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西北野战军的会议上，贺炳炎、廖汉生等人不满彭德怀的指责，当场与其顶嘴，一旁的贺龙气的拍桌子，“跟彭总顶牛，要检讨。彭总说了就是命令，必须坚决执行，不管有什么理由，有多大困难，都必须坚决执行，没有价钱可讲！”
1947年的春天，中国大地上硝烟弥漫，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发起了大规模进攻，企图一举摧毁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指挥中枢，面对着严峻的形势，中央军委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任命彭德怀为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统一指挥陕甘宁地区的野战部队。
这个决定看似简单，却在西北野战军内部掀起了一场无声的风暴，因为在此之前，这支部队的核心力量一直是贺龙的嫡系，贺炳炎和廖汉生，这两位年轻有为的将领，就是贺龙一手提拔起来的得力干将。
贺炳炎，15岁就跟随贺龙参加革命，是贺龙最信任的部下之一，贺龙曾说过："宁失一个师也不能失一个贺炳炎。"
而廖汉生更是与贺龙有着血缘关系，他不仅是贺龙的老部下，还是贺龙的外甥女婿，这两人跟随贺龙南征北战，早已习惯了贺龙那种宽和直爽的指挥风格。
然而，彭德怀的到来，打破了这支部队原有的平衡，彭德怀性格刚烈，做事雷厉风行，他的指挥风格与贺龙截然不同，对于年轻气盛的贺炳炎和廖汉生来说，适应彭德怀的指挥风格并非易事。
更让他们难以接受的是，彭德怀骂人是家常便饭，这与贺龙平日里的和气大相径庭。
矛盾在1948年的一次会议上达到了顶点，西北野战军刚刚经历了西府战役的失利，彭德怀召集各部队负责人开会总结经验教训，在会上，彭德怀对贺炳炎、廖汉生等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这次批评触动了贺炳炎和廖汉生的神经，他们认为，战役失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全都归咎于他们，更何况，彭德怀经常越级指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战的效果，现场气氛一时剑拔弩张。
就在这个时候，贺龙站了出来，他严厉地批评了贺炳炎和廖汉生的行为，会后，贺龙单独找到贺炳炎和廖汉生，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跟彭总顶牛，要检讨。彭总说了就是命令，必须坚决执行，不管有什么理由，有多大困难，都必须坚决执行，没有价钱可讲！”
彭德怀也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记恨他们，相反，还做了自我批评，表示在指挥方法上需要改进，这次坦诚的交流，化解了彭德怀与贺炳炎、廖汉生之间的隔阂。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贺炳炎和廖汉生领导的第一纵队表现出色，成为西北野战军能打硬仗的主力。
在抗日战争爆发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为了实现全民族抗日的大团结，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这一决策虽然在战略上意义重大，但在基层部队中却引发了不小的波澜。
许多红军指战员对这一变化感到困惑和不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就穿着那身象征着革命理想的红军服装，红军不仅是他们的身份标识，更是他们引以为傲的精神寄托，突然间要改换门庭，穿上国民革命军的军装，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心理冲击。
作为红军的老将，贺龙深知官兵们的顾虑，他没有采取强制命令的方式，而是选择了以理服人、以身作则的方法。
贺龙首先召集各级干部，详细解释了这次改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指出：为了全民族的利益，实现国共两党合作，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使中国人民不当亡国奴，红军就得改名。红军是名改心不变，一颗红心为人民嘛。
在与基层官兵交流时，贺龙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了"白皮红心"的理念，他说："为了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我愿带头穿国民政府发的衣服，戴青天白日帽徽，和国民党部队统一番号。这样，看起来我们的外表是白的，但我们的心却是红的，永远是红的！"
贺龙的话语打动了许多官兵的心，但他并没有止步于此，为了让官兵们更快地适应新的装备，贺龙和普通战士一起摸索新装备的性能，一起练习射击和操作。
贺龙的这种行为，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官兵们看到，连德高望重的贺龙将军都能放下身段，认真学习新知识，他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适应新的变化呢？
在贺龙的影响下，部队上下逐渐接受了这一改变，他们开始理解，真正的革命精神不在于外在的形式，而在于内心坚定的信念。
贺龙曾对老部下们说："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我带的军队，别人也能带，军队要听党指挥！"
贺龙的这种高尚品格和革命精神，深深影响了整个西北野战军，乃至整个中国共产党。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顾全大局、无私奉献、培养后人。
这种精神，成为了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前进的重要力量，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不禁为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胸襟和气度所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