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古代的人才选拔大多会想到“科举”，而说到科举就绕不开“八股文” -- 这个国人最为痛恨的文体。

不少人认为八股文祸害了科举，空洞的内容、浮夸的文风导致选拔出来的都是“腐儒、呆儒”，而这些无能之辈人进入朝堂后又拖累了国家，致使中华从领先变为了落后 ……

这种观点有没有道理，简单了解一下八股文的诞生过程就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了。

在科举诞生之初的隋唐时期，科举考试不仅没有八股文的要求，考试内容也和现今我们所认为的科举大相径庭。

首先科目就非常庞杂，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考试内容涉及诗赋、文章、法令、书法、算术、时务、背诵、经义等。庞杂的科目和范围，也意味着评分录取标准非常庞杂，而庞杂的标准某种程度上就是“没有标准”。

在唐朝仅“宰相”这个官职，博陵崔氏出了16个、清河崔氏出12个，少一点的兰陵萧氏从萧瑀（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起也为唐朝“培养”出八位宰相 …… 宰相之下的官员更是数不胜数。

他们中的很多还就是科举出身，是这些门阀天生就是读书的苗子，还是科举根本就不是他们“任人唯亲”的障碍，大家就各抒己见吧。

所以到了北宋，王安石对科举做出了重大变革 -- 废诗赋、法令、数算等等，只取经义即《四书五经》。将科举考试的范围，限定在儒家经典这个狭小范围内，一是因为儒学早已经成为皇朝的基础，二是统一评分标准，让选拔更为公平。

注：“四书”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为《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其中《春秋》包括《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等。

虽然王安石没有限定答题的文体格式，全凭考生本事。但考生们自己却开始主动向“八股文”靠拢，这又是为什么呢？

古时语言不像现今白话文，并不讲究词性和主谓宾等语法（这些是借鉴的英文），更侧重强调阅读美感。例如“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又比如“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考生们为了金榜题名，日常主动练习平仄对仗的排比、对偶句，甚至是难度很高的四六骈文。目的就是可以在考试中炫技，博取阅卷官的重视。而八股文的一个特点就是主要内容由对偶句组成。

王安石限定考试内容后，也并未真正解决考试评判公平性的问题。比如《论语》中抽出一段话，可能三个人就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平时这样没什么，但是评分的时候就是大问题。

如果考生与考官对题目的理解不一致，无论考生水平、能力有多高，也得不到高分，金榜题名更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也是历史上很多“大牛”屡试不中的重要原因。

到了元朝为了解决问题，元仁宗在恢复科举的同时，也对科举做了重大变革。将四书五经的解读限定为朱熹的集注，考生答题时文意必须在朱熹的解释范围内。

以儒学的核心之一“仁”为例，汉代对“仁”的解释大多以“爱人”为出发点，突出“他者”的重要性，也可以认为一个人无法“仁”。而朱熹则把“仁”与“爱”分开了，强调仁是“生生之理，天地生物之心”，换句话说朱熹认为“爱人”不一定是“仁”，“仁”也不是必须去“爱人”。

具体到科举考试，当涉及“仁”的话题时，考生如果依据汉代的解释来答题，无论回答逻辑是否严密，内容是否精彩，评分时就是不合格。

明朝科举在沿用元制的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的细化。永乐朝颁布了《四书五经大全》，不仅统一了经义及其解释的版本，还下发国子监和各级府、州、县学作为统编教材使用。

先是限定了考试范围，现在又限定了考试的答案。科举就此成为了一个“指挥棒”，它明确告知天下学子，“学习什么才有用，对学习内容如何理解才有用”。这里用个实际案例来注解下这个“指挥棒”。

明朝“己未会试舞弊案”中，主考官程敏政为何敢大言不惭说参加会试的众“学霸”答不出他的考题。不是他出题水平高，而是他超纲从《退斋记》（元朝思想家刘因的一篇论辩）抽了一段作题目，他很清楚考生们根本不会去读、去学。

科举也就是这样由选拔人才的利器，演化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枷锁。因为不愿意被束缚的人难以进入朝堂，也难以融入社会主流。皇朝也就此完成了自我封闭，断绝了沟通进步的可能，在慢慢落后中孤芳自赏也就成为了必然。这也是科举大兴后，难出“大家”的重要原因。

