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6月，万里肩负重托，踏上了安徽这片亟待变革的土地，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深知自己肩负的使命重大，决心要拨乱反正，彻底改变安徽的面貌。万里首先着手整顿班子，清理帮派势力，同时对安徽省委的领导层进行了重要调整。在这个过程中，他果断地更换了负责农业工作的省委副书记，期望在新的领导下，安徽的农业能够迎来新的曙光。

在调整领导层的同时，万里慧眼识人，留任了长期在安徽负责农业和农村工作的省委副书记王光宇。王光宇对安徽的农村情况了如指掌，他的留任无疑为安徽的农业发展注入了一股强大的动力。不久，王光宇便向万里推荐了一位农业方面的杰出人才——南新庄试点四人小组成员之一的周曰礼。万里对周曰礼的能力十分赏识，立即任命他为安徽省农委调研室主任，并嘱托他深入农村基层，实地调研，为安徽的农业改革提供详实的第一手资料。

为了更全面地掌握安徽农村的真实情况，万里还亲自前往金寨县等老区进行调研。他亲眼目睹了农民生活的艰辛，心中更加坚定了改革的决心。就在这时，一份由滁县地区革委会主任王郁昭发言改写的《关于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查情况和今后意见》提交到了安徽省委。这份报告为安徽落实农业经济政策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也为万里的改革之路指明了方向。

1978年，安徽遭遇了一场罕见的重大旱灾，农业生产遭受了严重损失。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安徽省委迅速作出反应，采取了一系列灵活变通的措施。其中，“借地度荒”政策尤为引人注目。这一政策明确规定，对于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农民个人耕种，谁种谁收，既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有效利用了闲置土地。同时，为了缓解灾民的生活困难，安徽省委还从集体耕地中划出部分土地，按人头借给每人几分地用于种菜度荒，这一举措为灾民提供了自救的途径。

在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精神鼓舞下，安徽一些地方开始大胆尝试新的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借地度荒政策的实施，为包产到组、联产计酬等方式的推行打开了缺口。个别地方更是趁机悄悄实行了包产到户和大包干，这些大胆的创新举措在当时无疑是对传统农业生产模式的突破。

来安县烟陈公社李渡大队魏郢生产队在研究实施农业生产方案时，借鉴了高级社时期“三包一奖”的成功经验，创新性地提出了“分组作业，定产到组，以产记工，统一分配”的具体实施办法。他们大胆尝试，将生产队细分为两个小组，这一举措实际上突破了传统包产到组的框架。为了进一步强化集体经济的特色，该生产队还推行了“六定到组”制度，即劳动力、土地、产量、工分、奖惩、领导等六个方面均明确到组，并实施了包括生产计划、收益分配、牲畜和大农具管理、用水安排等在内的“八个统一”管理措施。这一制度的实施，与原先的“一组四定”在理念和实施方向上形成了鲜明对比，标志着生产队在管理上的重大突破。

尽管无法直接证明这一创新方法与后来的责任田制度之间的直接联系，但“八个统一”与责任田时期的“五统一”在管理理念上似乎有着某种内在的契合。在遭遇“百年未遇的严重干旱”的极端困难条件下，魏郢生产队依然取得了粮食和油料生产的超计划、超历史成绩，国家粮油征购任务也超额完成。更令人振奋的是，社员的人均分配收入预计比上一年增长了30%，真正实现了“灾年创高产，一年大变样”的辉煌成就。

1980年的初春，寒风中还带着一丝凛冽，但安徽省委的大会议室里却洋溢着热烈而紧张的气氛。1月的一天，这里召开了一次至关重要的扩大会议，会议的议题关乎安徽农业的未来走向。

王郁昭，这位在农村改革前沿摸爬滚打的实干家，满怀激情地站上了发言台。他的眼神中闪烁着坚定与期待，向省委提出了一个恳切的请求：正式承认“包产到户”作为社会主义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他的话语中充满了对农民的深情厚谊，以一种俏皮而生动的比喻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孩子已经生下来了，他妈妈——我们的农民们都非常高兴，可这孩子至今还是个‘黑户’，没有正式的身份。我们是时候给这个可爱的孩子报上‘户口’，让他名正言顺地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了。”王郁昭的话语刚落，会场里便响起了一阵会意的笑声，大家都能感受到他话语中的分量与迫切。

