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广西属于非汉族群分布广泛的省区。明朝统治者沿袭元朝的做法，对非汉族群主要采用王朝管控下的“以夷治夷”策略，为此设置了大量土司，桂西北地区也不例外。

据《明史》载：“迨有明踵元故事，大为恢拓，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而法始备矣。然其道在于羁縻。彼大姓相擅，世积威约，而必假我爵禄，宠之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惟命。然调遣日繁，急而生变，恃功怙过，侵扰益深，故历朝征发，利害各半。其要在于抚绥得人，恩威兼济，则得其死力而不足为患。”

可见明代继承元代的土司制度，并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以完善。在非汉族群聚居地方，任命土官实施管辖，负责收取赋税，听从朝廷调遣。当处在国家建立之初，制度尚未完备之时，关键在于“以夷治夷”。

历朝历代，土官大姓之间互相侵占地盘，互相为各自的利益为出发点。在征用地方土官的时候，采取恩威并施的措施，才能对朝廷不构成威胁。明太祖派兵征剿广西之后，对非汉族群采取了相应的策略。

在杨璟的论述中，对广西左右两江的土官所辖区域的土民，称之为蛮夷，所采取的办法应当是军事措施，使之感到畏惧。但在明太祖看来，左右两江地区黄姓、岑姓，虽为蛮夷之人，但同样有着强烈的求生欲望，若能够合理地处理此事，亦能使之向化。

在明太祖的诏谕当中，对左右两江的土官给予肯定，肯定唐宋以后，土官在乱世时，守土有功。在太平盛世时，上贡纳税。平定广西之后，土官即奉印来归。明太祖命特使来传达旨意，以安定百姓。

在对广西边疆地区土官土民的管理方式上，仍继续保持任用土官的方式，以管辖地方。因此，通过任用土官的方式已成为明王朝管理边疆地区的重要手段。

明人方孔炤在《全边略记》中认为在广西驻扎大军弹压有十患，而充分利用土酋的力量则有十善。原因在于瑶、僮巢穴数以千百计，若单纯依靠武力弹压，广置营堡、关隘，很难长期保持足够的兵力。

而最好的策略就是因其旧俗，仍置酋长，由朝廷委任控制，发挥其“以夷治夷”的作用，达到“内制瑶僮，外制边夷”的效果。

当然也要考虑对土官的制衡问题，因此，明廷之所以敢于大量任用土官，也是经过权衡的。朝廷有把握控制土官，土官则依靠朝廷的支持。在此情况下，朝廷通过土官来管理瑶僮，以达到地方无盗贼隐患的目的。

明廷对广西瑶、僮“”的治理策略，并不是单纯强调杀戮，而是考虑如何驾驭瑶僮，以保天下长治久安。而治理瑶僮的关键，在于瑶僮听从地方土官管辖，土官能够约束瑶僮，同时土官又需听从朝廷的征调，这就是明廷处理广西瑶僮问题的明智选择。为实现对土官的有效管控，明朝制定了一系列办法。

《大明会典》记载了土官承袭的完整程序，由朝廷兵部和验封司进行管理。经过朝廷验证以后，颁发任命，才可担任土官。事实证明，明代绝大多数时候，广西土官都发挥了统摄境内瑶、僮民的作用，而流官治理地区反而问题较多。

可以说广西土官的设置符合非汉族群众多、汉族人口较少的实际情况。洪武时期设置的土官能够管理地方，听从朝廷命令，而流官所管辖的非汉族群区域，却经常发生。因此冯俊建议在平定瑶、僮叛乱的流官地方，采用设置土官的方式进行管理。

明代广西土官对朝廷承担了大量义务，桂西北的南丹土州、东兰土州、那地土州、忻城土县等地土官，虽然实力较强，也能做到履行义务。设置土司政区之后，土官需要向朝廷履行一定的义务，并以军功的方式加官进爵。

土官可以世袭，成为各自区域的世代管理者。桂西北南丹土州在明初即已主动归顺朝廷，其实力仅次于田州、泗城，土官所管辖的土兵异常勇猛，实力不容小觑。宋元时期南丹就是羁縻、土司地方，并被朝廷授予安抚使一职。

当明朝的军队到达广西时，安抚使莫天护立马归顺朝廷。明朝按照元朝的做法，继续任用土官来管辖此地的非汉族群，使之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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