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夏天，一位上海教师来到北京中南海。他见到毛主席时，恭敬地喊了一声＂主席好＂。谁知毛主席却笑着摆摆手说：＂别叫主席了，叫毛大哥就好！＂这位教师听后，眼眶瞬间湿润。三十多年前的那个雨夜，在汉口一家简陋的旅馆里，正是这位＂毛大哥＂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从此，一个衣衫褴褛的流浪少年开启了不平凡的求学路，而这段跨越三十余年的师生情、兄弟情，也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动人的一笔。这位上海教师是谁？他与毛主席之间又有着怎样特殊的情缘？
一、命运的转折：汉口旅馆的邂逅（1920）
1920年的初夏，汉口城内下着绵绵细雨。十九岁的许志行拖着疲惫的身躯，沿着长汉铁路一路乞讨至此。他身上的衣服已经破烂不堪，鞋子也磨出了大洞。这个来自江苏吴县的少年，为了摆脱苦工生活，逃离了长沙的学徒生涯。
当晚，许志行在四处寻找避雨的地方时，误入了汉口七区一家名为＂同春旅社＂的小旅馆。这家旅馆位于汉口繁华地段附近的一条小巷内，虽然陈旧简陋，却成了许多来往商旅和革命者落脚的地方。
旅店的柜台后坐着一位身材瘦高的年轻人，正在翻阅着一份《湖南民报》。见到衣衫褴褛的许志行，他并没有像其他店家那样赶人，而是拿出纸笔，写下了几个字：＂你从哪里来？＂
原来这位年轻人就是毛泽东。当时他正在参与组织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因为要前往北京参加全国教育会议，途经汉口暂住于此。由于两人的乡音差异较大，毛泽东选择用笔谈的方式与许志行交流。
在纸上的对话中，许志行写下了自己的身世和遭遇。他告诉毛泽东，自己11岁就入赘许家，14岁被迫辍学当学徒。不甘于在酱园里做苦工的命运，他逃到长沙另谋生路，却又因为无法忍受那里的虐待而再次出逃。
毛泽东读完许志行的遭遇后，陷入了沉思。他想起了自己早年在长沙求学时的艰辛，对这个追求知识的少年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当晚，毛泽东不仅为许志行付了住宿费，还给了他一些盘缠，让他能够填饱肚子。
第二天清晨，毛泽东找来许志行，给他指明了今后的方向。他建议许志行先回家，等他从北京回来后，再帮助他继续求学。许志行起初执意要留在汉口谋生，但在毛泽东的劝说下，他最终同意了这个建议。
临别时，毛泽东让许志行写下了家庭住址，并承诺会给他写信。这次看似偶然的邂逅，成为了许志行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一年后，许志行收到了毛泽东的来信，邀请他到长沙求学。从此，一个饱受生活磨难的少年，走上了崭新的人生道路。
二、求学路上的引路人（1921-1922）
1921年春天，许志行踏上了前往长沙的列车。按照毛泽东的安排，他进入了长沙一所附属小学设立的成人失学补习班高级部。这所补习班专门为那些错过学习机会的青年提供教育，其中不少学生都是农民子弟和工人。
在补习班里，许志行遇到了毛泽民和毛泽覃两兄弟。这两位毛泽东的弟弟也在这里求学，他们年龄相仿，很快就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每天清晨，三人一起在校园里朗读课文，放学后则在图书室里相互切磋功课。
毛泽民性格沉稳，擅长数学，经常帮助许志行解答难题。毛泽覃则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常常与许志行讨论新文学作品。在他们的影响下，许志行开始接触进步书籍，阅读《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
那年暑假，毛泽东特地邀请许志行随同两位弟弟一起回韶山老家。在韶山冲的农家小院里，许志行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的父母。白天，他们帮着田间劳动；晚上，就在油灯下听毛泽东讲述他在北京的见闻和对国家时局的看法。
这段时期，毛泽东经常利用休息时间指导许志行的学习。他不仅为许志行讲解课本知识，更注重培养他的独立思考能力。在一次讨论中，毛泽东建议许志行多关注社会现实，把目光投向广大劳苦大众的生活。
1922年初，在毛泽东的引荐下，许志行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他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参加团组织的各项活动。每周日下午，他都会和其他团员一起研读《共产党宣言》，讨论革命理论。
同年七月，许志行原本打算报考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所学校是毛泽东的母校，当时在湖南教育界享有盛名。然而，由于户籍政策限制，外省籍的许志行未能如愿。
