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威王可以说是战国时代田齐王朝最伟大的君主，就算是春秋时代的姜齐君主，也只有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能与之媲美。齐桓与齐威时代，是齐国八百年历史中独二无三的黄金时代。
这个赞誉并不夸张，因为齐威王与齐桓公一样，都是在接手一个烂摊子的情况下横空出世，奇迹般的开创一番霸业，这不禁令人浩叹，虽然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人民”，但一个雄才伟略的英主，有时候的确可以改变一国的命运，主宰天下的走向。
齐威王是田齐王朝的第四任君主。在他之前的三任君主，都是些只会争权夺利没啥正经能耐的政客而已。由于田氏代齐在礼制上属于篡立（注1），所以他们对外急于得到政治承认而谨小慎微处处让步，对内急于清除反对力量而消灭异己疯狂镇压，说的难听点就是对外孬对内狠，结果就是造成齐国内外交困，诸侯并伐，国人不治。比如，齐太公田和几次被三晋打败，损失惨重，到了公元前374年，田和的儿子田午又发动政变杀死自己的哥哥田侯剡及侄子田喜自立为国君，弄得田氏宗室之间矛盾重重（注2），国内政治不稳，各诸侯国趁机连年进攻齐国，把齐国打得千疮百孔苦不堪言，好好一个东方大国，变成了谁都能欺负两下的可怜虫。
田侯午二年（公元前373年），鲁国进攻齐国，攻入阳关（今山东泰安东南），燕国出兵，败齐于林营（一作林孤。林营地望不详），魏伐齐，至博陵（今山东荏平西北）。
田侯午三年（公元前372年），卫伐齐，取薛陵（今山东阳谷东北）。
田侯午五年（公元前370年），赵进攻齐的甄（今山东甄城北）。
田侯午七年（公元前368年），赵伐齐至长城。
从这个记录我们可以看出，齐国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入侵齐国的国家不但有强大的三晋，甚至还有燕、鲁、卫等小角色。这主要也是因为齐国在春秋时的先发优势已经耗尽，如今只能被迫在内线与中原发达国家胶着，而三晋与秦楚燕仍有大片外线的蛮夷势力可以兼并，此消彼长之下，齐国颇有日落西山之势，常常被欺负也就不足为怪了。
等到公元前356年田午终于死翘翘，总算是把这个破败不堪的烂摊子留给了儿子田因齐，也就是齐威王了，当然田因齐初即位的时候还没有称王，我们姑且先这么叫好了。
然而齐威王刚即位，三晋便因齐丧，攻打齐国灵丘（今枣庄市桑村镇），齐国免不了又是一番割地赔款。可齐威王受命于此危难之秋，却不思励精图治，反而每日纵情声色，夜夜笙歌，醉生梦死，不问政事，就让整个烂摊子继续烂在一边不管！整个儿一放荡不羁的公子哥嘛，哪里有半点一国之君的样子，更别奢谈什么称霸天下了。
齐威王这么胡闹，其实是一种策略。就像当年楚庄王三年不鸣、一鸣惊人那样，目的是为了隐藏自己的真实面目，窥伺时机，观察人才，等待一飞冲天的机会。
楚庄王是三年不鸣，威王却是蛰伏九年，终于等来了四个关键的男人。这四个男人，就是“稷下先生”淳于髡、邹忌，宗室名臣田忌，以及本书的主人公孙膑。
不怕干不了，只怕不肯干。很快，齐威王便开始重整吏治，广开言路，他竟一次性当众残酷烹杀了贪官佞臣十余人，此等雷霆手段，在先秦历史上绝无仅有，俨然一副超强法家的做派，哪里会比商鞅吴起的变法逊色。此外，齐威王还大走“群众路线”，恢复了尧舜时代的“谏鼓谤木”制度：即在朝堂外设置一鼓，供民众击鼓进谏，并表示：“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而所谓“谤木”，便是在谏鼓旁再立一根木柱，上挂木牌，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对政府和官员的意见，书之于木牌之上，定期由官府收集木牌，直送齐威王处。在当时，“谏鼓谤木”成了国君绕开官员与国民直接联系的一种重要手段。
当然，战国以后，“谤木”越立越高，逐渐人不可及，而最终失去了它原先的意义，成了一个象征性的符号。到了东汉时期，它更变成了一个装饰性石柱，被称为“华表”，立在宫门口，极尽华美庄严，却毫无实际作用。而“诽谤”这个词的含义，也由原先“提意见”这样的中性词，变成了“造谣、中伤”一类的贬义词。至于“谏鼓”，则逐渐下沉到了县一级官府的门口，变成了类似于“110”的一种报案工具。从这个演变中，我们也可以清楚的看出，中国是如何从类似齐国这样的分权制国家，逐渐演变成为集权专制的秦制帝国的。
