ 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检查组合影，拍摄者为高文彬。图/源自程兆奇《东京审判：为了世界和平》
回国后，东京审判中的四位先生在上海成为忘年交：检察官向哲濬、首席顾问倪征燠、法官梅汝璈的秘书杨寿林，以及他们之中最为年轻的秘书兼翻译高文彬。
一根扁担
1979年初人生中第二次重返上海时，从火车站走出的高文彬，脸晒得黢黑，肩背处因常年承担重物肿得老高，一根扁担挑着他的全部家当。
女儿形容他当时的状态，“被改造得彻底，和农民一模一样”——那时，高文彬已经56岁，他人生青壮年的时光都消耗在了苏北和江西的劳改农场，整整27年。
在被卷入那起改变他人生走向的案件之前，他最新一份工作是在解放后的上海军管会外事处。1952年，高文彬在东吴大学的老师艾国藩被打成特务后，高曾因工作事宜前去请教老师受牵连，被控“泄露国家机密”判刑10年。
一个常年和英文、律法打交道的知识分子每天要面对繁重无尽的体力劳动。
有时，一天插秧要插一亩地，累到“晚上睡觉敲锣都敲不醒”。在鄱阳湖边修筑堤坝，人用肉身去挡住木板，泡在水里两个小时轮换一次。
挑泥负重，肩膀和背部的皮肤都磨出水泡，光着膀子在阳光下再晒到脱皮。休息时都不敢平躺，否则一转身凉席就能拉下一层皮。反复如此，他的背后来变得像“乌龟壳”一样粗糙。
身体上的伤痛还勉强能熬过去。但这些莫须有的罪名，直接击垮了他的家庭。妻子与他分离，连亲弟弟也和他划清界限。女儿高岚也因为父亲的关系，被贴上“反革命子女”的标签，受到许多不公正待遇。
在劳改农场，他看到有人因为健康问题倒下，还有人精神崩溃选择自杀。他也有过最绝望的时刻，但从没想过终结自己的生命。后来在回忆中，他说当时的想法是，“我没有做错什么，怎么会到这种地步”、“我要是死了别人还以为我是畏罪自杀，一定有一天还我一个清白”。
为了提高身体免疫力，他花钱从当地老乡那里买来别人都不愿吃的黄鳝和泥鳅，丢进搪瓷缸里加点盐和水，烧火煮熟吃光。
但即便在这样的环境下，高文彬依然保持体面。他四十多年前的学生刘瑛，在一篇题为《永远的绅士》文章中，回忆了当时在江西一个半军事化农场子弟学校担任英文老师的高文彬：“那个年代，人们普遍鄙视穿着打扮，完全忽略个人卫生，而高老师永远把自己的头发三七开，梳得纹丝不乱；即便下田干活，也把裤脚、衣袖卷得整整齐齐。他总是穿一件干净的立领的确良衬衫，配一条有笔挺裤线的西装裤，夹着讲义，走上讲台。”
回到上海后，不管来人是谁，大多知道拜访高先生需要遵守他的两条规矩：来之前先打电话告知，到家后必须留下吃饭。只要家里有外人，在铺着黄色木地板的家里他也一定会换上皮鞋。
▲ 高文彬会客时通常会穿着正式的西装皮鞋。图/民盟上海市委提供
请客人喝咖啡，他会提前准备水果饼干、奶油蛋糕。要是大夏天，他还会让保姆在湿润的小毛巾上撒几滴花露水，说是能提神醒脑祛暑热。
好几次，程兆奇邀请老先生去出席东京审判相关的活动，老爷子总是打扮得一丝不苟。他对自己着装的要求甚至到了严格的程度。几十年来，他的西服和长裤都是在南京路一家老裁缝店里定做。有一次他到学校去参加会议，车子开了一半才发现手表没戴，他要返回去取。同车的向隆万劝住了他，抵达会场后硬是去借了一块手表给他，“其实他也不看时间，就是习惯了要戴着。”
他无法理解女儿高岚为什么会喜欢穿过于随意的牛仔裤，“怎么穿成这样子？不好不好。”连保姆的外出形象他也顺带管理。去年9月18日，他去南京参加关于东京审判的巨幅油画开幕式。保姆吴元丽平常为了照顾他，大多穿好走路的运动鞋，会议开始前换上了他特意交代的黑色高跟鞋。
那根陪伴了他多年的黄棕色扁担最后被他带回了上海，1.5米的旧物像证据般保留在家中。竹片的内侧，至今还能看到刻下的清晰工整的名字：文彬。
▲ 从江西带回来的扁担一直保存在家中，内侧刻了高文彬的名字。图/新京报记者 杜雯雯 摄
他对于那段经历并没有过度埋怨或仇恨。“也不是说用是否痛恨来分高下，只是说他是很积极的人。他不是‘虽九死其犹未悔’，而是抱着一定可以重见天日的信心坚持活下来的。”他的一位朋友如是说。
“费力不讨好”的事
就在《元照英美法词典》正式出版的2003年，题为《被遗忘30年的法学精英》一文，报道了这本"没有政府支持、缺少经济资助、甚至连正规办公室都没有"的词典诞生之路和它背后的东吴老人们。
这本厚重的词典收录了5万余词条，历时十年才出版。当词典的总审定潘汉典与主编薛波在90年代找到十几位曾经的东吴法学精英时，他们大多在晚年过着不被在意的平淡生活，有的甚至到了凄凉境地。
编词典这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全程都在与穷困纠缠。解放之初，法学家潘汉典到上海住的是和平饭店，而1993年七十多岁的潘汉典因词典奔波至沪，则睡在火车硬卧上；参与审定的老先生们最后拿到的稿费是象征性的600元人民币，不少人还捐出了这笔钱——要知道，在东京审判期间，被定为五级翻译的高文彬每月由盟军国际检察处IPS（International Prosecution Section）支付薪水300美元，相当于6两黄金。
