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虽然是一个话本小说创作异常活跃的时期，但明清话本小说由于存在散佚、托名等情况，再加上小说家相关生平资料的缺乏，对于部分作品而言，欲确定其准确的成书时间存在一定的困难，但通过小说文本内容及各种信息的对接，对于绝大多数的小说作品亦可断定其大概的成书时段归属。

如对于明末作品的认定而言，“三言““二拍”的编创者冯氏和凌氏的生平资料相对较多，可以肯定这两部小说集成书于晚明无疑。

《西湖二集》有明刊原本，作者周清源，系浙江杭州人，其生卒年虽无考，但书中突出反映了明末的社会状况，并且书中称明朝初年为"国初"，亦可知其为明末作品无疑。《型世言》有崇祯原刻本，作者陆云龙，其兄为明末书坊主陆人龙，《型世言》由陆人龙评点和刊行，因此相对容易判定其为明末作品。

对于创作时代不清的小说集亦可通过与其内容、序言等相关的推论而确定其大致的时段归属。如同样题罗浮散客鉴定的《天凑巧》和《贪欣误》，石麟先生都据其内容涉及的信息推断出了大致的成书时间，颇为合理。

对于清初作品的认定，有些亦是明确的。如《连城璧》《十二楼》确定为清初李渔所作。另如《醒梦骈言》，其两种刊本的刊刻年代均在清初，而内容是对《聊斋志异》十二篇的白话演述，即其成书在清初无疑。

有些成书时间不明确的亦可进行大致推断。

明末清初是一个话本小说创作的繁盛期，明末短短的二十多年间，出现的小说数量却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等各种类型的小说都有了长足发展，话本小说创作也迎来了自己的鼎盛时期。

究其原因，首先是自明代中叶以来启蒙思潮的兴起和市民文学发展的带动。

与商业发展同步而来的启蒙思潮动摇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尤其是王学左派更是打出了要求人性解放的鲜明旗帜，抒写真情，关注生活开始成为文学创作的新思路，同时日渐壮大的市民阶层也为通俗小说提供了巨大的消费市场，这对明末的通俗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次，小说创作理论也日渐成熟。李贽、冯梦龙等人倡真情，重视小说戏曲创作，对小说进行评点，充分肯定小说的社会地位，如称《水浒传》《西厢记》等为“古今至文”，这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小说创作的兴起，

尤其是随着“三言""二拍"的出现，更是为话本小说的创作提供了范本，由此开启了作品井喷，话本小说创作繁盛一时的局面，这种创作热的余温直到清中叶才逐渐退去。

另外，出版及刻印技术的日益成熟和普及也为始于晚明的小说流通提供了便利条件，广大的市场需求进一步刺激了通俗小说创作的兴起，话本小说创作也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时局中获得了长足发展。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话本小说创作主要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是市民性。

话本小说主要以市井生活为表现对象，呈现出了城市广阔的世俗生活画卷。

二是对人性解放思潮的继续高扬。

虽然有些小说过分偏重于情欲的合理化而影响了其艺术性，但总体上表现为对时代主情思潮的回应。

三是对时事的关注。

不管是对商人生活的描写，还是对社会矛盾的反映，这一时期的话本小说在取材对象上都呈现出了对现实题材的关注，具有较强的时事性特点。

如《型世言》完全写明代本朝故事，不少是时事小说，其中的第一回《烈士不背君贞女不辱父》、第八回《矢智终成智盟忠自得忠》、第十七回《逃阴山运智南还破石城抒忠靖贼》等都是以本朝时事入小说，对明末的社会战乱及人民流徙多有涉及，当时的社会生活现实从中可窥见一斑。

这一特点在清初的话本小说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一方面是随着清廷思想统治的加强，社会伦理道德意识强化，话本由于受制于严酷的政治环境，小说用以反映生活，揭露现实的作用已大大削弱了，因此这一时期关注现实题材的小说已近寥寥，多体现出一种生硬的说教。

另外，也正是由于脱离现实和内容的空乏，清初的话本小说也多只能从体制上求奇创新，但这种刻意的求新求奇反而影响了小说整体的艺术表达效果，再加上与时代精神的疏离，使得清初的话本小说质量在总体上已明显逊于明末，由此也逐渐走上衰亡之路，但受明末余风影响，也出现了一些不失优秀的作品。

首先是"三言""二拍"的出现。这两部小说集代表了明清白话短篇小说的艺术的最高成就，它们对后续的话本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并随之开启了一个话本小说创作的高峰，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清初，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清初话本小说创作就是明末话本小说创作余热的体现。

“三言”是指由冯梦龙编创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话本小说集的合集，它们都以描写市井生活为主，全面反映了市井细民的生活面貌和思想状况，下层民众开始成为小说中正面的主人公形象。

并且在思想上也表现出了强烈的叛逆性色彩，充分肯定了世俗自然欲求的合理性，直面人生，以最为真实的态度反映社会生活。

“二拍”是凌漾初话本小说集《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合集。其中也呈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比如揭露官吏的腐败，关注市民的婚恋问题等。

但其最大的特点却在于对当时新兴阶层商人生活的全面呈现和细致描摹，这可能也和他自身的从商经历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

凌潆初完全肯定商人的逐利行为，这似乎比"三言"得利合义的评价标准更为不同，他把形形色色的商人推上了小说主人公的位置，以饱满的热情叙写了他们追求财富的商业活动和离奇经历，并认为商人财力的多寡决定了其社会地位的高低，这是公开的为商人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