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清癯娟秀的文字，只由竖、点、斜、弧四种笔画组成，呈长菱形。吴思慕第一次知道它的存在，出自偶然。十一年前，研究生一年级的暑假，音乐专业的她在湖南一个县调研瑶族音乐，听闻隔壁江永县有一种只供女性用的文字。

江永县城的大街小巷，店面招牌的汉字下面，统一配着一行小小的女书文。她坐上中巴车，混在一群挑菜贩鸡的本地人中间，第一次到达了位于乡下的女书园。

女书园里人烟寥落，陈设破旧。下雨天碰上跳闸，展厅里的灯灭了，得用伞柄把开关挑上去。展厅里陈列着当地人结婚用的婚轿，旧时代的三寸金莲鞋。吴思慕感到莫名的压抑，至今记得一篇女书文的结尾：“女书做得好，从头一二写分明”。

自1980年代被学界关注，这种带有强烈性别特征的文字就被视为苦情文学，一种“沙龙式的歌堂文化”。女书作品通常为七言诗体唱本，大多数时候在诉苦。精通女书的人在当时被称为“君子女”，“君子女”嫁娶流转，在本地建立以她们为核心的女性社团。江永一带有唱歌堂的风俗，女人们常常聚在一起一边唱读女书，一边做女红。

吴思慕对《女儿河》印象颇深，女儿嫁到别地，日子没有娘家好，就在附近找一条河，一边洗衣服，一边唱《女儿河》。“当时的男性是不太搭理写女书的，觉得只是女人的一种消遣方式，你写什么他们也不管。”她说。

女书里没有颠覆性别秩序的创举，或者更为先锋的观念。比如，在汉字中，一些女字旁的字词通常包含贬义，印有旧时代性别观念的辙痕。那女书里有没有男字旁？答案是否定的。一些女书作品里还保留着封建的婚恋观。

胡欣是江永女书现今最年轻的传承人，与这种文字深度接触已有十余年。她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女书中有类似《女儿经》的作品，教导女性如何“笑不露齿、坐不摇身”。女书园之前的一个展厅里，曾挂着一幅《训女词》。所谓“训”，就是教导一个女人该如何勤俭持家，做好媳妇。胡欣记得，有位男士看到《训女词》后，“觉得好，说要拍回去给自己老婆看”。

女书是湖南江永民间妇女间流传的一种特殊文字，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最早于1950年代被发现，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片方供图）

纪录片导演冯都第一次听说女书在十九年前，美籍华裔作家邝丽莎的小说《雪花秘扇》里，两位“老同”女主人公通过这种加密的文字，互诉衷肠，宣泄对各自婚姻的不满。

成为母亲三年后，冯都强烈感觉走到了人生的岔路口。此前她承担了更多的母职，被优秀母亲的自我要求禁锢，陷入事业与家庭的两难：将事业放下后，她体会到很深的失落感。主要精力分给照料女儿，又陷入自我怀疑：我的人生价值只有这些吗？

两条道路的对抗让冯都陷入困惑。“每个女性在这个时间点都会面临问题吗？好像是应该做的，应该满足这些角色。”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但是她们（女书的创造者）却创造了这样一种文字，把她们内在的纠结、困惑、苦难、迷惘都分享出来，然后给予彼此力量，我特别需要这个东西。”

那是2017年，冯都决定拍摄纪录片，聚焦这种只属于女性的文字。

她去位于湖南江永的女书园采风，发现存世的文献材料其实不多，女书作者死后通常将作品付之一炬。冯都无意翔实呈现女书的前世今生，而是想借此关注当代女性的生存。胡欣当时正为一段失败的婚姻而沮丧，吴思慕则刚步入一段关系，三位女性各自面临着不同的婚恋和育儿困境。

聚焦当代女性境遇的纪录片《密语者》，在2023年入围了第95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短名单。一年后，又获得第45届新闻与纪录片艾美奖最佳纪录片奖的提名。2024年8月31日，《密语者》在中国内地公映。