我们都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齐国之所以采用分权制度，还是因为齐国有重商的传统。众所周知，齐国从管仲时，其手工制造业技术便领先全球，特别是丝织品产业冠绝天下。而由于田氏代齐流血不多，所以对齐国的旧体制基本没有触动，到了战国中期，各国都已部分实行了郡县制，只有齐国毫无改变。
当然，齐国也有县，但与列国的县并不是一个概念，大小只相当于一个村子，所以会出现国君赏赐大臣，一出手就是几百个县的情况。孔子说最小的县只有十户人家，大概也是说的齐国这种旧体制国家吧！另外，齐国的县虽小，但也不是由职业官僚管理，而是由贵族统治，称邑大夫。这也是古代商业文明的一个特征，商人热爱流通与迁徙，他们见多识广，不爱守规矩，更不喜欢集权的禁锢，比如古欧洲的希腊城邦、自治城市，以及汉萨同盟就是典型。而正因为如此，后来在秦始皇死后的六国反秦运动中，齐国虽不如楚国反抗激烈，却势力最顽固，就算到了汉武帝前夕都相对独立，与中央非常疏离。
你也许会说，重农大概不一定会比重商好，那秦国的集权与郡县制难道不是更好吗？其实，从古今中外的历史来看，集权与分权各有优劣，不一定谁就更好。集权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分权则地方自主性更强，容易革新与改良。
可惜，秦孝公与商鞅痛恨工商业与金融业，认为商人和手工业者都是游食之民，缺乏对国家的忠诚，所以秦国以及之后的秦制帝国都是重农抑商，农业被称为本业，商业被称为末业，商人再有钱都会受到打压，包括人格打压、身份打压和重税打压。事实上，在战国中后期，齐闵王与秦昭襄王东西称帝，就大有商业文明对垒农耕文明的势头，可惜齐国失败了，从此也就断绝了中国成为商业文明的可能。
讲完齐国的重商传统与分权制度，我们还要重点提一下为齐国强大做出重大贡献的高级智库与学术交流中心——稷下学宫（注3）。齐国的稷下学宫与当年的魏国的西河学派差不多，都是政府大力扶持的官办学术教研机构，其形式有点像我们现在的“中科院”，但学术氛围与组织形式比“中科院”更活跃、更自由；归根结底，齐国人与魏国人、秦国人都不同，他们重文轻武，奢靡好动，宽容阔达，喜讽谏、多智谋，好议论，与商鞅那套鼓励农战、加强基层控制的路子根本不搭（注4），所以只能走有齐国特色的变法图强道路。
所谓齐国特色，就是解放精神文明的生产力，讲究奇巧谋略，操纵经济，斗智不斗力。所以秦国地位最高的是军功贵族，魏国和楚国地位最高的是皇亲国戚，而齐国地位最高的却是稷下学宫的“教授”们，他们都被齐王授予上大夫（注5）的职衔与俸禄，美称稷下先生，作为国家智囊团被供养起来，不仅待遇优厚，而且言论自由，可“不治而议论”，既不用做委身事人的“妾妇”（孟子语），也不会被学阀权威所压迫，简直就是古今天下读书人的天堂。后来孟子周游列国，虽政治主张到处不被接受，但还是更愿意待在齐国，也待得最久，原因就是这里自由的学术环境与宽松的政治气氛，随便孟老夫子嘴多臭，齐宣王都不生气，仍拜其为上卿，给他最高工资最高福利。
总之，当时的齐国，学术空前繁荣，思想充分自由，士人备受推崇。齐国百姓最羡慕的不是高官富商，而是去稷下做学生，可以跟着老师自由的学习，自由的辩论，拥有独立的人格，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若有幸能著书立说、开宗立派，当上稷下先生，那更是国君的老师，潮流的中心，时代的骄子，活着的圣贤，出则康庄之衢，前呼后拥，车马浩荡，万众瞩目，入则高第大屋，名流往来，门庭若市，生活如此美好，连空气都是甜的（注6）。后世国子监学生跪在辟雍外聆听万岁爷教诲的事情，在稷下学宫那是不可想象的。
那么齐国为何如此重视文化与教育呢？除了齐国的民风民俗之外，主要还是齐国的经济形态所致。像秦国那样的小农经济，讲究的是自给自足，并没有余力或欲望去发展自由思想，只有商品经济才需要哲学和艺术来提升人民的审美与市场竞争力。而齐国自管仲以来就是天下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方。
