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为何那么出名？司马光写曹丕之死如此大的一个事件，只用了四个字就交代清楚了

资治通鉴为何那么出名？司马光写曹丕之死如此大的一个事件，只用了四个字就交代清楚了“丁巳，帝殂。”   《资治通鉴》独特的写作风格令世人称道。   司马光在书中记述曹丕之死时，仅用“丁巳，帝殂”四个字便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一语道破。   时间、人物、事件，三者在短短的字句中得到了准确的交代。   《资治通鉴》的编纂工作始于宋神宗时期，历时19年才最终完成。   全书按朝代分为十六纪，详细记录了从周朝威烈王二十三年至后周显德六年之间的历史。   通过这种编年体的形式，司马光将历代君主的治国经验和失败教训一一呈现出来。   当时，宋神宗深感国家政务繁重，国君难以通过大量史书来从中汲取有效治国经验，因而在朝廷内推动了此项编纂工作。   宋神宗不仅给予司马光充分的时间和资源，还允许他借阅各大皇家图书馆的珍贵藏书。   为了克服酷热，他甚至在家中开辟了地下室，夜以继日地埋头写作。   在资料收集方面，司马光参考了包括正史在内的多达三百多种历史文献。   在书中，司马光常常在重大历史事件后发表史论，结合当时的政治现状，分析得失。   《资治通鉴》问世以来，许多有影响力的学者和政治人物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清代的梁启超就曾高度赞扬司马光的这部作品，认为它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   无论是从结构的宏伟，还是从取材的丰富，都使得后世的史学作品不得不以此为蓝本。   《资治通鉴》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的学术和文化传统。   书中总结了许多治国理政、权力运作的智慧   这些理念成为许多历史人物在治国理政时的重要参考。   唐太宗李世民便曾通过阅读《资治通鉴》及其他经典，获得了重要的治国理念。   他将历史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应用到自己的政治实践中。   清代的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资治通鉴》不仅仅是一本记录历史的书，它所提供的政治智慧，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社会变迁、历史轮回与治国之道。   《资治通鉴》中常常提到“常理”和“机宜”这两个概念。   常理是指依据传统、稳妥的处理方法，而机宜则是指在非常情况下所采取的灵活策略。   刘邦和项羽的竞争中，面对项羽的强大，刘邦并没有选择硬拼，而是通过自己的灵活，巧妙地把握了机宜。   在鸿门宴上，刘邦屡屡，通过屈膝、低头的姿态缓解了紧张的局势。   其中，韩信以出色的军事才能为刘邦争取了大量的胜利。   然而，韩信深得士兵和民众的爱戴，并且有着极强的军事能力。   刘邦曾多次表现出对韩信势力过大的顾虑。   正因如此，刘邦便在韩信提出让他担任齐王时，迅速作出了决定。   《资治通鉴》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违经合道”。   在东汉末年，何进原本可以通过直接行动清除宦官，但由于与何太后的矛盾，他无法轻易采取这种手段。   此时，袁绍提出通过引入外部兵力来威胁太后，迫使其同意诛宦官。   袁绍这一方案极具风险。   为了避免这一风险，陈琳提出以现有的军权，直接行动。   通过抓捕宦官，何进不仅可以消除政治隐患，还能够避免外来势力的介入。   唐太宗李世民的历史选择，他通过招降曾经的对手，充分展现了“违经合道”的智慧。   《资治通鉴》也强调了“资治”这一功能。   在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在短短百年内实现了从一个地方小国到统一天下的壮丽蜕变。   然而，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实施了极为严苛的法治政策，并未能及时缓解社会矛盾，结果导致了民怨四起。   刘邦在建立汉朝后，虽然也继承了秦朝的制度，但他更注重通过宽政来安抚民心。   汉初实行郡县制，保持了秦制中的一些有效部分，同时也在适当的地方进行了宽松的调整。   汉武帝刘彻继位后，利用“独尊儒术”的政策来强化思想文化的统一。   汉武帝的改革不仅包括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还涵盖了经济和军事领域。   经过三国的战争和晋朝的短暂统一后，五胡乱华使得中国进入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玄学和佛教的引入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动能。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经过数百年的发展，逐渐与道教和儒教相融合。   而魏晋玄学的兴盛，则进一步推动了儒家思想的变革。   这一时期，儒学开始深入影响到百姓的思想与生活。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   在隋朝的短暂统治后，唐朝建立并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   唐朝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也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目标不仅仅是记录历史，更重要的是通过历史的镜鉴，为后人提供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教训。   汉武帝的改革虽然成功，但也埋下了日后问题的根源；唐朝的盛世虽然辉煌，但也经历了盛极而衰的过程。通过《资治通鉴》，后人不仅能够了解各个历史时期的兴衰变化，更能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参考文献：[1]樊宁.《资治通鉴》“夏州都督李崇义”辨正[J].江海学刊,2024(6):107-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