摄影师魏高是团队里的几位男性之一，拍摄时，他发现田间地头和屋檐角落遍布蛛网，他把镜头对准那些空落落的网。冯都一度费解，“蜘蛛网有什么好拍的？”他说，那张网隐喻了女性的境地。“网是自我织出来的困境，想要挣脱也很难。”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随着社会变化，文明程度的提高，女性地位好像是在提高，但是你去问大家，对于成功女性的解读是什么？其实就是既要、又要、还要。”冯都说，“社会目标、个人目标、家庭责任，怎么样去权衡，这个课题是全世界的女性都在面对的东西，我们所有的挣扎都在内部。”

高中毕业之前，胡欣几乎没有离开过家。2007年，高中毕业的她去几百公里外的广东番禺打工。外部世界浓缩在一个电子工厂。姐姐先于她在那里做女工，每天盯着流水线上那些“转过来又转过去”的电子零件度过时间。村里同年纪的女孩子命运大致类似：有的上中专学技术，有的去广东务工，要么干脆找个好人家嫁了。

姐姐的照应没能抚平陌生环境引发的不适，胡欣每天打电话回家都哭。

父亲在电话里劝她，要不回家算了。女书园那时外包给企业运营，正好招人，没别的要求，来面试就能上。一个月工资480元，周末上班，周中可以调休两天。胡欣很满意，“我不是那种很有野心的人。”和陌生世界碰触不到两个月，她就缩回了曾经的家。

开始的工作简单，“就是卖票”。她也受过排挤，不知道怎么应付人情关系，一度萌生退意，想着不如再次外出闯荡。那两年，她有机会和本地传承人朝夕相处。晚上在家拿本女书字典，用毛笔练两三个字。

一些女书作品会记录下过去琐碎的生活，许多饶有趣味的片段。比如谜底是月亮的谜题：“春天不下种，四季不开花，一时结雪豆（注：扁豆），一时结西瓜。”当地有结拜姐妹的风俗，一个女性结婚后，亲近的姐妹会给她制作《三朝书》，在结婚的第三天给新娘赠贺诗。过去传承人都会写自传，把自己的一生用女书写下来。

过去在江永，女书在女性间秘密流行，靠母亲传给女儿、老人传给少女，代代相传，留存的文字记录了不同时代女性的生活日常。（片方供图）

因为工作，她和传承人何艳新逐渐熟识。何艳新是1940年代生人，婚姻是封建包办时代的产物，原本有自由恋爱的对象，父母想让她婚后留在身边，帮她找了一门亲事。她给结婚对象写信，要求他婚礼当天不要出现，虽然两位新人都缺席，但这门婚姻在乡土社会仍被承认。何艳新抵抗了三年，拒绝和丈夫同房，最终还是妥协，生育有七个子女，其中一个夭亡。

因为精通女书，何艳新受邀去各国参加活动。1997年，她受日本学者远藤织枝之邀前往日本交流。那时丈夫已罹患胃癌，时常发飙，动辄打骂。何艳新从日本归来后，丈夫态度更甚，向她要钱，将两人的合照撕毁一地。很快，丈夫去世，家庭的生计都落在何艳新身上。

在浦尾村，20岁是谈婚论嫁的节点。2009年，21岁的胡欣结婚了。丈夫在镇上工作，收入稳定。他们自由恋爱相识，对方年长她很多，社会经验远比她老到。就这样，胡欣懵懵懂懂地被安置到“妻子”的角色上。婚后，丈夫“一言堂”，家里事关金钱的决策，直接略过她的想法拍板。

这些年，“最年轻的江永女书传承人”的身份把胡欣带往更大的世界。2009年，女书园重新布展、开张，胡欣成为讲解员。那一年，她第一次到了长沙，省会场馆的讲解员都说标准的普通话，她回来对着新闻联播，把口音打磨标准。

