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乎文乎
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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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遇到各种形形色色的人，见到各种林林总总的事，走过各种耐人寻味的路。但真正能决定和改变命运的时刻，往往就是那关键、却又让人意想不到的一小步。
1976年12月，上了三年中学的我，从家乡县城的一个小乡村应征入伍。我们这批兵，虽然在1976年12月底就到达了部队，但按照惯例，还是算1977年的兵。
当时，在七十年代，中学是四年制，初中两年，高中两年。而我，则是在上了一年高中后，毅然决定在1976年12月初，从公社中学报名入伍。我知道，父母用他们那已经被生活压的有些弯曲的腰，坚持供着我和两个弟弟（一个上初中，一个上小学）、一个妹妹上学（我的小妹，当时上三年级），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多读一点书，多识一点字，多一点能改变自己未来的机会，不想他们一样，一辈子与黄土地打交道，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可我，一方面实在是不适合读书（我的成绩在班级里，也就是中等），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说，就是不是上学的那块料；另一方面是，当时已经不能考大学，想上大学全靠推荐，因此即使我读到中学毕业，也只能回到家里，开始跟着父母一起，下地干活挣工分（在当时，像我父亲干一天活，挣满10工分，大概是0.35元）。
因此，在思前想后，在当年两位接兵首长来到我们公社中学进行征兵动员宣传时（其实在七十年代，当兵是每个青年都十分向往的事，本来不用宣传，但部队为了招收一些高文化的兵，才来到中学进行动员宣传），我毅然决然的报了名。报完名后，我当天下午就在学校参加了征兵体检的初检（一共十个人报名，有三个初检不合格）。
随后，学校就给我们这初检合格的七名学生放了一晚上的短假，目的是让我们回家征求父母的意见，看父母是否同意让我们去当兵。而我的父母，虽然没有什么文化（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都是只上了两年小学），但他们总是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想让我跳出农门，离开那片让他们既爱又恨的黄土地。因此，无论是我想上学，亦或是现在想去当兵，他们都是无条件的支持我。
就这样，我第二天上午返回学校，跟剩下的五名同学一起（有一名同学，因为是家里的独子，不符合当兵的条件），去公社卫生院进行了征兵复检。无一例外，我每项都是合格（当时十八岁的我，身高一米七零，体重一百一十斤）。此后，在通过了社会调查、家访、发放入伍通知书、领取新军装后，在1976年12月23日上午，我跟家乡的一百多名新兵一起，在县城火车站乘坐火车，踏上了当兵之路。
1976年12月25日傍晚，在经过闷罐火车两天一夜的颠簸和半个小时的步行后，我们这批新兵到达了目的地，新兵连营地，开始了我们为期三个月的新兵训练。三个月的新兵训练，时间说长也长，说短也短，但足以让我们完成从一名懵懂稚气青年到一名合格战士的初步转变。
1977年3月底，在三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后，我们照例是分专业、下连队。当时的我，被分到二连二排四班，成了一名战士。来到四班后，我惊奇的发现，我们班长跟我（我们班长姓李，是1972年12月入伍的老兵），居然是“半个老乡”。说是“半个老乡”，是因为在一次聊天中，我发现班长是从我们县旁边一个临县入伍的。而且，班长家距离我家，直线距离大概也就四十公里。
常言道，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因此，自从班长在得知我跟他是老乡后，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他对我的关心和照顾都更多了，让我切身实地的感受到了部队的温暖，和老兵对新兵的关爱。并且，在随后的相处中，我也渐渐发现，我们班长是一名十分合格的班长，在工作中，他常常是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在生活中，他对我们班里的十名战士，也都充满了关心和爱护。一旦班里有战士闹了情绪，或者生了病，他总是能够妥善处理，照顾到每一个人的感受。