在这种情况下，许志行只得回到浙江，考取了省立师范学校。临行前，毛泽东特地为他写了一封推荐信，介绍他认识了浙江省立师范学校的几位进步教师。这些老师后来都对许志行的学习和成长给予了很大帮助。
在浙江求学期间，许志行遇到了著名文学家俞平伯。作为国文教师的俞平伯发现了许志行的文学天赋，不仅为他推荐优秀文学作品，还指导他的写作技巧。在这位良师的引导下，许志行开始尝试创作短篇小说，记录他所见所闻的社会百态。
三、革命征程中的成长（1922-1927）
1922年冬天，许志行接到了上海工人运动领袖李启汉的来信。信中提到上海工人运动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需要更多有文化的青年投身其中。在毛泽东的推荐下，许志行决定前往上海参加工人运动。
1923年初，许志行来到上海，被安排在杨树浦一家纱厂做工人。白天，他和其他工人一起在机器轰鸣中劳作；夜晚，他则在工人夜校里教授工人识字。这段经历让他深入了解了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也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在上海期间，许志行参与组织了多次工人罢工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是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他协助组织了杨树浦地区的工人大罢工。这次行动持续了三个多月，最终迫使英资纱厂接受了工人的部分要求。
1925年秋，许志行奉组织安排南下广州。当时的广州是国民革命的中心，各界进步人士云集于此。在广州，许志行被安排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负责编写宣传材料和培训文化课程。这段时期，他结识了许多革命志士，包括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萧红、萧军等人。
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后，许志行随军北上，来到武汉。在武汉三镇，他继续从事工人运动和文化教育工作。期间，他创办了一份工人周刊，发表了大量反映工农生活的通讯报道和短篇小说。这些作品生动记录了当时工农群众的斗争生活，在工人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1927年春，武汉的革命形势日趋紧张。许志行参与组织了武汉工人纠察队，协助维持城市治安。然而，随着四一二政变在上海爆发，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在这种情况下，许志行按照组织安排，与其他同志一起转入地下。
这一时期，许志行在武汉城内辗转多处，继续秘密从事革命工作。他化名＂老许＂，以补习班教师的身份为掩护，在工人中开展秘密活动。为了避免暴露身份，他经常更换住所，有时甚至要在码头工人的棚屋里借宿。
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许志行仍然坚持创作。他用笔名发表了多篇描写革命斗争的小说，这些作品后来被收入《革命烽火》一书。其中一篇描写码头工人生活的小说《码头》，真实再现了当时下层劳动者的生存状态，在进步文学界引起很大反响。
1927年冬，形势愈发严峻。许志行接到组织指示，暂时撤离武汉。临走前，他将所有革命文件和文学作品装在一个铁皮箱里，委托一位可靠的工人朋友保管。这个铁皮箱直到解放后才重见天日，成为了珍贵的历史档案。
四、隐蔽战线上的坚守（1928-1949）
1928年初，许志行按照组织安排回到上海。为了掩护身份，他在一所私立中学谋得了一份国文教师的职位。课堂上，他教授学生们国文知识；课后，他则利用教师的身份继续开展地下工作。
在这所学校里，许志行创办了一个读书会。表面上是讨论文学作品，实际上成为了传播进步思想的阵地。他精心挑选了鲁迅、茅盾等作家的作品作为阅读材料，引导学生们关注社会现实。每周的读书会都吸引了大批进步青年参加。
1931年，许志行在上海认识了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夏衍。通过夏衍的引荐，他开始为《申报》副刊投稿。他用＂老许＂的笔名发表了一系列反映工农生活的短篇小说，其中《码头夜话》《纱厂春秋》等作品引起了较大反响。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上海局势日趋紧张。许志行接到组织指示，转移到江苏苏州一带开展工作。在苏州，他以私塾教师的身份为掩护，秘密建立了地下党支部。这个支部以苏州丝织工人为主要对象，发展了一批进步工人加入革命队伍。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许志行再次回到上海。这时的上海已经沦陷，他在日军占领区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为了避免暴露，他改在一家日资学校任教。利用这个身份，他为地下党传递情报，同时为抗日救亡运动筹集资金。