女书逐渐打开了胡欣的眼界。她慢慢意识到，丈夫的很多观点她不再赞同。

冯都联系胡欣时，胡欣刚刚离婚三天。前夫要求离婚的理由有些荒唐，因为她怀的不是儿子。冯都带着摄像机进入她家，看到白墙上挂满了各类官方活动的合影。在女书园的门口，胡欣却说：“荣誉用来干吗呢？女的谁不想要个幸福的家庭，有自己的小孩，疼爱你的丈夫。”

她和南方周末记者细致讲起婚姻里的遭遇，但拒绝将其写出。胡欣家里有三个姐姐、一个弟弟，姐妹里她排行老四。她观察几个姐姐婚后的境遇，一个姐姐完全以丈夫、儿子为重，几乎失去自我。胡欣的领导对她说，“如果你不做女书，你就成了农村的妇女，整天在家。”

拍摄纪录片期间，胡欣和何艳新去一座庙里烧香拜神。胡欣问何艳新，女书里好像从来没有讲述要如何处理夫妻关系的内容。何艳新告诉她：“那时候没什么好处理的，丈夫不理你，你根本过不去。”

冯都认为，在受教育等层面上，当代女性所受的束缚比旧时代更小，“但我们内在受到的压力，我们的挣扎不是说不存在。”

胡欣是江永女书现今最年轻的传承人，何艳新是女书最后的自然传承人，两代人的婚姻轨迹有某种相似。（片方供图）

纪录片的另一位主角吴思慕出生在湖南郴州，父母都是医学教授，家境优渥。父母对她一向散养，15岁去省会念高中，她很早就离家独立。她是上海音乐学院的硕士，主业在上海当声乐和古琴老师，业余做女书。别人一听，都问如何变现。

在上海，她受邀去一些活动上介绍女书，流程简单。譬如到女企业家协会——她形容，真正有实力的女企业家都不会来的那种，花半小时科普女书知识，带着大家一起写女书字，例如幸福的“幸”字，随后拍照、打卡。“真正喜欢女书的人不多。”在高效率的上海，大家更多是把女书当工具。

纪录片拍摄时，吴思慕正准备进入一段关系，特意用女书写下一首诗，为追求者设下门槛，让对方寻找资源“解谜”，时限一周，解出来就答应在一起。追求者殷勤地只花了一天时间，就弄清信上的内容：“桃之夭夭暮春时/闻言只觉曾相识/同年同月同日生/此生缘分天注定/奇迹花园伐琴瑟/与君和鸣伴终身。”

在一起不久，男友提出带她回村里老家探望母亲和家人。出发前一晚，吴思慕发现，男友突然发生剧变，拿出教育的口吻，告诉她回老家后该如何待人处事，像在“训人”。“到家里你稍微勤快点”“妈说了让你什么都不干，我说那不行”“不炒菜总得要端个碗吧”。当时，男友的父亲去世一周年，母亲寡居。

她说，自己当时只顾温顺听男友“教导”，并未察觉不适。她弄不清当时的心理活动。“我不思考了，我完全在听他说什么，他让我做什么。”吴思慕后知后觉，那时的自己眼睛里完全没有光，极其木讷。

吴思慕说话柔声细语，待人温和，“其实我的内心不是这样的。”她说。

在老家的庭院里，男友和她谈及未来规划，认为结婚生育后，应该把主业作为兼职，余下更多时间放在家庭，女书对她而言并非性价比很高的爱好。她脑海里一下子跳出了女书作品里的一句话，“学堂之内无女人，封建女人缠小脚，出门远路又难行。”

一种压抑感穿过时空绑缚在她身上。“以前写女书的人如果知道我现在的处境，肯定会跟我说，你不要回来，回到我们当时的处境中去。”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才认识几个月的人，要去帮我安排我后面所有的人生，我觉得我这辈子是不是要完了？”