而且，在我来到四班后，我也知道了我们班长，当时已经是连里的提干人选（当时，连里有三个提干人选，我们班长是其中之一），可以说，我们班长距离提干，就是一步之遥。但我们班长的母亲身体不好，他家里也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还有一个年迈的奶奶，全家六口人的生活开销，和他弟弟妹妹们上学的重担，全都压在了他父亲一个人身上。而我们班长，他远在千里之外的部队，唯一能做的就是每个月发了津贴，就赶紧寄回家，来缓解家里拮据的生活条件。
当时，我们班长是第五年兵，每个月的津贴是十五元，他除了预留一元买香皂、牙膏、信封等生活必需品外（我们班长平时生活很是节约，除了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品，其余什么都不买），剩下的全都寄回了家，来补贴家用。如果我们班长能成功提干，就能领到每个月52元的工资，这样，对他家里拮据的生活条件，就是极大的改善。
可天不遂人愿的是，在1977年12月初，连里的三个提干人选，除了他以外，剩下的两个都去到团卫生队，进行了提干体检。其中一个是一班长，他自1974年3月来到二连后，因为文化水平较高（是中学毕业），再加上字写的比较好，先是当了三年多的文书，然后下到一排一班当了半年班长，在1977年12月进行提干体检后，在第二年的三月，成功提干当了排长；第二个是我们连的“上士”（“上士”，也叫给养员，班长级，工作就是在司务长的带领下，负责连里蔬菜和食物的采购工作），他与我们班长同年入伍，都是1973年兵，因为伙食采购工作做的比较好，再加上我们老司务长即将转业（城市兵，因为父母年纪都很大，所以才转业回家），也成功提了干，被任命为我们二连的新司务长。
这下，我们班长眼看提干无望（我们班长努力认真，踏实勤奋，可以说方方面面都走在连队前列，唯一的缺点就是文化水平不高，只是小学毕业），再加上自己年纪也不小了，家里母亲身体还不好，因此就决定在1978年3月退伍回家。我们连长和指导员，在得知班长想要退伍时，都来找他谈心（我们连长，因为很看好我们班长，更是足足找了三次），希望他能再留部队一年，在等等看。
但我们班长去意已决，他知道经过这次，自己以后还能提干的机会更是渺茫，就婉拒了连长和指导员的好意，还是决定在1978年3月退伍回家。而连长和指导员，在劝不动我们班长后，也是无奈摇头叹息。
就这样，几个月的时间是转瞬即逝，转眼就来到了1978年3月，在当年的新兵们即将下连队之际，我们班长就要离开连队，退伍回家了。因为我们班长每个月的津贴，除了留下一元买生活必需品外，剩下的都寄回了家，这就导致，我们班长当时退伍时，身上没有多少钱（退伍费是40元，他拿出30元还给了这两年借钱的战友，借钱的原因也是给年迈的奶奶和身体不好的母亲看病），他还想在大城市给他奶奶和母亲带些药回去，因此不得已，就只能再次向大家借钱。
可在当时，因为通信条件不好，一退伍，基本上就很难再见面。虽然我们大家都很相信班长，但这一别，按照当时的情况来看，借的钱也只能是“打了水漂”。但大家因为都很佩服我们班长，就算是冒着“打水漂”的风险，还是纷纷借给了他钱（虽然不多，都是一元、两元，但在当时，大家的条件也都不好）。记得当时，班长看着大家递过来的一元、两元，一向坚强的他，哭的像个孩子。在我跟班长相处的一年间，在我的印象里，我还从来没有见到班长哭过。
而我，因为班长跟我是老乡，再加上平时也很关心和照顾我，现在班长有了难处，我自然不能袖手旁观。当年我入伍时，母亲在临行前，强塞给了我十元钱（一张五元面值，两张两元面值，一张一元面值），说出门在外，身上多带些钱，总归是好的。而我，在这当兵的一年多里，也舍不得花这钱，只是每次想家时，就拿出来看看。再加上，当时我每个月的津贴是七元（当兵第二年），我是每个月预留两元外，两个月一凑，一起寄回家。
当时，我正好凑了两个月十元（还没来得及寄回家），再加上当兵前母亲塞给我的十元，一共二十元。想着班长平时对我的好，和班长痛哭时的样子，我一咬牙，心一横，就把这二十元，全都借给了班长。记得当时，班长在看到我递过来的二十元时，他先是一愣，而后一直摇头。他知道，我家里的条件也不好。
但我还是把那二十元强塞给了班长，并且告诉他说，我父亲和母亲身体还好，而我，现在也拿到了每个月了七元的津贴，还能顾得住自己。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给你母亲和年迈的奶奶看病。在我的强硬坚持下，班长也不再推辞，他红着眼，收下了那两张五元、四张二元、两张一元，皱巴巴的二十元钱。
