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8月1日，即建军4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曾任南昌起义军总指挥的贺龙特别兴奋。他向薛明讲起了南昌起义，讲起了军队的历史。从南昌起义谈到井冈山毛主席与朱老总会师，从抗日战争谈到解放战争，从抗美援朝谈到保卫社会主义建设。

他感慨地说：“这个军队太可爱了，只要这次不被他们害死，将来打起仗来，我们这些老家伙还能出把力。”他充满自信地断言：“这样的军队，有人想利用它搞阴谋，办不到的，是要倒霉的。”这话已成了科学预言！

贺龙热爱军队，关心军队，对军队怀有极深的感情。在失去自由后，他常与夫人谈论国家的建设、国防和军队的建设，以及有关他曾经视察过的建设工地、海防哨所、连队的食堂、战士的宿舍，乃至运动员的训练场。

他满怀深情地说：“要是再能去看看这些地方，看看那些地方的人，该多好啊！”然而，贺龙哪里想到，等待他的是阴谋集团对他越来越重的迫害和摧残。

1968年9月18日，阴谋集团送来一封信，要贺龙“交代”历史上的所谓“罪行”。这是隔离以来向贺龙提出的唯一重大“问题”：“1933年蒋介石派熊贡卿到湘西，与贺龙是怎样谈判的？参加谈判的是哪些人？最后达成什么协议......”贺龙看完，把信往桌上一摔，怒吼道：“撞鬼！人都给我枪毙了！栽赃！完全是栽赃！”

其实，这个“问题”是很清楚的。1931年至1933年，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破坏，洪湖、湘鄂西地区的革命事业遭受了惨痛的失败，不仅根据地丧失殆尽，而且红军也由2.5万余人锐减到不足3000人。也就在这个时候，1933年12月，蒋介石对根据地采取两手政策，他一面以重兵围困红军，一面又亲自委派政客熊贡卿对贺龙进行游说、策反。

熊先派梁素佛联络，带着熊贡卿以昔日友好的名义写给贺龙的信，说是要来叙旧，并愿意帮助解脱困境。贺龙立即识破了熊贡卿的用心，并认为是对自己的极大侮辱，当即报告了党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分局为了搞清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破坏的情况，遂允许熊贡卿前来。

熊贡卿来到后，供述了情况，贺龙便下令把他逮捕了。在从茨岩塘到桑植途中的一个山垭口，贺龙激愤地对部队说：“今天，我们要枪毙一个坏蛋，他叫熊贡卿。他是来干什么的呢？是蒋介石派来劝降的说客，这对我们红军是极大的侮辱。同时他又是好细，我们绝不能放他回去。蒋介石的算盘打错了，他完全是痴心妄想，艰苦困难吓不倒红军，高官厚禄收买不了红军，阴谋诡计也骗不了红军！”接着下令枪毙熊贡卿。

这一番大义凛然的话和坚决的行动，凝聚了贺龙对阶级敌人的强烈仇恨，表现了贺龙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心。

然而，这在十年浩劫当中，竟成了贺龙的“罪行”？贺龙感到自己赤诚的心被严重地伤害了。他抓过一个笔记本，不停地写上“冤枉”两个字，一页纸写得满满的。他说：“他们要是叫我签字画押，我就写这两个字。要是枪毙我，我就喊冤枉！”整整一天，他都被怒火烧灼着，烟吸得很多，话很少，不时地在屋里走来走去。

那天晚上，他极感慨，他极激动，话也很多。他对夫人薛明说：“1916年2月16日(旧历)，我20岁时，用两把菜刀砍了芭茅溪的盐税局子，开始闹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又拒绝了高官厚禄的引诱，驱赶了敌人派来的说客，处理了部队的反动分子，保护了被追捕的共产党人和农协会员。然后，坚持执行党的指示，参加了南昌起义。”接着，贺龙又谈到昔日九死一生的战斗和艰难的万里长征；谈到在王明路线时期，怎样处于被排斥和不受信任的地位，又如何不顾个人安危，仗义执言，使革命减少损失；也谈到了他的亲属。

这是他第一次告诉夫人，他的亲姐姐贺民英、贺五妹在同敌人生死搏斗中壮烈牺牲，妹妹贺满姑被残酷地杀害，连尸骨都不能收。战争中，贺家宗族上百口人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他家被抄，房屋被烧、连祖坟也被挖了……

贺民英

是啊！贺龙是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候，找到了党。他跟着党中央、毛主席，从没三心二意，从没有片刻懈息。他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党。

“我本来就是在共产党背时的时候参加革命的，所以多么背时我都不怕，”他叹了口气，声音低下去了，“可是，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党怎么办？国家怎么办？”这一夜，贺龙在床上翻来覆去通宵没有入睡。

阴谋团伙之所以疯狂迫害贺龙，置贺龙于死地，是因为林在战争年代曾犯有错误，贺龙对他作过批评和揭发。薛明也清楚林的夫人在国统区时的情况。更重要的是，贺龙在全军和全国人民中有崇高的威望，这成了他们重大障碍。

最终，贺老总还是没有坚持到最后，在1969年6月8日，负屈含恨地永远离开了人民，直到1982年10月，阴谋集团被消灭，所有强加在贺龙身上的不实之词都被推翻。

谨以此文致敬，贺老总永垂不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