回到上海后，吴思慕果断和男友分了手。冯都和拍摄团队都很惊讶于这个决定，“我们当时也是被她的表象骗了，原来她是这样的女孩。觉得特别好，很喜欢她。”冯都说。

吴思慕出生于湖南郴州，十一年前调研瑶族音乐时，偶然得知女书的存在，后来业余学习了女书。（片方供图）

在《密语者》中，冯都详细展现不同身份背景的女性如何在两性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曾有一则关于女书的轶闻流传：20世纪60年代，在湖南邵阳的火车站，一位穿着类似瑶族服饰的妇女被火车压断了腿，她讲话的口音没有人能辨识。于是有人拿了纸、笔，让她写下来，但所有人都认不出她写的文字。妇女被送到北京，经由一位教授识别，才知道是女书。

当女书走向大世界，“失语”似乎难以避免。导演冯都拍摄下不少类似时刻。在一个旅游博览会上，胡欣正低着头写女书书法，一位男性旁观者发出疑问：这么大的纸，字却这么小？言下之意，为何不把整张纸铺满？胡欣回应：女书就是要秀气。

在大大小小的女书活动中，胡欣常穿一件蓝色中袖上衣，在台上表演，她常被要求舍弃数量繁多的苦情内容，摘选零星的快乐的作品。活动现场，多数时候是乌泱泱一群男性，觥筹交错，胡欣有时会感受到某种压迫感，“这毕竟也是一种女性文化，还是想要更多女性来关注、看。”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站在推广非遗公益、传承（的角度）……你们懂不懂女书、会不会读写不是关键。”在一个探讨女书商业化的四人会议上，一位男领导谈起“品牌跨界”，聊起故宫和某牛奶品牌，依托于皇家文化，推出了一条该牛奶品牌的高端产品线。他随即类比说，“女书做出来的芋头，是整个市场最贵的芋头，品质最好的，我就是高端的。”

一位女性工作人员提醒他想法需要斟酌，“女书文化品牌是最重要的核心资产，我们不能够去损害她的资产，她是独立的，是闺蜜送给闺蜜的。”领导仍坚持说，要“放开一点点”。

“我觉得如果要商业化，首先要更深入地了解女书，了解女书文字的本身，或者女书的意义所在，再去商业化，可能成功率会更大一些。不会扭曲女书文化本身，这个也很重要。”吴思慕曾看到有店家在男士服装的领口绣上女书作品，想要借此传达女性对男性的关爱。“我觉得这个很奇怪，它本身就是同性之间一种很私密的交流方式，这好像在扭曲对女书的理解吧。”

冯都感知到，女书的命运和女性的命运同样站在一个十字路口。

“在商品化的大环境里，你其实可以看出男性对女性的视角，而不光是对女书的视角，里面反映出男性对女性的刻板预期，或者说希望通过女书看到对女性的期待，”冯都说，“这和我们的认知有挺大的差异，我想把这个差异以一种相对含蓄的方式表达出来，又不要去激怒另外一方。我觉得这个差异是需要被看见，需要被放在台面上的。”

在非遗推广的活动场合，常有人提出对女书商业化的设想，但难免存在某些误读。（片方供图）

吴思慕大概半年组织一次姐妹间的聚会。一次聚会上，一位女性朋友谈及婚姻，说结婚之前觉得找到了港湾，终于有一个遮风挡雨的人了，结果发现，这些风雨都是男人带来的。

冯都觉得，“风雨论”是女性对婚姻的一种客观预期，但在现代婚姻中，“没有谁应该有责任为你遮风挡雨”。冯都并非试图加深性别隔阂。她说，社会对男性同样施加刻板预期。

跟随吴思慕去时任男友的老家时，男友家的墙壁被邻居拆房波及，裂开一条缝。邻居始终拖延解决时间，前一年出现的问题，他们回来时裂缝还明晃晃地留在那里。饭桌上，作为家里的男丁，男友被灌注“顶梁柱”的预期，姐姐敦促他赶快找村里解决问题。

