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新四军生产的“飞马牌”香烟，在日占区的黑市上，是仅次于黄金美元的硬通货，曾以100件香烟从日军手上换来了一艘炮艇。 要说“飞马牌”的来头，得提提张云逸。这位老革命1892年出生在海南文昌，家里穷得叮当响，小时候没少吃苦。1911年，他投身黄花岗起义，后来又跟着孙中山干革命，打过护国战争。1926年，他加入共产党，北伐时当过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25师参谋长。国共分裂后，他在广西搞百色起义，带着红七军在山沟里跟敌人周旋。长征路上，他带着部队爬雪山过草地，那股子韧劲儿真不是盖的。 抗战爆发后，张云逸成了新四军的大将，先是参谋长兼第3支队司令员，1941年升副军长兼第2师师长。在淮南根据地，他发现光靠打仗不行，还得自己搞钱养部队。1942年底，他推动新四军第2师入股群众烟草公司，成了大股东，还从上海请来烟草专家，先试着搞了个“神龙牌”香烟。结果还不错，1943年3月，他又推动公司合并，成立了新群烟草公司，把香烟牌子改成了“飞马牌”。 这“飞马牌”咋做出来的？说白了，就是战士们自己动手。烟厂就是几间土坯房，烟叶是部队自己种的，采回来晾晒、发酵，再手工卷成烟支。别看条件简陋，烟叶用得可实在，卷得紧实，抽起来味道浓，成本还低。刚一推出，就在根据地里火了，大家都说这烟够劲儿。 “飞马牌”真牛的地方，还得看它在日占区黑市上的表现。那时候，南京、上海那些老牌烟厂日子不好过，烟叶贵得要命，只能往里掺姜黄啥的凑数，卷出来的烟稀稀拉拉，抽一口呛得慌。可“飞马牌”不一样，纯烟叶，味道正，烟民们一抽就上瘾。日占区的人想尽办法托人买，连日军和伪军都忍不住派人装成小贩，偷偷跑根据地弄点货。 黑市上，这烟的价格直接飙上天。一根金条能换5盒进口盘尼西宁香烟，或者3针青霉素，可3条“飞马牌”就能换1针青霉素，比进口货还值钱。新四军靠这烟换回不少药，救了好多伤员。日伪当局嘴上说要禁，可自己人抽得比谁都欢，还偷偷截留。黑市上的人也机灵，把“飞马牌”塞进普通烟的包装，交易时伸四根手指头，买家卖家一看就懂，生意照做不误。 时间一长，香烟交易成了个大网。伪军里有个叫陆建华的家伙，最早拿情报换了几包“飞马牌”，新四军靠着情报设伏干掉了敌人。后来这家伙尝到甜头，又送了好几次情报，换回更多烟。他压根没啥觉悟，就是贪小便宜，可无形中帮了新四军不少忙。类似的买卖在京沪杭、天津甚至关外都火起来，各路人马都掺和进来。 最离谱的一次，是在高邮湖边。1944年冬天，日军一个巡河小队居然提出用一艘炮艇换100件“飞马牌”。新四军这边推着香烟过去，日军验完货就撤，留下了炮艇。这船后来成了新四军水上的宝贝，带着部队沿河打了好几场硬仗。 “飞马牌”不光是烟，更是新四军的钱袋子。1944年后，烟厂越搞越大，土坯房换成了砖瓦房，烟叶堆得跟小山似的。香烟换来的青霉素直接送到野战医院，救活了不少人。那艘炮艇加入后，新四军在水上也硬气起来，沿河突袭日军，屡屡得手。 到1945年抗战快结束时，黑市交易更热闹了。重庆来的中间商用布匹换整箱香烟，乡间小路上骡车来回跑，烟民们抽着“飞马牌”，心里盼着胜利。抗战一结束，新四军1947年改编成华东野战军，张云逸继续带兵打渡江战役，指挥部队架浮桥，拿下南京、上海。新中国成立后，他去了广西当军区司令员，忙着搞建设，1974年在北京去世，活了82岁。 “飞马牌”这烟，算是抗战里的一段传奇。它不是啥高大上的玩意儿，可就是这么接地气的东西，帮着新四军挺过了最难的日子，还在黑市上搅得风生水起。抽着这烟的，不光有战士，还有敌占区的老百姓，大家伙儿用它换东西、熬日子，直到和平那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