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63岁老人正给领导倒水，领导低头一看，这老人竟穿着空军专用的拉练裤，心下一惊，急忙询问老人：“您是不是当过兵？”谁料，老人语出惊人：“曾打下7架敌机，还在开国大典上飞过。” 1983年初春，山东日照孙家村的泥土小路上，一阵微风卷起淡淡尘烟。63岁的王延周正弯腰清扫院落，粗糙的手掌紧握扫帚，动作虽慢却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利落。就在这时，县统战部部长夏良柏带着几名村干部走了进来，村民们远远围观，低声议论着这场“领导下乡”。 王延周抬头，咧嘴一笑，放下扫帚，招呼大家进屋喝口水。阳光斜射进低矮的土房，他端着搪瓷缸给夏良柏倒水时，一条褪色的军裤映入眼帘——那裤腿上隐约可见的空军拉链标志，像一道无声的雷霆，劈开了夏良柏的平静。 他愣了愣，低声问：“老先生，您这是……当过兵？”王延周放下水壶，眼神闪过一丝复杂的光芒，淡淡道：“是啊，当过飞行员，打下过7架敌机，还在天安门上空飞过。”屋内瞬间寂静，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这个不起眼的老人，竟藏着怎样波澜壮阔的秘密？ 夏良柏的目光定格在王延周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试图从这平静的外表下挖掘出更多线索。一个普通农民，怎么会跟空军、敌机、天安门联系在一起？带着满腹疑问，他拉过一张木凳坐下，语气急切：“老先生，您叫什么名字？这经历可不简单，能不能讲讲？”王 延周靠着墙，点燃一支旱烟，烟雾袅袅中，他的声音低沉却有力：“我叫王延周，1936年入伍，后来成了飞行员。”短短几句，像是打开了一扇尘封多年的门。夏良柏心里一震，这名字听着耳熟，可具体故事却像云雾般模糊。他决定追问下去，而王延周的故事，也在这烟雾中缓缓展开。 1936年的山东日照，16岁的王延周还是个瘦高的少年，扛着锄头跟父亲下地，眼神却总望向远处。他有个堂兄王延德，在国民党二十九军当连长，每次回村都一身戎装，马靴锃亮，佩剑铮铮。那模样在少年心里种下了种子——他不想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 卢沟桥的炮声响起，日本铁蹄踏进中国，王延周再也坐不住，给堂兄写信：“我要参军，打鬼子！”凭着一腔热血，他被送进北平南苑军事训练团。可战场初体验却是苦涩的，枪林弹雨中，身边战友倒下，他咬着牙跟着部队撤退，泥泞里踩出的脚印，满是愤怒和不甘。 机会在1938年降临，他在西安街头看到空军学校的招生告示。那一刻，他仿佛看到自己驾着战机冲向敌阵的模样。瞒着堂兄报了名，靠着过人的体格和倔强的毅力，他考进了黄埔军校西安分校，又转入昆明航校。 1941年，命运再推他一把——他被选为第一批赴美受训的中国飞行员。美国的训练场烈日炙烤，王延周穿着厚重的飞行服，汗水浸透背脊，耳边是教官的英语指令。他咬牙记单词，熬夜练操作，硬是把P-40战机的每一个按钮摸得烂熟。 美国教官拍着他的肩膀：“你要是留下，能当教官！”可他摇摇头：“我要回国，打鬼子。” 1943年，他如愿归来，加入了“飞虎队”——那支由陈纳德将军率领的中美混合空军劲旅。第一次任务，他驾驶P-40护送轰炸机轰炸郑州火车站。返航途中，油箱告急，他却瞥见一架日军运输机晃悠悠飞过。冒险还是撤退？王延周没犹豫，拉杆俯冲，子弹如雨点倾泻，敌机轰然坠地。 后来才知道，那架运输机载着7名日军将官。他咧嘴笑了，战友们围着他欢呼，可他心里清楚，这只是开始。 抗战胜利那天，王延周站在他的“野马”战机前，机身上画着5面日本旗——每面旗代表一架被他击落的敌机。他成了“王牌飞行员”，名字在飞虎队里传开。可战争没让他停下脚步。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他驾驶战机掠过天安门上空，引擎的轰鸣是对旧时代告别，对新未来的礼赞。1950年，抗美援朝烽烟再起，他迎战美军F-86，空中翻滚、俯冲，硬是击落一架、击伤一架，胸前多了一枚二等功勋章。 可命运翻云覆雨。他因某些原因铁窗里度过三年光阴。1961年出狱，他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孙家村，脱下军装，拿起锄头。从此，他闭口不提往事，村里人只当他是普通老农，直到夏良柏敲开这扇门。 夏良柏听着王延周的讲述，窗外田野的风声似乎也在低语。 村干部们后来私下议论：“王大爷平时闷声不响，谁知道他这么厉害？”有个老汉回忆，年轻时见王延周扛着锄头下地，总觉得他走路带风，像个兵，可没人敢问。夏良柏却坐不住了，拍着桌子说：“这不是普通老兵，这是国家的宝贝！”他连夜向上级汇报，王延周的事迹很快传开，地方电视台扛着摄像机找上门，尘封的英雄往事重见天日。 2012年，王延周在北京去世，92岁的他走得平静。他没留下豪言壮语，只叮嘱家人丧葬从简。可他的故事，像那条褪色的军裤，静静诉说着不屈与忠诚。 飞虎队的传奇并未远去，它藏在历史的风云里，也刻在每一个听过他故事的人心上。据记载，“飞虎队”在抗战中击落日机2600余架，而王延周，正是这壮丽篇章里不可磨灭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