在民国时期便享有盛誉的东吴大学法学院，是当时中国唯一一所除了大陆法还教授英美法的法学高校，授课名师都是诸如刘世芳、费青、鄂森、姚启胤等业内大拿。东吴的学生被培养成熟悉法律又精通外文之人。以至于无论是上世纪40年代距离上海1700多公里外的东京审判，还是上世纪90年代编纂绝无仅有的英美法词典，东吴背景的学子几乎成为唯一的最优选择。
薛波的一位好友，谈及老先生们愿意不计名利参与其中的原因，其实是通过词典去表达一种感知，“他们被埋没得太久了，特别在乎被人尊重，词典让他们的专业价值被重新发掘和认知。”
像是蜡烛熄灭前最后的燃烧，老人们把毕生法学所学都投入到A至Z的一个个词条中。时隔多年后，民盟浦东区委办公室的王卫平曾在高文彬家中看到那些手写的草稿，填满了逐条修改的印记，"谈起词典时，他整个人的神态都不一样，语速也更快。"那时，高文彬手中只有一本样本，他坐在靠窗的单人沙发上，像个孩子似的炫耀自己最得意的作品，"等拿到正式的，送一本给你放办公室。"
潘汉典的学生、中国政法大学法理学教授白晟曾因导师的关系，投入到东吴大学法学院历史的研究中。这本词典于他而言，是不可复制的存在，“放到现在，《元照英美法词典》的认可度和专业地位依旧是毋庸置疑的。”
▲ 高文彬生前活动照片。图/民盟上海海事大学委员会蒋志伟提供
告别
9月7日凌晨三点二十分，民盟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戴立波接到了一通电话。他带着朦胧睡意，都没听清对方说的第一句话，直到吴元丽在电话里提高了音量，“我是高文彬的保姆，高老师去世了，十分钟前。”
戴立波是除了身在现场的保姆外，得知高文彬去世消息的第一人，也是为数不多最后见过他几面的人之一。他最后一次去病房探望是在8月18日下午，老人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只靠打点滴维持生命。·
自从去年11月底住进医院，高文彬就没能再回到家中。因为前半年的疫情，保姆在6月份才被允许进入病房。前几个月，他还有精力和早上来查房的医生们开玩笑，“你们每天来，是到动物园看动物呐。”
后来在镜子里看到因肿瘤变形的脸部，他变得沉默了许多。他的记忆也快速衰减，时常问保姆“我为什么在这里？我有什么病？”但他真正完全被病痛击倒躺下，是从7月20号开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医生连下两次病危通知，直到他生命终结。
在过往的几十年里，他通常是向别人说告别的那个人。
女儿高岚已经60多岁，每年回国探亲完毕，高文彬依旧会亲自去机场送她，也就是这几年腿脚不便了才中止，但老爷子还是坚持要送到门口，再给女儿挥挥手，“我就不跟过去了哦。”
不同圈子的故友，都听他讲述过这一生中与两位女士的遗憾和无奈。
他的第一任夫人，是一位在医院工作的漂亮太太。他从东京审判回国两年后结了婚，那时先生意气风发，积蓄颇丰，连新娘的礼服都是特意去苏州定做的。
后来他因牵连案件判刑劳改，家也散了。妻子因政治压力与他离婚，两个女儿也各自分离。在高先生的内心，这是他多年以来久未释怀的芥蒂。
直到上世纪80年代，高文彬才再次遇到倾心之人。对方是名士遗孀，一位温婉娴静的女士。但就在他前往美国讲学期间，这位太太突然病逝，两人没能见到最后一面。
至此之后，他对于个人问题变得心灰意冷。再有谁想给他介绍新的缘分，他都摇头摆手，“算了，我没这个福气，不要害人家了。”跟晚辈分享这些内心激荡的情感时，他不避讳也不见外，他坦然展露内心的伤痛，也想寻求一个答案，“怎么事情突然变成这样了？”
有一次，虹口区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冯谷兰去家中采访，问他“吃过这么多苦，怎么寿命还这么长？”他坐在沙发上，半开玩笑半当真地答，年轻时有高人给他点拨过，说他寿命很长但过程坎坷，而后又跟了一句不知所以的话，“有些事情是命里有的，有些是命里无。”
一个人可以悠长到快要与世纪同岁，经历世间高低浮沉，也可以微小到一间百平米的屋子就能容纳人生全部。
先生走后，家里没什么变化，还是干净整洁。他以前出去旅游买回的蝴蝶标本至今还挂在客厅的电视墙上。
客厅、卧室、餐厅，随处可见他在不同时期与女儿的合照，装在大大小小的相框里。
▲ 高文彬去世前居住的卧室。图/新京报记者 杜雯雯 摄
岁月在家中还是留下了一些痕迹。他卧室床尾的地板变得起翘塌陷，沙发经常落脚之处的地面表皮也已褪色发白。但时间在这里也短暂停滞，墙上的方形钟表不知在何时耗光了电量，长长的黑色指针定格在表盘上，不再走动 。
新京报记者 杜雯雯
编辑陈晓舒
校对 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