冯都理解他的处境，父亲去世，母亲在村里受排挤，儿子回来了，必须要出头，“这个责任是担在他身上的”。她把两面都呈现在银幕上，“他对于这个家庭赋予儿子的责任，或者社会对男性的预期，是接受的。不管是被迫，还是主动接受，从侧面也能看到这个社会对男性刻板的预期，我觉得他也不容易。”

冯都开始拍摄《密语者》后，丈夫一度担心，拍完后她会不会离他的精神距离越来越远，“往那边靠了”。成片制作完，丈夫是第一个观众。他一度有点紧张，一个人挑了合适的时间观看。看完只说了两个字：挺好。

《密语者》在海外放映，几乎每场映后，都有外国女性跑过来问她：你觉得我们有任何不一样吗？冯都说，哪怕在挪威，女性权益如此彰显、总理是女性的地方，大家的反应也都差不多。在很多映后，她都举过一个反映家庭分工不平衡的例子：逢年过节，给公婆买礼物都得媳妇去操心，为什么呢？很多美国的女性观众听冯都这么讲，也应和道：“我们也一样的，为什么呢？”

“大家（夫妻双方）都是为事业奔波，我们也都在养育一个孩子，这事儿不可能绝对平等，但至少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这里做多一点，那里做少一点都没关系，但至少应该是更平衡的关系，不能说女生更多承担家庭（分工）。”冯都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现在这么多女孩子不愿意结婚，我觉得深层次的原因上没有被看见，没有重新找到平衡的话，女生需要更大的勇气进入一段婚姻。”

刚过完年，胡欣去给何艳新去拜年，和何艳新的孙女、女书学生一起合影，拍短视频。（片方供图）

令冯都感到意外的是，一些看上去和片子里女性困境毫无相干的男性也表达了理解。在美国奥斯汀放映时，一位西部牛仔装扮、标准美国西部的男人走过来说：“我很欣赏，你让我看到女性内心所做的努力。”

一对年老的白人夫妇，丈夫看完后说，这是第一部让他重新思考根深蒂固的父权思维方式的片子，让他重新思考自己和妻子、和女儿之间的关系。白人妻子走过来，握住冯都的手说：“这是你给我的，三十多年来最好的一份礼物。”

冯都觉得，文字信息的输出能让男性知道女性的处境，但电影的魅力在于，让他们感受到女性的内心。

看完《密语者》后，冯都和丈夫再度讨论起家庭分工，他揽过带孩子做体育运动的职责。女儿一岁半以前，冯都几乎每天24小时带孩子，离开女儿一刻都会让她感到负疚，她用极高的“母亲”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她记得自己小时候，56天就可以进托儿所。女儿出生时，父亲罹患癌症，她不想把老一辈的精力扯进育儿，也不愿意把看护孩子的责任交给阿姨，于是停掉工作两年。但全职妈妈的角色让她感觉人生空掉一半。

拍摄纪录片的过程，让她逐渐消解掉不少负疚。她现在放心把一部分母职让渡给丈夫，常常带女儿去工作场合，让她看看妈妈不在家庭的那一面。后来，女儿的老师告诉她，女儿很为她的工作而自豪。

胡欣记得何艳新说起丈夫去世后的人生甘苦，得背着小孩犁田，一锄头一锄头挖，手磨出茧，在男人堆里揾食。疫情之后，孩子提出把何艳新接到身边尽孝。待了没多久，她自己跑回来了。在何艳新的家里，挂着一幅用女书写的字：“吃亏是福，逍遥自在。”

何艳新小时候和外婆一起住，回忆里的很多时刻，外婆一边写，一边流泪。很长一段时间，她拒绝告诉前来田野调查的学者们自己知晓女书，将外婆的伤痛告知于人。2023年，胡欣的父亲因为车祸去世，何艳新原本想用女书给她写一封劝解书，最终作罢，“怕一写你会哭得不行”。

安慰的话留在过去互赠的扇面上、书信里。胡欣至今记得其中的一句：“感谢孙娘真有意，提笔修书薄伴言。”

南方周末记者 潘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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