此外，齐国文化事业之发达，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原因，因为齐国国君是篡位夺权，来路不正，齐威王的父亲田侯午还有弑君之举，所以他们心怀戒惧，常用物质刺激、法律保障和言论自由等福利来换取民众的支持，对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们更是极尽笼络，极力推动文化事业，以博取他们的欢心，总之就是哪把笔杆子都不敢得罪，对各家各派都非常礼遇，所以天下的读书人都爱往稷下学宫跑，最终竟汇集了大小数十流派，号称“诸子百家”，而百家之间的学术交流，又被称为“百家争鸣”。正是他们之间锋芒烁烁的唇枪舌剑与交流融合（注7），不经意间，竟决定了我们民族持久不息的生命力与凝聚力。故梁启超先生赞曰：“壮哉盛哉！非特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学史之伟迹也。”（《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事实上，如今流传的先秦著作，很大一部分都是产自稷下学宫，或者受到稷下学宫的影响，这就是我们民族哲学与思想的源头，同时也是我们中国文明史的伟大高峰。而与稷下学宫几乎同时期创建的柏拉图学园（注8），也是西方文明的源头与高峰，只不过柏拉图学院存在了九百多年，而稷下学宫只存在了一百多年，否则世界的学术中心，如今说不定在俺们山东。
总之，齐威王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被低估的一位帝王了。他的政治功业，肯定比不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甚至比不上他的前辈领导人姜太公齐桓公；但他的文化功业，则可以说仅次于周公之下，他开创了一个中国古代最自由最包容最开放的文化平台、思想阵地与政治模式，虽然他的这个模式后来被秦全盘抹杀了，但他的贡献无以伦比。
历史，欠齐威王一个公正的评价。
注1：据史书记载，春秋末年，孔子曾愤怒上书鲁国国君，请求讨伐田氏，不过没有得到响应。这也是孔子最后一次过问政事。
注2：因田午的高祖父田常有七十多个儿子，故齐宗室众多，势力庞大。
注3：稷下学宫乃当年齐威王的父亲田侯午所建，位置就在临淄城的西门稷门外；根据这一点山东省考古队经过五年发掘，于2022年初基本确定了稷下学宫遗址，就在今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小徐村西的齐故城小城西门外建筑基址群。此次考古共发现四排建筑基址，其布局和后来的古代太学相类似，整个院落东西最宽约210米、南北长约190米，总面积近4万平方米，相当于五个足球场大小。同时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大量的铺地砖和少量螺钿装饰，以及经过硬化处理的广场与千年前的排水管道。
注4：齐国靠近渤海，有渔盐之利，又有大片不适合耕种的盐碱地，确实不适合发展农业，老百姓也不会愿意跑去当辛苦的农民；然而缺少可以长期存储和运输的粮食，就很难像秦国那样维持连续作战以对外扩张土地，这也就是齐国虽富，但永远无法统一天下的最大原因。
注5：上大夫的地位高于大夫而仅次于卿，相当于“副部级”待遇。
注6：比如号称“稷下之冠”的淳于髡，原本就只是一个赘婿。赘，多余也；司马贞《史记索隐》说：“赘婿，女之夫，比于子，如人疣赘，是馀剩物也。” 清代学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则认为，赘婿，就是贫民将子嗣抵押给富人（典身），到期之后无力为之赎身，那么这个儿子就会沦为主家的奴隶，期间若蒙主家以婢女为之婚配，主仆间形成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类奴隶便被称为“赘婿”。如《吕氏春秋·观世》就记载了齐相晏子用一匹马赎回了流落晋国为赘婿的齐国贤人越石父。当然，这是先秦两汉的情况，中古时代以后奴隶消失，这个词便转化为上门女婿之意。另外，淳于髡的“髡”，就是光头的意思，当时奴隶常常被处髡刑，也就是剃掉头发，所以“淳于髡”这个名字大概不是他的真实姓名，而是绰号。连这种出身最下层的人都能成为稷下先生，可见齐国文化教育之发达。
注7：到了战国末年，黄老道一派可以说已经将诸子百家融为一炉了，从黄老道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代表北方实际思想的儒家，也可以看到代表南方虚无思想的道家，以及西方刻板思想的法家与东方浪漫思想的阴阳家。
注8：柏拉图学园正好创建于田氏代齐的后一年，即公元前387年。当时，柏拉图跟孔子一样，对现实制度失望到了极点，于是离开希腊，周游列国十余年，人过中年才回到雅典，而在城外西北角创立了这个学园。与稷下学宫类似，柏拉图学园亦有相当自由的论辩风气，譬如柏拉图弟子亚里士多德就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