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对于毛主席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日子。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毛主席差一点出了大事。1935年的9月9日，1970年的9月9日，还有1976年的9月9日……今天就讲讲1935年的9月9日。 1960年10月，应毛主席特邀，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再度来华访问，洋记者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再次对毛主席进行了专访。斯诺首先问道：“在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您觉得最黑暗最凶险的是什么时刻？” “1935年长征途中过草地时，张国焘准备对红军动手的那一夜，无疑是党和红军最凶险最黑暗的时刻。”“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的毛主席十分伤感地说。 张闻天、朱德等在回忆录中也曾回忆，这是“党史上最凶险的一夜”，“如果没有毛主席的果断决策，那么党史将可能改写”…… 1935年6月，茂工功，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张闻天、王稼祥曾经批评过第四方面军，为此，徐向前对他们两个人的印象并不太好。但是，却对毛主席的印象却特别好，因为毛主席讲团结，讲大局，很有格局。这是徐向前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他对毛主席的印象特别好。 大会师之后不久，当作为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张国焘，得知中央红军兵力已不足2万人，而红四方面军却有8万之众，两军实力对比悬殊后，竟萌生邪念，野心膨胀，妄图篡夺党和中央的最高领导权。 同年8月，在沙窝会议与毛儿盖会议上，中共中央通过决议，再次重申继续“北上抗日”方针，准备下一步在国民党统治薄弱的陕甘宁地区建立根据地，既可顺应全国抗日救亡呼声高涨的形势，又可靠近中苏边境获取外援。 但是，张国焘阳奉阴违。本来，左路军由张国焘、朱德、刘伯承指挥；右路军由毛主席、叶剑英、徐向前、陈昌浩指挥，大家目标一致，一路向北。然而，一直主张“南下”的张国焘，对党中央的这一决议十分不满。当他率左路军行至嘎曲河时，竟以河水上涨为借口停止前进，要求转而领军南下。更有甚者，1935年9月8日，张国焘密电自己的老部下、右路军政委陈昌浩，要求其迅速率部南下，并尽快“武力解决中央”…… 关键时刻，这一密电被时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的叶剑英首先截获，立即告知了毛主席党中央。得知这一紧急情况后，毛主席便紧张思考，寻求对策，因为这一危机如果处理不当，将会导致红军内部火并，甚至整个中央领导层的覆灭。 据党史记载，在那一夜最凶险的9个小时里，他眉头紧锁，烟不离手，面前的烟灰缸竟然堆满了三次。经过一夜的紧张思索，毛主席终于渐渐理出了头绪，并立即召集张闻天、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人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做出了稳妥对策：派张闻天即刻前往红三军团驻地传达北撤指令，由周恩来连夜紧急集结部队准备北上。 9月10日凌晨，按照中共中央命令，以红一、红三军团为首的中央红军主力，迅速脱离张国焘的控制区域，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的带领下单独北上，最终脱离了险境，史称“北上先行支队”。 1个月之后，张国焘便在四川卓木碉悍然宣布另立“中共中央”，自任“主席”，走上了公开分裂党和红军的歧途。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建立了举世闻名的陕甘宁根据地，为此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张国焘率右路军南下不久，便在“百丈关战役”遭遇惨败，元气大伤，被迫退守甘孜，逐渐陷入困境。后来，在“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的居中调解下，陷入绝境的张国焘才被迫取消其“第二中央”，同意继续北上。 事实证明，毛主席的北上战略是正确的，而张国焘的南下战略则是错误的。不久，红四方面军最终再次北上，于1936年10月与红二、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壮举宣告胜利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