之后，班长又向我要了我家的详细地址（那些借给他一元、两元的战友，无论数额大小，班长都详细记录了他们家的地址）。而我，在借给班长这二十元时，其实就没想过让班长还，但架不住班长的一再坚持，我还是给他写了我家的详细地址。就这样，班长带着全连战友对他深深的祝福，在1978年3月底，退伍回到了家乡。而我，在班长退伍后，也跟他失去了联系（在七十年代，通信实在不方便）。
之后，我就继续在部队工作和生活着，一年的时间是稍纵即逝，转眼就来到了1979年6月，这时，忽然下发了不能直接从战士中提干的命令（以后想要提干，必须考军校）。当时的我，在得知这个消息时，想到的还是我们班长，我长舒了一口气，看来班长的决定，倒也没错。
而我，因为上了三年中学，算是连里为数不多的“高学历”（在当时，连里大部分战友，都没上过中学），因此在1980年3月初，连里组织我跟其他另外两名中学毕业的战友，一起复习文化功课，准备参加七月的统考（考军校考试）。就这样，我们三人在每天的工作之余，在自习室里（连长专门为我们三人准备了一间自习室），认真努力的复习文化功课。
很快，七月的统考就到来了。但我因为三年没有学习相关知识，再加上当时上中学时，成绩就是中等，所以就算我努力复习了四个月，还是没能成功考上军校（我们三位战士，只有一位1978年12月入伍的战友，成功考上了军校）。当时，在得知自己没有考上军校时，我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就这样，我继续在部队工作和生活了大半年，在1981年3月，当了四年兵的我，退伍回到家乡。
回到家乡后，我快速调整了状态，开始每天跟着父亲一起“修理地球”（按现在比较时髦的话来说），日子虽然平淡，但这缓解了我家里拮据的生活条件，母亲的身体也在逐步好转。但在干活之余，在每晚的梦境里，我总是时不时的想到班长，想到他退伍离开连队时，那坚毅的背影。
就这样，日子不咸不淡的过着，转眼来到了1981年11月。11月的一天下午，在农闲时，我坐在家里，想着不能就这样闲在家里，要出去学个手艺（当时做生意、学手艺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来补贴家用。这时，忽然有人敲起了我家的大门，并喊道，“有人吗，有人在家吗。”听着门外传来的有些熟悉的声音，我疑惑着站起身来，然后走到大门前开了门。
开门后，看着门外那张虽然变得沧桑，但依旧十分熟悉的面孔时，我不由得愣了神，而后惊奇的大喊道，“班长，老班长，你怎么来了。”听了我的话，班长哈哈大笑，然后说道，“我一直拜托咱老连长留意着，说等你退伍时，一定要给我来个信。本来我四月初就想来，但每天的活实在太忙，一时走不开。”
边说着，我把老班长领进门（老班长是赶着一辆驴车来的），然后进屋坐下，并添了茶。之后，在跟老班长的聊天中，我得知他现在在村里箍了一个砖窑，带着乡亲们在农闲时烧砖卖。说到这个砖窑时，老班长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看着眼前略显疲惫的老班长，我知道从退伍回家，到现在箍砖窑，这一路，他吃了不少苦（后来的我才知道，当时的老班长，已经是村里的“首富”）。
正说着，老班长从怀里摸出了一个布兜，然后从里面拿出了厚厚的一沓钱（后来我才知道，那一沓钱足足五百块），笑着说，“三四年了，今天终于能还上了。这钱你拿着，是我的一片心意。”看着老班长递过来厚厚的一沓钱，我知道这钱不能要，就连忙站起身来，摇着头说道，“老班长，当年在部队里，你对我那么好，那二十元不算什么，这钱我不能要。”
听我说完话，老班长不依不饶，还是强塞着那一沓钱。最后，见我实在是不收，老班长就停下了手，在短暂的沉思后，他一拍手，笑着说，“这钱你不要，也行。那全当咱俩合伙开砖厂了（因为烧砖的规模不断扩大，老班长正准备开砖厂），刚好我一个人忙不过来。”
听了老班长的话，我仔细想了想，反正现在农闲，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况且，总不能一直留在农村，种一辈子地，那实在不是我想过的生活。于是我就跟班长说，“老班长，我去砖厂给你搭把手，试一试可以，但不能算咱俩合伙，这钱，我还是不能要。”
等我说完话，老班长见我愿意去，就笑着说，“哎呀，只要你去就行，我今天来，就怕你不想去。等开了砖厂，肯定忙不过来，我正缺一个靠得住的人。”边说着，老班长高兴的站了起来。而后，我就跟着老班长，去到他的小砖窑学习，并为砖厂的开办积极准备着。
但让当时的我，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就是我当年在部队的无心之举，就是这“试一试”，让我跟老班长一起合伙开砖厂，到承包公社砖瓦厂，再到接手县砖瓦厂，一步步地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成就了老班长和我，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