1941年，一次意外的搜查让许志行的处境变得异常危险。一位学生的家长认出了他就是1920年代的地下工作者。为了避免连累其他同志，他不得不再次转移。这一次，他来到了浙江嘉兴，在一所乡村小学任教。
在嘉兴期间，许志行以教书为掩护，秘密联络当地的抗日力量。他组织学生们编写壁报，传播抗日消息；利用假期走访农村，发动农民支持抗战。1944年，他协助建立了嘉兴地区的抗日游击队，为游击队提供情报支持。
1945年抗战胜利后，许志行重返上海。这时的上海局势复杂，国民党当局加强了对进步人士的监控。他继续在教育战线工作，同时为地下党组织输送可靠的进步青年。期间，他还暗中协助工人开展罢工斗争，支持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许志行参与组织了护厂护校工作。他带领教师和学生守护校园，防止国民党军队破坏教育设施。在上海和平解放的关键时刻，他配合地下党组织，成功保护了一批重要的教育文化设施。
这二十多年的地下工作经历，许志行始终保持着与组织的联系。他用教育工作者的身份作为掩护，在隐蔽战线上默默坚守，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五、建设教育事业的耕耘（1949-1979）
1949年上海解放后，许志行被任命为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他立即投入到教育系统的接管工作中，带领工作组对原有学校进行清理改组。在短短几个月内，完成了对150多所中小学校的接管工作，确保了新学期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1950年春，许志行主持制定了上海市中小学教育改革方案。这个方案特别强调要扩大工农子女入学机会，并在课程设置中增加了劳动教育内容。他还亲自带队到工厂、农村调研，了解工农群众对教育的需求和建议。
1952年，许志行提出在上海开办工人业余学校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市政府的支持，当年就在杨树浦、闸北等工业区建立了5所工人业余学校。这些学校采用灵活的课程安排，方便工人在工作之余继续学习。到1954年，参加业余学习的工人已超过两万人。
1955年，许志行调任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在这个岗位上，他特别重视教师培养工作。他推动建立了教育实践基地，要求师范生必须到中小学进行实习。同时，他还组织了＂教学经验交流会＂，邀请各地优秀教师来校讲学，促进教学水平的提高。
1957年，许志行主持编写了《中学教育学》教材。这本教材吸收了他多年的教育实践经验，特别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材出版后，在全国师范院校得到广泛使用，为培养新一代教师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0年代初，许志行开始关注农村教育问题。他多次到江苏、浙江等地的农村调研，实地考察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基于调研结果，他撰写了《关于改善农村教育的建议》的报告，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
1966年＂文革＂开始后，许志行被错误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面对困境，他始终保持着对教育事业的关注。在这期间，他整理了多年来的教育笔记和工作日记，记录了新中国教育发展的重要历程。
1972年，许志行重返教育岗位，被安排在上海教育学院工作。他积极投入到教师进修教育工作中，为提高在职教师水平作出了贡献。期间，他还编写了多本教师培训教材，系统总结了教学经验。
1977年高考恢复后，许志行担任上海市高考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他参与制定考试方案，组织命题工作，确保了高考工作的顺利进行。同年，他还参与筹建了上海教育科学研究所，开展教育理论研究。
1978年，已届古稀之年的许志行仍然坚持工作。这一年，他完成了《教育工作四十年》的回忆录手稿，记录了自己在教育战线上的经历。这份手稿后来成为研究新中国教育史的重要资料。
1979年，许志行正式退休。退休后，他仍然关心教育事业，经常应邀到各地作教育报告，为年轻教师传授经验。他还继续整理教育文稿，为教育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