会议的气氛随着讨论的深入而愈发热烈，各种观点交织碰撞，但都在寻找着一个共同的答案：如何让安徽的农业走出一条新路。就在会议即将结束时，万里，这位在改革风浪中勇立潮头的省委书记，对王郁昭的请求作出了积极回应。他的话语掷地有声，又充满了幽默风趣：“孩子生下来了，他妈妈挺高兴，你难道忍心不让他报上户口，让他一直做个‘黑户’吗？”万里的话语引得会场内一片轻松的笑声，但笑声背后，是他对改革坚定的支持和无畏的勇气。

接着，万里的语气变得语重心长：“包产到户并不是分田单干，即使真的是分田单干，也不等于就是资本主义，我们没有什么好怕的。人民群众实践起来效果很好，那我们就只能批准，让这种好的制度得以推广。”万里的这番话，如同一剂强心针，给在场的所有人注入了坚定的信心。他的话语标志着“包产到户”在安徽省正式获得了“户口”，成为了社会主义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重要形式。

万里的这份坚定，并非一时冲动。几年的改革实践，让他对农业生产责任制有了深入的思考。他深知，农民的积极性是农村发展的根本动力，只有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才能让农业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在1997年的一次访谈中，万里更是全面论述了包产到户的优势和必要性。他指出，农户生产加上社会化服务，不仅能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而且能抗灾、能致富，也能实现现代化。万里强调，包产到户不仅救了农业、农民，也救了中国、救了社会主义。这份对改革的深刻洞察和坚定信念，让万里成为了安徽农村改革的领路人。

而在国家层面，1980年1月12日至2月2日，国家农委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的精神，对于各地农业改革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在安徽，农委主任周曰礼却面临着一个难题：如何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他深知，安徽的农业改革已经走在了前列，包产到户已经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开来。如果盲目照搬国家会议的精神，可能会与安徽的实际情况产生冲突。

于是，周曰礼就如何传达会议精神请示了万里。万里则以一种豁达而坚定的态度回应说：“算了吧，我们省的农业会议刚开过，下面正在执行包产到户，你这个会议精神与我们省委会议精神不一致。”万里的这句话，不仅体现了他对安徽农业改革的坚定支持，也展现了他在处理国家与地方关系时的政治智慧和勇气。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的1月11日，安徽省委农业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万里已经代表省委明确表态，认可包产到户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并形象地称之为“报上了户口”。这一表态，不仅是对安徽农业改革的肯定和鼓励，也是对全国农业改革的一种探索和示范。

“大包干”政策的推行过程，实则是一场两种政策主张之间不断争执的较量。这场争执的核心问题，聚焦于如何平衡发挥集体的优越性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一刀切”的政策规定全盘否定包产到户，这种做法无视了农民的积极性，试图以空想的“集体优越性”来强行改造农民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切两刀”和“切三刀”的政策主张则试图在发挥集体经济优越性的同时，也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以此调和人民公社体制与农民之间的根本矛盾。

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安徽的广袤田野上，农民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包产到户的生命力。他们积极性高涨，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农村面貌焕然一新。这一切，都让万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农民的积极性是农村发展的根本动力。

在高层就这一问题发生争论时，万里曾明确表示：“如果集体优越性和农民积极性相矛盾，我要农民的积极性，不要集体的优越性。”当有领导指责他这是在做农民的尾巴，不是马列主义时，万里毅然回答：“我就是尾巴主义，就是要做农民的尾巴。”万里深知，只有真正尊重农民的选择权力，才能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和智慧，才能让农村焕发出勃勃生机。

在一次听取农口领导的会上，万里还强调：“我不懂农业，对农业并无成见，我也不知道哪种责任制好。但是，我知道，要搞好农村，最重要的是要领会中国农民的智慧和创造性，尊重农民的选择权力。”万里的话语，不仅是对农口领导的期望和要求，也是对所有关心农村改革的人们的鞭策和鼓舞。他用自己的行动和言语，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改革者：那就是敢于面对困难、敢于承担责任、敢于为农民说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