同时“答案”的限定，让考生更难在学习成果上分出高下。进而愈发内卷，在文体炫技上做文章的人也越来越多。如何让考官在审卷时获取阅读美感成为考生的制胜法宝，排比、对偶句的在文章中的出现比例也越来越高。

元朝状元王充耘，写了本总结自己科举经验的书《书义矜式》。这本书基本没提他的学习方法、学习心得，也不对儒家经义做分析、讲解。而是通过大量举例告诉读者应该如何从考试的角度去理解经义篇目，如何应用写作技巧 ……

类似的书还有《书义主意》、《书经精说》、《书义断法》等等，这类科举“工具书”很快就成为读书人的必备宝典，读书人的时间和精力大量用在琢磨如何应试以及考试技巧上。所以明清两朝不少官员、学者吐槽那些儒生的文章读起来朗朗上口，但细品之下却如同嚼蜡。

所以不是八股文拖累科举、框死考生，而是科举和考生们自己催生出了八股文。

其实能写出华丽文章的人，学习、理解能力都不会差，他们学不出深意、写不出创新观点的原因只是考试制度和模式让他们放弃了这方面的追求、甚至不敢表露出自己的所得，不然就是给自己挖坑。明朝的徐渭就是这方面的悲剧代表。

不说徐渭的水平和能力在整个明朝能排第几，至少读懂四书五经及其集注，对他而言无任何难度。至于写作水平，他的马屁文章都能让极其挑剔的嘉靖读得心花怒放，拿出小本摘录妙句，讨好考官对他而言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他几十年科举却连个举人也考不中。是明朝人才太多，还是他太过于执着和坚持自己对于经义的理解呢？

接着说八股的话题。明朝中前期，仍未对科举应试格式做出规定。但是另一个问题的出现，又倒逼考生继续向八股靠拢。

明初由于南北考生读书水平上的差异，折腾出了“南北榜案”。明太祖基于朝堂和地域平衡的考量处理这个案子，结果考官全部被以“偏袒南方学子”为由治罪。这搞得其后考官们批卷时战战兢兢，即便卷子水平不行也不敢贸然否定，唯恐被扣帽子。

虽然仁宗将科举分成了南北两榜分别录取，仍难以完全消除官员心中的阴霾。为了规避风险，考官们越来越偏向于“阅读”这种更易分辨的表象因素判定考生成绩。这导致考生愈发内卷，在试卷中刻意堆砌各种平仄对仗的排比、对偶句。

到了成化朝，朝廷觉得必须制止这种虚夸浮华的考试文风，于是正式推出了八股文制，限定文章格式和字数。

文章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和“起股、中股、后股、束股”，两大块共八部分组成。前四个部分考查对题目的理解，也就是对经义的理解是不是在规定的范围内。这四个部分要求简单明了，几句话内结束。

后四个部分均由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组成，合起来共八股，这也是八股文名称的由来。这部分是考核考生对经义的理解应用，并约束他们“炫技”。字数方面《五经》限定500字内；《四书》则限制在300字左右，制止考生们的恶性堆砌。

牺牲粢盛，足以为祭祀之供；玉帛筐篚，足以资朝聘之费。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给之也，其孰与不足乎?

饔飨牢醴，足以供宾客之需；车马器械，足以备征伐之用，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应之也，又孰与不足乎?

明 王鳌《百姓足，孰与不足》束股

可以看出朝廷推出八股文的本意，不仅不是追捧华而不实的文风，反而是希望考生正本溯源，把精力和心思放回经义的学习和解读上面去。

只不过这是朝廷的一厢情愿罢了。因为对经义的理解早已被限定了，在指挥棒的约束下，考生们没有动力也没有心思去深入学习研究经义。

考生们只会更卷，螺蛳壳里做道场，想尽一切办法在三五百字的八股文中做出华丽文章吸引考官眼球。所谓的读书，演变为日常大量练习、背记各种八股范文 ……

虽然酸儒、腐儒、呆儒正确实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大量涌现，但是“八股文”真背不起祸害科举和皇朝的这口“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