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其作为进入西藏的重要通道更加具有战略地位。康熙、雍正时期用兵多经过云南，所以此驿路必然开通。

从昆明至丽江为由滇入藏通道，本为明代遗留，原来没有驿站，只有堡，堡夫负责驿递事务，但堡夫多已逃亡。

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朝派兵进征西藏，始设安宁等十七处驿站，每站设马六匹。在雍正以后，清朝入藏不再走云南路，改由四川和青海，云南作为进入西藏通道的战略地位大大下降，这条驿路再未重新安设。

驿路的兴废表明了较之川边，滇西北区域的“改土归流”使得滇西北地区没有更大的土司势力存在，流官和土官共同管理以及派驻绿营等因地制宜的策略。

在社会治理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效，清末前期的中甸社会总体局势较之四川稳定，因此清政府的社会改革就没有对中甸地区涉及更深。

中甸、维西等地的稳定，离不开清朝在这些地区军事上的长期投入与建设。

从驻军来看，清代的绿营在滇西北方向设有“鹤丽镇维西协”，总部驻在维西，下设立左营和右营，分管维西与中甸以及周边地区的防务。

清中甸地区的绿营与土官的军事力量也是中甸、维西等地社会秩序持续稳定的关键原因。随着国家权力以及军事驻防的削弱地方社会开始出现扰动的迹象。

这一时期为配合川边的改革，云南地方政府在滇西北的治理上秉持朝廷“川滇联防”的原则。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藏区教案的爆发，清政府逐渐意识到自身对边地社会基层权力掌控的不足，川、滇边地的社会长期处于政府权力的控制之外。

于是，清政府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设立阿墩子“弹压委员”，派专员夏瑚委任阿墩子“弹压委员”。

滇边地区的社会并没有跟随川边的强势改土政策而动荡，清政府也意识到要预先对川、滇两地连接区域进行防控，才能够保证川边的改土成果不被破坏。

随后的事实也证明，滇边地区“设置弹压”和保持军事存在的做法，使得滇边地区局势在川边改革中始终保持稳定，没有造成川、滇边缘区域的联合动荡。

极大地支援了川边改革。但是，川边强势改革的影响还是有一小部分扩散到了中甸地区。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川边巴塘县属的巴拉、塞聪两村在改土的过程中发生叛乱，迅速被清军剿平，之后，清政府将巴拉、塞聪、衣利三个村子（边三村，现今当地人仍保留这个称呼）划归云南丽江府中甸厅管辖。

除了土司势力以外，赵尔丰在巴塘的改土也引起了巴塘浪藏寺等僧人势力的强烈不满，该寺的喇嘛经常带领僧众骚扰滇边中甸、定乡等地。

最终在宣统二年（1910年）被阿墩子弹压委员夏瑚联合四川新军联合剿灭，这也为民国建立前，清政府在滇边最后的一次军事行动。

但总的来看，在大理杜文秀起义后，滇西北地区再无大的武装叛乱，因此中甸也获得了短暂的社会稳定，商业活动也再次频繁起来。

中甸的清政府官员逐渐懈怠下来，而清中央政府此时正疲于应对内地此起彼伏的社会动乱，中甸社会稳定的表象也让清政府对中甸存在的社会隐患麻痹而放松了对地方的军事和行政控驭。

目前可见的一些零星史料似乎表明内忧外患之下清王朝在中甸的权威不可避免地在消减。

清代“康乾盛世”创造了大量了的社会财富，使得朝廷内部滋生腐败的案件有增无减，严重影响到清朝的吏治，虽经过朝廷严酷的治理，但仍旧无法杜绝。

到嘉庆时，朝廷官员腐败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贪污风气盛行，大臣结党营私，官员生活奢靡，社会治理松弛，贫富对立，社会矛盾日益凸显。

在边缘地区，流官治下的地区也常年积弊，吏治腐败，治理废弛，流官懒政，边政常年松懈，社会风气败坏，地方土司官员常常贿赂朝廷命官，以权谋私，土司官员内部争权夺利，内斗不断。

而在土司官员和流官势力的联合剥削压迫下，边缘区域的民怨沸腾，动乱事件频发，社会动荡，农民暴动等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

吏治腐败的问题不断侵蚀腐蚀着清朝在边缘地区的行政体系，使得清朝的治边方略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为日后边区的失控埋下了大量的隐患。

到清末时，官吏腐败和边区失治的问题已经积重难返。这使得西方势力得以乘虚而入，加深了政治局势的复杂性，清政府也无力去阻止西方对西藏、云南地方的入侵。

而几次“教案”也反映出了清朝政府对边区治理的无能，处理结果往往是政府不断妥协退让，使得列强势力行事更为嚣张，慢慢激起了民众对于腐败流官的怨恨，宗教上层和土司官员也对清政府的统治失去信心。

“土流并治”的策略在云南的中甸、维西等地区实现较早，但晚清时期没有对政策进行适当跟进调整。

乾隆后，清政府对于这一区域的治理出现松弛，流官疏于对土司官员和宗教势力的监督和管理，加之贿赂成风，土司官员和寺院势力不断巴结朝廷命官，形成利益群体。

更加削弱了朝廷对本地势力的管治，使得土司官员和僧侣在地方势力得以发展壮大。

同时，由于格鲁派势力在藏族基层社会的强大影响力，朝廷在滇西北地区推行教化的措施频遇阻力，庙学、义学等设施遭同治战乱破坏后就没有恢复。

推行内地文化的措施迟滞下来，教化政策的影响范围被局限在中甸城区和汉族人口较多的区域，效果不理想。

另一方面，多数内地官员都不愿去边地做官，上任的官员又或甘于维持现状，懒政怠政，致使土司官员和僧侣势力长期把持基层社会，流官则乐于接受土司官员与僧侣集团的贿赂和巴结，清代前期“因时而进”的改土政策在中甸后续无力，改革难以再继续推进。

有人认为滇、川、藏毗连区域治理的整体性原则是不能动摇的。

清前期对该区域的治理是卓有成效的，统治者在这一区域治理上的战略总体规划明确。

周围的政治环境也相对稳定，而清末“内忧外患”的局面导致决策者对川边采取“救火式”的强硬治理，虽然治理成效明显，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川边地区长期的社会积弊。

但土司喇嘛等社会力量与西藏在跨区域关系依然存在，有卷土重来的可能性，边疆危机的紧迫性没有给晚清统治者更多缓慢施政和考虑的空间。

赵尔丰亮眼的短期改革也只是晚清治藏策略在大厦倾覆前的“昙花一现”，最终也没能挽救晚清政府灭亡的命运。

总之，川滇边区改流政策的不同步、不协调，土司和僧侣势力有潜伏流窜的土壤，导致川边改革成效不彻底，而中甸政局稳定的假象又使基层控制空虚的问题被人为的忽略了。

随着清政府的倒台，原来强硬的治理政策中断，所引发的矛盾也开始爆发，在民国初年引起了不小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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